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奥朗的作品虽有各种名称，但其实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有关一个现代知识人的怀疑、孤独、激情与倦怠，总其名曰虚无。他有一种独特的本领，就是长久地保持在激情与虚无的分割线上，这是一条孤峰突起、利如刀刃的分割线，众人俱向两旁跌落，而他稳稳地立定在那里，就像他能从自杀倾向中汲取生之欲望一样。
齐奥朗：从世界的反面生活
思不群
历史就是把大厌倦传给
新鲜的人
——耶胡达·阿米亥《在新奥尔良大学》
一、阁楼上的隐士
有一段时间，我在图书馆里和互联网上到处寻找关于某个作家的一切文字，就像一个挑食的孩子粗鲁地在盘子中翻拣肉星。但这一切都显得徒劳。他像一个隐士，住在高高的阁楼上，远离人间的喧嚣，抹去了自己的踪迹；又像一个望气之人，从那小小的格子窗，望向虚空。他通过那里从天空中上上下下，总是走神去往那些虚无缥缈之物中。他躲避名声，远离人群，执着地让自己成为一个失败的堆积物。然而，他的文字如同一个文学玛尼堆，当你参拜过后，即使把它抛到一边，也会持续感受到它从远处发出的能量。
二十二岁那年，一个令人压抑的下午，他处于精神的低潮中，突然，一只针筒将某种绝望的针剂推入他的脊椎中枢神经，并命令他脱口而出：“我再也受不了啦！”而他母亲只淡淡答道：“早知如此，当初我就去流产了。”母亲的话让他醒悟，也让他惊愕，惊愕于生命纯粹偶然性的本质——它只是一个意外，一个念头延宕的结果。在那样一个念头之上，你无法将厚重的人生意义放上去，即使放上去，它也会掉下来。当“整个世界被无用感击中”时，齐奥朗（又译“萧沆”）遭遇了某种虚无，但由于他是如此之轻，即使掉下来，也会重新飘起，浮在半空，随之而来的是托举与下沉共同作用下的眩晕。
齐奥朗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他而言，这虚无不是精神的耗散，而是内在的激情。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对齐奥朗而言，绝望甚至比希望更能带给他激情。他以饱满的热情来书写虚无与倦怠，类似于在慵懒的太阳下，春天将花朵摧至残败。阅读齐奥朗有时会让人感觉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同一部作品，他的所有文章都是同一篇文章。那些看起来不同的文字之树，最终漫漶连缀成一片密不可分的森林，他在其中倾泄他的怀疑、谵妄、疯狂、僭越、颓废、迷失。齐奥朗的作品虽有各种名称，但其实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有关一个现代知识人的怀疑、孤独、激情与倦怠，总其名曰虚无。他有一种独特的本领，就是长久地保持在激情与虚无的分割线上，这是一条孤峰突起、利如刀刃的分割线，众人俱向两旁跌落，而他稳稳地立定在那里，就像他能从自杀倾向中汲取生之欲望一样。这是十分危险的。但由于他常年以此来训练自己，所以撕裂的危险大大降低了。这也体现在他的住所上，他住在巴黎左岸的奥德翁街，据说一边是大学林立的拉丁区，一边是艺术家荟萃之地，而他就待在交汇线上，隐居在那一道缝隙里。
一切世间珍贵之物，当它升到阁楼的高度时，就会破灭，化为梦幻泡影。齐奥朗在一九四七年完成的《解体概要》中对自己未来所住的阁楼如此描绘：“我梦想过一个世界，那里没有气候，没有时刻，也没有那充满时间的胆怯。” 也就是说那个世界一切皆无。他是一个未剃度的佛教徒。但有时他也会降下来，遇见谁就与其把臂入店，用酒点燃心火，享受内在的燃烧带来的眩晕。他自述有一段时间频繁参加社交活动，因为那时他很爱喝酒，而又像需要酒一样需要贫穷，所以当有人邀请他参加聚会，他几乎从不拒绝。这样就不必放弃对二者的同时占有。
二、孤独与上帝
