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仪式刚结束，刘亚楼特意把西安十一航空学校的校长杨思䘵叫来，当面表达了歉意。他感慨地说道：“思䘵，这事儿怪我！要是当初我没把你调到空军，你现在肯定已经是将军了！”
杨思䘵听完笑了笑，对刘亚楼说道：“司令，要不是有你，我怎么可能有机会驾驶飞机，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在空军的一次内部会议中，刘亚楼又一次谈到了杨思禄的军衔评定情况。他解释说：“杨思禄原本有资格晋升为少将，但因为我将他调到了空军，现在他担任的是正师级校长，只获得了大校军衔。不过，这也与他个人的情况有关，他对作战过于热衷，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晋升。”
刘亚楼提到杨思禄“自己耽误了自己”，这话到底啥意思？咱们得从杨思禄的从军经历讲起。
杨思䘵出生于江西于都，1933年投身红军队伍，被编入少共国际师。凭借出色的射击技术和灵活机智的表现，他很快被选拔到首长身边担任警卫工作。
杨思䘵一直渴望能奔赴战场，多次提交请战书，希望得到批准。然而，领导认为他在警卫岗位上更能发挥价值，因此始终未同意他的请求。
在抗战期间，杨思禄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343旅的警卫连连长，这才有了直接参与前线作战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并未有过类似的实战经历。这次任命不仅让他得以投身战场，也标志着他军事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由于他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屡次在紧要关头建立战功，因此被调往冀东军分区，担任特务营营长，这一职位他持续了四年。
从1940年到1944年，杨思䘵在军事指挥和部队管理方面进步显著。经过实战磨练，他的作战技巧和领导水平不断提升。到战争后期，由于表现出色，他被任命为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团长，承担起更重要的职责。这一任命充分体现了上级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标志着他在军事生涯中迈上了新台阶。
杨思禄在抗战时期晋升为团长，这本应是职业生涯的巅峰。然而，他随后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主动要求调职。这一决定并非由于任何过失，而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杨思禄担任热河纵队第25旅旅长。然而，由于部队进行精简整编，他被调整为副旅长。尽管职务有所变动，但这一级别仍然相当高。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大多数在抗战期间担任旅级职务的军官都被授予了少将或更高的军衔。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杨思䘵刚被任命为副旅长没多久，就主动要求降级去当团长。这究竟是为什么？
杨思禄在军事指挥上很有主见，他不喜欢按照别人的套路行事，更愿意按自己的方式打仗。但作为副旅长，他得事事听从旅长的安排，缺乏独立决策的空间，这让他感到难以适应。因此，他主动向上级提出降职请求，希望能调任团长，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指挥才能。
他的这个请求让组织感到为难。按照常理，军队需要能征善战的指挥官，也更倾向于提拔有能力的将领。然而，像他这样主动申请降职的情况，确实非常罕见。
萧克认为，杨思禄从旅长降为副旅长，可能心里不痛快，于是主动找他沟通。
杨思䘵认真地告诉萧克，这个决定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更愿意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觉得担任副旅长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萧克看出他态度坚决，便不再阻拦，任命他为59团团长。这一职位他担任了整整两年，直到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才被提拔为教导师师长。
不少人认为，假如他当时没有主动降低自己的职位，到了解放战争快结束那会儿，他很可能已经成了纵队司令。但就因为他做了这个选择，直接耽误了自己的升迁机会，最后只当上了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刘亚楼受命筹建空军部队，急需各类专业人才。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昔日的老部下杨思禄，认为他是理想人选，便邀请其加入空军队伍。面对老上级的召唤，杨思禄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表示将全力服从组织安排。
刘亚楼为他提供了两个职位选择：一是担任空军预备科总队司令员，属于正师级职务；另一个是出任航空学校参谋长，为副师级岗位。
杨思䘵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进入航空学院担任参谋长一职。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有机会亲自体验飞行，以此作为对自身能力的考验。
刘亚楼对此并不惊讶，他深知杨思䘵的为人。在战争年代，杨思䘵多次主动要求降职，每次都为了自我突破。
1955年授衔时，杨思禄的军衔仅被评定为正师级，最终获得大校称号，未能晋升为少将。这一结果不仅让杨思禄本人感到遗憾，连刘亚楼也对此表示惋惜。这一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之前的一次关键选择，直接影响了他在军衔评定中的结果。
杨思䘵凭借卓越的才能，在1961年再次获得晋升，成为少将。他曾先后担任空军第三军军长和福州军区空军司令等重要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杨思䘵将军享年104岁，于2020年离世。如此高寿，或许正是他一生淡泊名利、心胸开阔的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