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面，有这么一个情况。要说人缘最好的，那得数沈醉了。这人可不简单呐，曾经可是担任过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呢，而且被俘的时候才三十五岁，还挺年轻的。他这人特别善于跟别人打交道，不管和谁都能聊到一块儿去，特别合群。而要说人缘最不好的呢，可能很多人会以为是和沈醉并称“军统三剑客”的徐远举和周养浩吧，但其实还真不是他俩。这人缘最不好的，是被称作“土木系骨干”的黄维，他可是黄埔一期生呢。
黄维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人缘不怎么样，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到1975年才在最后一批获得特赦。在他所写的回忆录《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里有这样的记载：后来他才明白，在进行第一批特赦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特意点名要特赦他呢，他的名字都已经被写在了特赦名单之上，而且相关方面都已经通知了他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让她来把黄维接出去。然而，战犯管理所这边却没有同意，把这件事给拦了下来。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觉得黄维还没有改造好，要是特赦了他，其他的战犯心里肯定会不服气！回过头来看，当时不特赦黄维，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讲，确实是正确的做法。
在关于特赦黄维这件事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情况呢。周总理是同意特赦黄维的，然而战犯管理所这边却并不同意这么做。而且啊，那些和黄维一起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同学”们，同样也不赞同特赦黄维呢。他们甚至宁愿去反驳周总理的意见，也要把黄维给“留下”，从这情形就能够看得出来，黄维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那可真是实实在在地引起了众人的愤怒。
话说黄维啊，那可是大放厥词了一番。当时呢，有个学习组长叫董益三，这人是军统特务出身呢。董益三他们看到黄维这样的表现后，就要求黄维写出书面检查来。可这黄维，不但根本就不按照要求去写检查，反倒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这首打油诗可不得了，那是对小组成员的一种侮辱，诗是这么写的：“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在当时的情境下啊，组员梁培璜情绪特别激动，一下子就大怒起来，接着就和黄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时候呢，董益三也掺和进来了，而且他的举动更为过火，直接朝着黄维就给了一个耳光。黄维哪能忍得了这口气，当即就挥拳想要回击，可没想到这一拳没打到董益三，自己反倒因为用力过猛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跌倒在了地上，脸还不小心给碰破了。还好啊，这时候管理员及时发现了这边的状况，赶忙上前制止了这场差点闹大的“内战”。这里得说一下沈醉回忆录里提到的情况哦，沈醉在回忆录里说黄维反击的时候，差点一拳就把董益三给打死了。不过呢，仔细想想就知道这显然是有些夸大其词啦。为啥这么说呢？你想啊，真要是打起架来，黄维一直有着“书呆子”的称号，平时就是那种文绉绉的样子，他又怎么可能会是军统特务出身的董益三的对手，所以沈醉回忆录里的这个说法确实不太靠谱呢。
大家知道吗？有这么一番话，要是文天祥的后人说出来，或许还说得过去呢，可黄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说出这番话，那可真的是太不合时宜啦。就因为他说出了这一句话，结果在功德林里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呢。全体战犯们可没放过这个事儿，接连对他展开了说理批判，而且这一批判就是整整三天。最后呢，黄维也没办法了，只能乖乖地服输啦。
雷皓是从华北局社会部预审部门一室四科调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在那个科室里，科长是姚伦，他可是《特赦1959》中王英光的历史原型之一呢，好多特赦者在回忆录里都多次提到过他。雷皓在自己所写的《进京前后参与管教国民党战犯纪实》当中，着重提到了黄维这个人。就说在功德林一号管押着的国民党战犯黄维吧，他在那儿的表现可以说是最差劲的了。他刚到功德林的时候，抵触情绪那叫一个大，不管干什么，处处都要和管教人员对着干，完全就是一种对立的状态。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觉得自己之所以沦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嘛，这不就是常说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所以呢，他就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可悔”。