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从未达成任何正式的同盟条约，并且两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但它们依然团结协作，共同击败了纳粹德国。

在整场战争之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及其高级顾问之间曾经有过很多次高峰会议，有时候也包括其他盟军将领，比如法国和中国的高层领导。此外，他们还与斯大林有过三次高峰会晤，丘吉尔还曾经在1942年单独前往莫斯科。

在英美之间发展出的友好和睦、紧密合作关系之中，更重要的是一个整你根本军事计划系统的出台。英国和美国都让其顶级陆军、海军以及空军的总参谋长来亲自参与国家军事计划的制定过程。但是，一个新的机构，即“联合参谋长团”，在美国参战之后由第一次盟军会议产，那次会议就是于1940年12月~1941年1月期间在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

联合参谋长们聚集于华盛顿地区，其中包括美国联合参谋长以及英国参谋总长的代表们，他们将一直恪守这一议务。这一机构对主要军事计划的重要细节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对资源做出了相应的合理分配。在较低的级别中，英美两国在欧洲战场的所有作战计划从诺曼底登陆之后，都由充分一体化的司令部小组做出计划安排和人员分配。身为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就是逐一解决各国战线中出现的分岐。

首脑会议也包括了联合参谋长（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参谋长们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在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更多的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有两次盟军会议是在魁北克召开的，还有一些会议在卡萨布兰卡、开罗以及马耳他举行。每一次会议都会商讨复杂的问题，在这里对其细节不予赘述。但是，特别重要的主题都得到了强调。

美国领导人始终如一地坚信，击败德国的最佳办法就是最直接的迎头痛击，因此必须在英国境内建立部队，发起跨越海峡的进攻并径直冲向柏林腹地。有过痛苦经验教训的英国，对德国陆军的战斗实力实在是了解得太清楚了，因此如果跨越海峡作战的计划尚未成熟，那么他们就不愿意冒这样一个大风险。他们还相信，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目标之上的做法显得有点儿“偏心眼”，因为这会忽略了在地中海的重要利益，进而会使盟军无法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做出及时的反应。

总体而言，英国人在1942~1943年间的观点采纳中显得更成功一些，他们的战争贡献要比美国更多一些，不过到后来，美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扩张，而英国的影响力则处于下滑、缩减之中。这意味着在1942~1943年间对北非战场的清除和对西西里岛以及紧随其后对意大利南部的入侵，最初并没有得到美国参谋长们的欢迎，而后来从意大利军事行动中抽调很多资源的建议，也遭到英国人的强烈反对。

与斯大林的高峰会晤（在德黑兰、雅尔塔以及波茨坦地区，在最后一次会议中，哈里·杜鲁门和克莱蒙特·艾德礼取代了罗斯福和丘吉尔），除了对军事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之外，还更加关注战后欧洲的秩序应该如何构建的问题。最终，一个真理开始大白于天下：这场战争将以苏联红军对说东欧地区的控制为结整 ，而斯大林将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对其予以控制，不论他对自由选举与其他类似事件有关的问题做出什么样的战时承诺。然而斯大林最终也信守了他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中许下的诺言，并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不久加入了对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