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朱德，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还是德高望重、功勋彪炳千秋的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如果了解得再深入一点，就会知道朱德从红军时期就一直是我军的最高指挥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担任人民军队总司令一职。还有就是朱老总性格宽厚仁慈，胸怀宽广博大。

当然，我们对朱老总的了解不能只停留在他表面上的功勋和荣誉上，而应该在这些殊荣的背后，探寻到朱老总不一般的人生境界和宝贵品质。而关于对朱老总的认识，要数他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最有发言权了。

1937年3月，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曾为朱老总题词：“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号召第二期抗大学员学习朱总司令。毛主席的这番评价，可以说是最恰如其分了，如果用一句不恰当的俗语“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来比较的话，朱老总就是我党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的“宝贵一老”，也可以说是党的革命事业的定海神针。

朱老总的年龄在我党的领袖集体中是除了“延安五老”之外最大的，他生于1886年，比毛主席大7岁，比周总理则大了整整一轮12岁，比彭老总、贺老总、林总、粟总等小兄弟更是大得多，是革命战争年代领袖集体中名副其实的80后老大哥。

说朱老总“度量大如海”，是因为他的宽广胸怀和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处在白色恐怖革命低潮期的革命战友们感受到了慈父般的爱护，坚定了同志们必胜的信心；说朱老总“意志坚如钢”，更是因为他对党的事业有着钢铁般忠贞的坚定信念，不断鼓舞着包括毛主席在内的革命战友即便身处逆境，饱受委屈，也要排除万难，不屈不挠的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老总就是我们革命事业的压舱石，有他在，就有底气，就有信心。

一直以来，有种声音认为朱老总在革命年代几乎就没有亲自领兵打过仗，好像不如“彭、刘、林、粟、徐”五大战神的战绩亮眼，对朱老总的打仗能力提出质疑。其实这些质疑都是无稽之谈，因为在五大战神刚刚扛枪入伍的时候，朱老总已经是“护国军”统帅蔡锷麾下大名鼎鼎的滇军名将了。而且“五大战神”对朱老总的战略规划和战术指挥能力，也都充满由衷的敬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质疑朱老总呢？

在辛亥革命时，云南都督蔡锷曾率领旗下十九镇新军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而朱德就是这次起义带兵打仗的直接指挥官，是他亲自带兵闯入总督府，俘虏了时任云南总督的李经羲，随即宣布云南独立。1915年，蔡锷被袁世凯骗入北京前，更是把军政大权交给了朱德，在自己被袁大头软禁起来后，蔡锷通过密电通知朱德发动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打响后，袁世凯怒气交加，随即派曹琨率十万北洋军赴滇围剿，面对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队，朱德勇担大任坚守十九个日夜，战马被流弹打死，军帽被子弹打穿，为护国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也可以说，著名的讨袁“护国战争”就是年轻的朱老总指挥的。战后，民国军界都争相传颂：“云南四大金刚，朱德功勋第一。”

后来，朱老总年纪轻轻就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是名副其实的少年成名，也可以说他不仅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也是民国的开国功臣。

今天，我们重点聊聊朱老总在加入革命队伍后经历的两次重大危机，而这两次危机往重了说，如果处理不好，会给红军和党的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也多亏朱老总在两次危机中的展现出来的广博胸怀和坚强意志，才将这两次危机化解于无形，让红军转危为安。

这两次危机分别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八月失败”和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的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危机。这两次危机，也可以说是朱老总人生中的两次至暗时刻。

井冈山会师

1928年初，朱老总率领着三河坝阻击战后的800壮士（这里面就有此时名不见经传的林彪和粟裕）一路转战，并在“湘南起义”后直奔井冈山，与毛主席的队伍实现划时代的朱毛“井冈山会师”。

会师后，根据地军民在二位统帅的带领下，先后取得黄洋界保卫战，七溪岭大捷，龙源口大捷等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多次会剿。在军事胜利的同时，根据地政权建设也一天天好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办医院等各项运动办得如火如荼，红军和赤卫队也一天天扩大，井冈山迎来了全盛时期。