二十多年间，齐奥朗远离祖国，回避众人，在巴黎街头廉价的小旅店里栖身，独自沉浸在对自我和世界的审视以及与自我的对话当中。他唯一的友伴是孤独。阅读齐奥朗，你会发现他专门阐述孤独的文字并不是太多，但他的每一篇文字都浸透了孤独感，都与孤独相关，都建基于此。对于他来说，孤独是精神的必需品，是一道基石。孤独的另一个名字或许可以称为“齐奥朗菌”，它无孔不入。在他后来所住的阁楼中，随着墙体向上不断变尖，趋向一个点，市声与世情也在逐渐稀薄，逐渐至于空无。那最后的一个点，就是孤独的顶点。齐奥朗独自拥有它，不允许任何人与之分享。孤独就是从世界中退出，独自面对自己，回答自己的疑问与惊异，像琥珀一样，用透明的思虑把自己包裹起来，长时间地只和自己待在一起。“只需要这一个：长久的、长久的独处。” 齐奥朗深爱的里尔克曾这样说。而他喃喃回应道：“孤独，极其孤独，是唯一要紧的事，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守住它。” 你看，对于齐奥朗来说，孤独变成了一种财富，变成了通向那些思想火星的守门人。实际上，孤独是每个写作者都要学习的一门技艺，但这门技艺需要自己去习得，它秘不外传。在齐奥朗的第一部作品《在绝望之巅》中，孤独还是一个让他感觉到自己和世界的分离之物，及至创作《解体概要》时，孤独分泌出了莫大的甜蜜和安慰，将他完整地包裹起来。而我传习这项技艺的体会是：与他人相处是习俗，是生活；与自己相处则是诗歌，是艺术。齐奥朗最擅长与自己相处，几十年间与自己不离不弃，他那些极具感染力的文字就是从孤独的泉眼中涌出的甘甜之水，你从一捧水中尝到了他的狂热、尖刻，也就染上了他所投放的孤独的菌群，它们会伺机在你的身体里复活，但它们的生长需要你独自去抚育。
据说神秘主义者圣女罗撒戴着一顶特殊的花冠，这顶花冠下有一根针不停地刺向前额，提醒她从人群中退出。与此类似的是帕斯卡尔佩戴着一条特制的腰带，其上满是尖刺，当他感觉需要保持清醒时就用力捶打它。孤独就是齐奥朗的花冠和腰带。对他来说，对孤独的热爱仿佛是一种癔症，会定期发作。当它发作时，齐奥朗感觉自己仿佛退出了人间，失籍的个体飘荡在深空宇宙中，他彻底是独自一个人，用双手环绕双臂抱紧自己。此时，他除了喃喃自语，便只能与那最高者交谈。“我将上帝定义为在那些极度孤独时刻里的陪伴者。”他说。与这样一位陪伴者你还能聊些什么？所以齐奥朗所论之事皆是绝对之事，与日常无关，只关乎精神生活，只涉及精神性生存。所谓绝对，就是直接面对，赤裸裸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存在和最高者的注视与质问。齐奥朗的作品中，集中处理该主题的无疑是《眼泪与圣徒》。在这本书里，如果说齐奥朗对于圣徒和神秘主义者还存有尊敬之意，有着称颂与赞美的话，那么对于上帝的态度则几乎完全游走于怀疑和詈骂之间。这位孤独者对于唯一的陪伴者并不友好。应该注意的是，《眼泪与圣徒》是他早期的作品，他仿佛要在这本书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个体与上帝的问题，以便在之后的作品中可以做到完全放言无忌。
不过，我们不能将他对孤独的坚守过于当真，有时他也会决然地抛弃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与一位名叫弗雷德佳德·托玛的德国年轻哲学女老师频繁通信，并秘密幽会。这段恋情持续了十来年，仿佛这种稀缺的情感慰藉进一步放大了孤独的份量。实际上，对于齐奥朗来说，孤独是爱情的另一个名字，他如此地异于世人，而另一个人的到来显然提醒了他这一点。当这段感情结束之时，意味着那位老朋友又来敲他的门了：孤独正等在门外。
三、自杀学开创者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开头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加缪说这番话的目的旨在引入对自我处置的自由讨论。齐奥朗同样关注自杀问题，他可被称作自杀学的开创者，但同时也是自杀的反对派。从十九岁开始，有六七年时间，齐奥朗都深陷于失眠的折磨当中，整夜整夜无法入睡，漆黑的夜色仿佛塌陷的地块一样落向他一直睁着的眼睛，要将它填满。而随着时间向夜深推移，黑暗变成了一群猛兽，它们像扑向猎物一样扑向那发出亮光的双瞳，撕咬它，压迫它，惊异于它的不肯屈服。就这样，精疲力竭地穿过茫茫黑夜之后，他发现新的生活并没有到来，夜色并没有洗干净一个肮脏、无用的昨天，它送来的又一个黎明还衔着前一个黄昏的尾巴：它们是同一个，并非是新的一个。睡眠从身体里掏出一个崭新黎明的魔法失效了。我也恰好在二十岁左右遭遇过失眠的困扰，那是突然看清世界的另一副面孔之后，精神的大惊异引发的后遗症，就像是要看看世界在黑暗中会干出什么样的勾当来。但也许对于齐奥朗来说，失眠同样意味着对白天的怀疑和对黑夜的信任，是在精神上为世界值守，因为担忧世界转眼就会坍塌而不愿中断对话，想要一次性用尽自己的清醒。