在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呢，他要么就闷着头一声不吭，啥也不说；要么就开始胡言乱语，说一些很不合时宜的话。而且，他对那些已经认罪悔过的战犯，不但没有一点儿好态度，还一个劲儿地大肆讥讽挖苦人家。就因为他这样的表现，其他战犯们都觉得他就是个顽固到了极点的人，就好像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那种人，怎么劝都劝不动，一点儿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里要说的这些战犯啊，他们的情况各有不同呢。其中一部分是蒋介石的嫡系人马，还有一部分则是来自地方势力的军官。当他们都被关押起来后，虽说都统一穿上了囚服，可原来彼此之间存在的那些矛盾啊，压根就没消除掉。那些正规军人呢，打心眼里就瞧不上那些特务分子；蒋介石嫡系的战犯，又总是带着一种优越感，看不起那些地方派系的；而地方派系的战犯呢，反过来也对嫡系的满心嫉恨。就拿当年同属蒋氏嫡系的几个人来说吧，像杜聿明、王耀武、黄维、杨伯涛，他们虽然都算是嫡系，可还分属于不同的派别呢。杜聿明和王耀武是何应钦派的，黄维和杨伯涛则是陈诚派的。之前发生的那场架，说到底其实就是军统系的和陈诚的土木系之间起了冲突呢。
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汪东林曾经对黄维进行过采访，在他所写的《黄维其人其事》这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情况：那是在1976年开展“批邓”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黄维竟然站到了高台之上进行发言。
在特定的这件事情当中，黄维的表现和徐远举比起来，那可真的是显得没那么硬气呢。要知道，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有不少人都曾找到徐远举，试图让他去诬陷别人。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徐远举的态度那是十分坚决的，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不合理且不道德的要求。
沈醉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在当年的时候，西南公安部要求那些军统特务们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交代。在这个过程中，徐远举率先做出了表态，他明确地说道：“我一定会做到决不保留任何情况，既不会去夸大，也不会去缩小事实，一定会老老实实地把所有罪行都交代清楚。”
徐远举在背地里和沈醉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就咱们过去所做的那些事儿来讲，哪怕只杀了一个地下党成员，那可就是死罪了，就算杀了一百个，结果也还是一样的，都是死罪难逃。所以啊，倒不如痛痛快快地一下子就把所有情况都交代清楚呢，这样心里可能还能舒服一些。”
在当时的情境下，徐远举给了沈醉一定的启示。沈醉经过这么一琢磨，心里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杀一个人也好，杀一百个人也罢，反正最终面临的结局很可能都是被处死。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像把竹筒里的豆子一下子全倒出来那样，痛痛快快地把知道的事情全都讲出来呢。
在回忆录《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当中，沈醉是这样来描述徐远举的，要知道，这徐远举当时面临的难题和黄维所面临的颇为相似。徐远举这个人呢，那是相当有自己的原则。哪怕明知道可能会挨骂，甚至严重到会挨打，他也坚决不肯按照某些人的安排去写那些陷害别人的材料。在那几年的时间里，他的心情一直非常烦躁，常常会和别人发生争吵呢。当时有那么四个人，他们的爪牙干了这么一件事，就是把黄维以及很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给移送到抚顺原来的日本战犯管理所去囚禁起来了。就只留下了十几名像是军统、中统等搞特务工作的人，让这些人给他们提供材料，打算利用这些特务过去的身份来污蔑好人呐。徐远举看到这种情况，那心里可是气愤得很，他觉得这样的做法根本就不是党的传统做法，也完全不符合光明磊落的作风嘛。
黄维这个人呢，向来表现得很强硬，不过他这强硬的劲儿啊，往往是对着那些好人使出来的。可要是碰到那种毫无底线的人或者情况，他自己那所谓的底线可就守不住喽。不少人之前还对黄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骨气”一个劲儿地表示“赞赏”呢。但后来呢，等看了那些亲历者写出来的相关材料之后，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些事儿啊，真不能光看表面呈现出来的样子。实际上呢，这个黄维可不像大家一开始认为的那样真的有骨气，甚至有些事情就连他自己都没办法解释得清楚明白呢。
各位读者朋友们，当大家看了这些相关的史料之后，心里自然就会有个衡量的标准啦。大家不妨想一想，就黄维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所展现出来的种种表现呢，和徐远举比起来的话，是不是真的还比不上人家徐远举？大家心里应该也会对此有个评判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