然而，在这一片蒸蒸日上的背后，却暗藏着一丝危机。

1928年6月26日，湖南省委派来一位“钦差大臣”杜修经。这位派员带来了省委的一份指示：要求朱毛在占领永新之后，应当向湘南发展，“留下二百条枪”保卫根据地，其余主力应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的永兴、郴州一带发展，此命令需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

这份指示让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心情十分郁闷，因为此时的根据地主力红四军虽然小有发展，但仍然是一支力量极其弱小的军队，而湘南的湖南郴州市是国民党重兵囤积的大城市，有桂系范石生的一个整编师，湘系尚成杰和李朝芳两个整编师驻守，超出我军五倍以上兵力，当地也没有开展过群众运动。没有群众基础，想要另辟天地，那是白日做梦。

不得已，毛主席会同朱老总和陈毅在永新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来否决这个省委的指示。会议经过大家一番唇枪舌战的讨论，一致通过不去湘南，留在井冈山巩固根据地的决议。杜钦差一看，众意难违，就表面上同意了不去湘南的决议。

但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却始终萦绕在毛主席的心头，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今天，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很能明白毛主席的那一丝不祥预感，应该是这次会议没能做好一定范围内的保密工作。因为杜钦差在会议还没开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上级打湘南的指示宣扬的人尽皆知。

果然，会议过后三天，情况立刻急转直下。

上一次的七溪岭战斗中，被红四军打的满地找牙的赣军让老蒋委员长非常生气。这一次，他向湖南的何健下了死命令，要他必须派出湘军配合赣军全力出击井冈山。在老蒋的死命令之下，何健派出湘军吴尚部五个团，配合赣军部队，向着井冈山的核心宁岗开去。

而宁冈，只有袁文才和王佐一个营的部队，合计不到700人枪，顿时和湘军打的不可开交。很快，敌人突破砻市防线，军情紧急，毛主席和朱老总马上商议，决定由朱老总和陈毅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回师宁岗救援袁文才，而毛主席则带领三十一团留在永新牵制敌人。等朱老总和陈毅救了袁文才，保住宁岗后，在马上率军返回永新，再和毛主席前后夹击，击溃永新之敌。

说实话，如果事后真能按这样的部署行事的话，是不会有后面的失败的，因为永新县和井冈山以及宁冈之间也不过几十公里，三者之间完全可以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掎角之势互相支援，加上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方，敌人又不熟悉地形，这样的仗放在朱毛手里，打好了又是龙源口大捷一般的神仙仗。

黄洋界保卫战

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实际形势的发展，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里简单介绍下朱老总的二十九团，二十九团主要成分是湘南农军，这支队伍是朱老总在转战途中，路过湘南时收编的一支地方农民武装，有很强的小农乡土观念。此时的这支队伍已经来井冈山四个多月了，思乡之情愈发浓烈。当他们知道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带来了准备往湘南发展的指示时，全团大为欣喜。但是后来又听说会议取消了去湘南，心中便有了情绪。

加上团里一些军政干部的消极管理不作为，他们甚至鼓动士兵委员会，讨论私自组团回湘南的事，给部队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此时军队路过酃县，距离湘南郴州不过100公里，因此，士兵们闹情绪，不肯继续前行，他们还吵着闹着要求朱老总、陈毅执行去湘南的命令。

这事要放在滇军时代，朱老总只需处置几个领头的，是能压住这股风气的。但今时不同往日，朱老总现在率领的是新型人民军队，而且在三湾改编后已经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了军事民主。因此，朱老总不能用军阀那一套来管理军队，只能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不过，尽管朱老总、陈毅耐心地解释了去湘南的危险，安抚了士兵的情绪，但是军队回师永新的情绪依旧十分低落。

此刻，远在永新的毛主席，那一种不祥的预感更加强烈。于是，他在朱老总率军回师宁岗没两天的时间里，便写了一封急信命人快马送给朱老总，要求朱老总坚定永新会议的决议，千万不要冒进湘南。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此时的二十九团已经暗中联合了特派员杜修经，于次日凌晨起身后，悄悄地独自开赴湘南。