但失眠对身体的折磨和精神上感觉到生活永远是同一日的打击，使他想到了自杀，以死亡之刃的锋利来彻底解决这一切。但生的渴望无疑是巨大的，他克服了自杀的想法，办法是整天整天地骑着自行车穿越法国各地，直到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身体像一截被用尽了的木头，沉沉睡去。许多年以后，他已经不再为失眠所纠缠，但对自杀问题的思考却一直深入下去，形成了独特的齐奥朗式的“自杀学”。他告诉我们，人是自由的，他随时可以用自杀来退出生活，一次性消灭他在世间承受的所有悲苦与煎熬，就像关掉黑夜里的灯盏一样。但既然我们像握着一把镰刀一样把自己的命运紧握在手中，那么还有什么生活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呢？所以，他的“自杀学”从更大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养生学。实际上，在我看来，齐奥朗发明自杀学，是为了与上帝争夺对自我的裁执权，他将自杀从消极的自我消灭转变为积极的生存意志，你看，这就是齐奥朗的高明之处。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却可以决定自己的死，并从世界的反面切入生活。
从死中翻出生，从死到达生，这是齐奥朗的生死辩证法。因了死的黑土地的存在，生存的春花有了无忌开放的基础。“自杀是人有别于他物的一大特征，是人的一大发现。”他进一步强调。自杀是有用的死亡，是以一个人的意志与裁决对抗所有外在宰制力量，通过一个决断证明主体的生命意志。这是齐奥朗的“临终美学”。“创造，就是生活两次”，也就是对死亡的抵御与克服。齐奥朗的自杀学正是如此，他号召人们用艺术的创造来超越自杀，超越死亡。创造的本质是以死见生。没有死，生存就是透明的，而死亡给予它神秘性。在玻璃后涂上黑色，玻璃就变成了镜子，可以反观自己。在那些镜子上跑着的奇异光斑，就是艺术。
而关于自杀，卡夫卡曾经有一个说法：“我们可以把自杀看作是过分到荒唐程度的利己主义，一种自以为有权动用上帝权力的利己主义，而实际上却根本谈不上任何权力，因为这里原本就没有力量。他什么能力也没有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他现在去拿他占有的最后一点东西。”卡夫卡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无能，而齐奥朗则欣喜于自己的无用，在自然界中，花朵都是要枯萎的，但退场方式不同，它们各有自己美丽的语法。
四、碎片与永恒
作为一个阅读者，我对于哲学永远只能识别出很少的信息，从《悲剧的诞生》中，我也许只能提取几个词，而从齐奥朗身上，我或许保存下了几个句子。我从未将齐奥朗当成哲学家来看待，我把他看作是一个性情时而暴躁时而温驯的朋友。他让人亲近。如果说传统哲学是混凝土墙，冰冷、有原则、刚硬，那么齐奥朗砌起的则是乡野的土墙，上面长着带露的花草，缝隙间藏着儿时遗忘的玩具，熟悉的歌声从远处飘来。“哲学过度沉重。这是它的重大缺点。它缺少激情、酒香和爱情。”齐奥朗在《思想的黄昏》中说道。他已经让哲学变得柔软，像一股柔纱缠绕在读者心头。
与传统哲学作为一种共同的、集体的认识相反，齐奥朗是高度个人化的，他从抽象、理性滑向形象和抒情。所以齐奥朗几乎是反哲学的，这些格言短句，本质上是精神的瞬间爆发。当康德、海德格尔在追求一个永恒的大星体时，他放出的却是一道闪电，瞬间就穿过了广袤的夜空，思想的碎片把暗夜照亮。他执着地以全部写作证明着一道公式：瞬间大于永恒。齐奥朗直言：“我需要一种野人的语言，一种酒鬼的语言。”他如此不屑于那些“哲学行话”，你很少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那些高深的哲学术语、艰涩的逻辑推论。齐奥朗是直觉哲学家，他用碎片化的思考宣扬“悲歌的壮丽”。一个穿着西装的东方人。
“我愿爆炸、飘飞、化为齑粉，我的解体将是我的杰作。我愿融化在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在我的体内融化到高潮。”这是齐奥朗的夫子自道。碎片化写作是精神实体的“解体”，通过解体，他的双臂伸展到无限大，将世界包含在自我体内，而不是相反。通过此包含，世界在他体内已经精神化、内在化，所以他说的末日、大火、死亡都是一场精神操练。解体也就是趋向无限，即无政府状态，即一种在生活与写作中坚决贯彻着的无政府主义。