朱老总和陈毅第二天起来发现二十九团已独自离开，大吃一惊。他们知道二十九团一旦开进湘南，就会有全团覆没的危险。其实，此时朱老总完全可以放弃二十九团，独自率领二十八团回永新解毛主席之围，那样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团。但怀着对红军和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朱老总并没有对二十九团置之不理，而是立即带领二十八团去追。

回乡心切，一路上撒丫子狂奔的二十九团，很快就进入湘南境地。

原本在湘南驻守的范石生和朱老总是讲武堂的老同学，私交不错，在朱老总率八百壮士从三河坝转战到湘南之时，还曾帮助朱老总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当他得知是朱德的部队到了湘南时，也不愿与他为敌，便命令部队对天放几枪，意思意思就行了。但范石生不知道的是，此刻二十九团已脱离了朱老总的指挥。

刚到湘南的二十九团，立功心切，不管不顾地向着范石生的一个新兵团发起猛烈攻击，把那个新兵团打的一脸懵逼，他们接到的命令明明是不用认真抵抗，意思意思就行，结果红军居然下那么狠的手。

而当二十九团发现这么弱鸡的敌人后，还以为是桂军不堪一击，反而更来劲了，就想把他们团灭。结果范石生也气不打一处来，心想，玉阶兄啊，你怎么来真的，还下手这么狠。于是，他马上调来了精锐部队，下命令狠狠地打。二十九团哪里抵得住数倍于己的强大敌军，很快，这次战斗就成了二十九团的最后一战。

多亏朱老总率二十八团增援部队赶到，不至于全军覆没。二十九团还剩百八十个干部前来报到，自此，二十九团的番号取消了。这次失败，就是“八月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八月失败”后，毛主席和朱老总痛定思痛，在全军彻底开展了整军行动，摈弃了部队极端民主化的风气，在党内首次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自此以后，人民军队在以后的革命岁月里，再也没出现“下克上”的不良风气。

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历经血战湘江、通道转兵、四渡赤水，飞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等长达一年的艰苦转战，终于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这一会师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低潮期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的信心。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两大红军会师的喜悦劲还没过，一场由张国焘发起的反对中央、分裂革命力量的图谋已经在酝酿待发之中。

作为此时仍坚持革命的为数不多的中共一大代表（其他两名是毛主席和董必武），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和毛主席一样，都是老资格。但是作为李大钊的得意门生，张国焘在早期党的中央委员会中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层，在毛主席刚刚当选为候补委员时，张国焘早已是中央正式委员了。在遵义会议前，张国焘的职务一直比毛主席高。

因此，看着前来会师的残破不堪的一方面军和资历远不如自己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张国焘的军阀思想开始作祟了。仗着自己兵强马壮，不仅反对中央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而且指使手下三天两头的向中央要权。为了使张国焘能够团结在中央周围，坚定执行北上的正确方针，周公恩来还把自己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要知道，当时的总政委有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权力上是大于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老总的。

然而，党中央的让权还是满足不了张国焘的野心。虽然他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赞同中央北上主张，但在确定行军方略时，张国焘别有用心地坚持一定要将红军兵分两路行军，具体部署如下：

以中央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张国焘总政委、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以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以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以毛尔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这样一来，职务上位居自己之下的朱老总、刘帅、以及中央红军的董振堂红五军团、罗炳辉红九军团，就都被编在了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可见张国焘用心之阴险。

兵分两路后，毛主席率领着右路军历经千辛万苦，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终于穿过无边无际的松潘大草地，并拿下了北进甘南的重要通道——包座。但回头一看，张国焘的左路军居然还在原地打转，理由是跟前的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他不但命令原地不动的左路军立刻返回阿坝一带，还要求已经走出大草地的毛主席所在右路军立刻掉头南下。

此刻，毛主席的心情极坏，但让他心情更糟的是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了一封电报，这封密电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万幸的是这封电报被送到前敌指挥部的时候，政委陈昌浩正好不在，被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叶帅看到这封密电后，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便立即赶往毛主席的驻地作了汇报。