当齐奥朗释放出这些飞旋的思想碎片时，它们朝着各种方向散射而出，在空中疾飞、旋转，甚至倒退，有时不可避免地会猝然相撞。但读者不会纠缠于它们行进方向的正确与否，而是为它惊人的光芒、为它奇特的形状所倾倒。对此，苏珊·桑塔格说：“真正的哲学家所说的并不是‘正确的’，而是必要的或解放性的。”这里“解放性的”一词的涵义，就如同把铯放入水中，立即使它获得了空前的活力，奔跑、蹿跳得像一只蚂蚱，让人激越、兴奋。按照我的理解，所谓“解放性的”，就是一个精准的微创外科手术，打开一个小创口，将瘀血放出来，激活新鲜的细胞。激活，这正是齐奥朗的特征所在。一切伟大的思想和艺术都是“解放性的”，它把自由还给主体，它致力于打开与激活。
在尼采之后，齐奥朗可能是最有名的以格言短章来写作的哲学家。苏珊·桑塔格在《“自省”：反思齐奥兰》中说他“与尼采最为相像的还是气质”。但一个怀疑主义者会是尼采的门徒吗？齐奥朗的虚无感、怀疑主义以及冷热参半的激情与尼采那种高昂、肯定、永远向前推进的英雄主义姿态有着明显的区别。尼采重估一切价值，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意志，估而后立；齐奥朗则根本不想有自己的哲学话语和价值体系，他不是通过植树种花来打造一片庭院，而是通过除去杂草和乱枝来营建自己的院子。尼采有他的超人哲学，有自己确信的东西，齐奥朗则恨不能将刚刚说过的话都否定掉。在对非理性、狂热、迷醉的崇拜方面，齐奥朗超越了他的老师，走得更远。他本想走出地球的边缘，掉入虚空，但必然性的力量阻止了他。
五、用身体思考
在我二十多年的阅读经历中，我喜欢的作家与诗人，大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某种羞涩：卡夫卡、博尔赫斯如此，里尔克、策兰如此，海子、沈从文亦复如此。而齐奥朗可能是一个例外。他不仅没有羞涩，恬不知耻地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还沉溺于疯狂和激情之中，享受着精神一瞬间的爆发，生怕说的话不够过头。当然，他有他的中和之术：他一手握着狂热与激情，一手握着虚无与怀疑主义，稳稳地走在现代狭窄的平衡木上。但是齐奥朗的疯狂过于丰盈，过于充足，以至于从他的头顶外溢出来，他独特的发型就是疯狂冷却后的结果。
在蔑视理性、看低知识、崇拜激情等方面，齐奥朗不愧是尼采的传人。他对忧郁、疯狂、虚无的理解如此透彻，随时可以将它们在密闭的精神腔体内加压成一种激情的燃烧。他甚至比尼采走得更远，成了一个直觉崇拜者；他用身体思考，忧伤地徘徊漫步在“思想的黄昏”，傍晚的彩霞和微风使他的语言染上了罕见的色彩和气息。所以，本质上，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甚至厌恶和恐惧电话、汽车等现代技术产品，这些冷硬之物与自然的体温隔绝，而他只着迷于一群小小血球在鼓胀的血管中集体呐喊和高速运输，驱使他下笔千言。对于齐奥朗来说，疯狂是一种精神粒子的总爆发，它卷起的飓风带着他一起奔跑，以超过时间的速度穿越生命。这些精神的飓风掀起的漩涡总是让坐在椅子上的读者把持不住，遏制不住地要站起身来，来回走动。
所以，齐奥朗对里尔克和波德莱尔的喜爱不是没有原因的，二人都是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新声，而齐奥朗无疑是一个现代的浪漫主义者，他的愤怒、尖刻、恶毒与疯狂正是源于此，一个高热的脑袋里蹦出无论多么惊世骇俗的言语，都不让人感到奇怪。他蔑视历史：“历史学就是对正在进行的愚蠢所作的调查。”他贬低神圣：“上帝：是我们腹肠的担忧与我们思想的咕噜声结出的果实……”他嘲笑大众：“我们的体质只能承受一定剂量的真实。”作为一个用身体、用血液思考的哲学家，伴随着体温的急剧上升，他不时甩出一些毒舌般的句子，大家一般都会原谅他的头脑发热。
他沾沾自喜地写道：“我还从未在自己正常体温中写过一行字。”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何他的作品都有一种精神呓语的特点。齐奥朗是一种传染病。他总是在一种高热状态、一种激情的驱使下写作，又将这高热传递给阅读者，召唤他们与他一起形成精神上的同盟。精神的高热既危险，又可贵，类似于一种精神的净化礼，当读者从中退出时，一种圣洁的幸福环绕着他：“幸福说：‘瞧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齐奥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说：凡是对我感兴趣的人，一定有某些方面的疯狂。你看，这个老头早已看透了我们。他怂恿我们和他一起跳进海水，享受冷与热的对撞和翻滚。
六、自我怀疑的怀疑论者
一天深夜，齐奥朗正在街头与人聊天，看到保罗·策兰朝他们走过来，他正准备上前打招呼，却发现策兰根本没看他们，只顾自言自语，还打着手势，一径走过去了。后来，当策兰自杀的死讯传来时，齐奥朗虽然感到悲伤，却并没有觉得意外：“他备受折磨，以至于无法在怀疑主义中避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策兰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九五三年，策兰曾将齐奥朗的第一本法语作品《解体概要》译成德文，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实际上，齐奥朗和策兰有一段时间经常见面，但似乎策兰并未从齐奥朗身上沾染到一点怀疑主义的气质，没有把这个保护罩借用到自己身上。
在所有的头衔中，“怀疑主义者”是齐奥朗愿意接受的一个。一个住在阁楼上从高处俯瞰一切的人，对人世间无疑有着更多的不信任感。他那些思想的碎片，每一片都疑虑重重，携带着质疑的气息在人间游荡，寻找精神的宿主。如果说一战时他还年幼，少不更事，那么二战对他精神上的摧毁是毋庸置疑的。尤其要考虑到，他曾狂热地相信当时国内的纳粹主义，并为之欢呼。当一尊铜墙铁壁在一瞬间突然土崩瓦解，那种对比与突转无疑具有摧毁一切信念的力量。“实际上，我啥都不信。”他曾在访谈中如此直白地说道。他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宗教，不相信哲学，也不相信美好的人类愿景。然而，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为什么要写下这么多文字，为什么要写作？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为了疗伤，为了摆脱某种东西，让生活可以忍受。然而，在一个东方人看来，写作即是立言，即是立场的表达和声明，一个人同时戴着红脸和白脸，让人无所适从。面对这种矛盾和质疑，齐奥朗耸耸肩，同样直白地说：“这是真的。这些是无法避免的悖论。”所以，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破绽和非统一性，毋宁说他是将怀疑主义发展到极致，将怀疑的矛头对准了自己，这是一个典型而又少见的自我怀疑的怀疑主义者。
国内最新引进出版的齐奥朗作品是《在绝望之巅》，在这本书的宣传语上写着“齐奥朗是现代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这无疑是反齐奥朗的，也是反怀疑主义的。我虽然喜欢齐奥朗，却并不觉得他有多伟大，我还认为“伟大”这件马夹并不适合他，因为他身上血的流速过快，不时会发热，所以经常要将它脱下来，挂在阁楼的尖顶上，给自己降降温。这种体内之热，就是多种矛盾力量作用的结果。对于敌人和友军他同样欢迎。这也许正应了英格伯格·巴赫曼的话：“一贯，即一致性……几乎向来都是可怕的东西。而轻松、缓和、生动的东西都伴随着不一致。”巴赫曼的话也让我想起了一个远古的故事：公元二世纪，著名的犬儒主义者卡尔内德斯带团出访罗马，做了两次讲座。第一次他一本正经地阐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深邃智慧，而第二次讲座却将第一次所说的完全推翻，彻底否定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果说齐奥朗在作品中曾向某个哲学流派致敬，那就是犬儒主义。他总算是继承了一个衣钵。
END
作者介绍：
思不群，原名周国红，男，1979年生，安徽望江人。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居苏州。主要从事诗歌写作，兼事文学评论、小说和散文创作。作品发表于《世界文学》《人民文学》《钟山》《作家》《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选刊》等，著有诗集《分身术》、文论集《左手的修辞》，编著有《苏州作家研究·车前子卷》（合编）。曾获“长江杯”江苏文学评论奖、苏州市文艺评论“金圣叹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