此时，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不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任由张国焘胡来的话，必然会给红军和党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毛主席当机立断，发布密令，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北上先遣队，脱离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分，连夜出发北上。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当初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冤杀了很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连徐帅的妻子也被冤杀了。借此，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树立了说一不二的家长制蛮横作风，对四方面军还是有很大控制力的，四方面军大部分的中下层军官们只认张国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想让正直忠厚的徐帅带领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分跟随中央北上是不现实的，而且身边还有政委陈昌浩。

在徐帅极力避免了一起武力冲突事件后，右路军的中央红军则在毛主席的率领下迅速北上，最终到达陕北。徐帅则率领着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分再一次的翻越松潘大草原南下去找张国焘会合。

徐向前

但跟随左路军行动的朱老总和刘帅可就犯了愁了，因为从职务上来说，总政委权力要大于总司令，张国焘有最终决定权；从实际情况来说，当时左路军中，四方面军还是占据绝对优势，中央红军只有董振堂和罗炳辉的两个军，如果张国焘要做出什么决定，朱老总他们是管不了的。

就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紧急脱离右路军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就抢先动手了，那一夜，张国焘派出自己的警卫排，居然解除了红军总司令朱老总和总参谋长刘帅警卫人员的武装，把二人给软禁了。

第二天，张国焘召开左路军会议，公开提出南下主张，并煽动与会者批评中央，围攻朱德、刘伯承。会议上，面对张国焘一伙的喧嚣气焰，朱老总十分平静。张国焘逼着朱老总表态反对北上，其亲信黄超竟然狂妄地跳起来，骂朱德“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忍无可忍的朱老总拍案而起：“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轮到刘帅表态，他不卑不亢；“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你们向南去……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就这样，朱老总和刘帅都迎来了最危险的时刻。多亏朱老总是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一直担任红军总司令，在红军中有崇高的威望。刘伯承则是红军中人人敬仰的“军神”，红军的总参谋长。使得张国焘不敢像在鄂豫皖搞“肃反”时那么的嚣张，拉拢不了，却也不敢公开对这两人有所不利。

几天后，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再次穿过草地，南下与左路军会合。

毛主席和张国焘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并自封为“主席”。还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主席、周公、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狂妄气焰可见一斑。

另立中央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变故来得如此突然，就连陈昌浩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徐帅则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徐帅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徐帅虽然打仗方面生龙活虎，无往不胜，但他性格忠厚老实、正直无私，没什么花花肠子，把这样的好人卷入政治斗争，对徐帅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折磨。

当然，除了他们二人，张国焘还是没忘了为难朱老总和刘帅，他再次强令两人站出来表态。在整个四方面军被张国焘的裹挟之下，朱老总只能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不管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同样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击敌人。

张国焘虽然对德高望重的朱老总无可奈何，但他却开始对刘帅动手了，他很快就免去刘伯承的总参谋长之职，转任没有指挥权的红军大学校长。正好红军大学中，有很大一批干部、学员是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面对张国焘对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径，他们十分气愤，有的提出要北上，找党中央，如果张国焘要阻拦，就跟他干；还有人提出了绑架张国焘，裹挟张国焘北上，也就是实施“兵谏”。

他们把这些意见秘密汇报给了刘帅，刘帅认为事关重大，就向朱老总去请示。

眼见又一次分裂很可能出现，朱老总再一次担当起了党和红军的“定海神针”。虽然朱老总南下一路走来饱受张国焘的刁难和胁迫，甚至受到生命威胁，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老总没有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而是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尽力周旋。他耐心地对刘帅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老总这种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一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大局观，正是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真实写照。

后来，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裹挟之下，发起了南下打下成都吃大米的战役。虽然战役开始四方面军势如破竹，打得川军望风逃窜。但在川军回过神来后，他们集结起优势兵力，并在空军的配合下，在成都附近发起的百丈关战役中让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队伍伤亡过半，由8万人马锐减到4万人。

在血的教训面前，在朱老总苦心孤诣的劝阻下，张国焘终于放弃了“南下”的错误路线，同意率领四方面军开始北上。1936年6月6日，张国焘终于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终于使大部队踏上北上征途。

1936年11月30日，经过长途跋涉，朱老总、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到达保安，受到毛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一年多的忍辱负重，一年多的不屈不挠，朱老总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哽咽不停。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