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抗战爆发前认为对日作战必败，但淞沪会战后却积极投身抗战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的名字想必大家都知道，多才多艺令人叹为观止。仅仅博士学位，他就有35个，其中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领路人，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翻译了法国名家都德、莫泊桑等人的名著，并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诗，他于民国六年（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大家不知道的是，抗战爆发前，他是一个坚定的对日和谈派，一度还加入了汪精卫主办的低调俱乐部，说什么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言论。但抗战真的爆发后，胡适一改之前的风格，积极投身抗战，并打破自己不当官的诺言，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为抗战筹集资金。

民国四年（1915年）初，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民四条约”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中国留学生们几乎个个义愤填膺，极力主张立即对日开战。

24岁的胡适却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冷静，他写了一封致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直言大家是发了“爱国癫”：“在当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胡适还言辞恳切地劝同学们：“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自然，他的倡议受到中国同学们的激烈批评，说他”木石心肠”。但是，胡适却并不以为然，颇有一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脱。

民国八年（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爆了火药桶。此文一出，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讨论，大斗争。以“南陈北李”为首的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学者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旷日持久，双方剑拔弩张，谁也无法说服谁。那时，年轻气盛的胡适压根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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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自传里提到，他的反战思想源于自幼受到老子“不争”和墨子“非攻”的思想影响。及至他到了美国，又接触到了基督教的不抵抗主义。后来，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又进一步受到老师杜威的哲学思想熏陶。等到胡适27岁学成归国时，他已是老师杜威的和平主义的忠实信徒。

人在青少年懵懂未开之时接触到的文化教育，极易深入思维深处，且不易改变。这从胡适后来在抗战初期的表现就可见一斑。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40岁的胡适依然延续他一贯的冷静。

他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及到有此一着。中日战后，快四十年了，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和那些怒发冲冠的爱国青年和学者比，胡适的反应可谓四平八稳，没有谴责，没有声讨，只有自责，四十年了，国家还是如此这般不争气！

抗战爆发前，胡适是一个坚定的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他认为：“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那怎么办呢？胡适认为，中国局势的逆转只能寄希望于，“在一个很远的将来”，日本因称霸世界而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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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日本入侵，胡适好像表现得波澜不惊，但其实他从民国初年就在关注中日关系的变化，并且预言中日关系未来必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和丁文江、傅斯年等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方案提交给政府，但最终因分歧过大，未能成功。

但胡适并不死心，他又以个人名义给宋子文等政府高层写了一封信，同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对日主张。

他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危机，以尽量避免爆发全面战争，理由有三点：第一，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太弱了，对日作战绝无取胜的希望，一旦开战，国家将会被毁灭；第二，国内不统一，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难以担当这一场力量悬殊、以弱胜强的战争的主帅之职；第三，日本还未同美、英、苏等大国闹僵，一旦开战，中国不易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

和16年前一样，胡适还是坚持以他的理性来分析中日局势：“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也没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这是一件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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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胡适对抗战前途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当时中国确实是“弱得不能再弱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进口，没有像样的工业，却要去面对日本的飞机、坦克、重炮等先进装备，再加上国内军阀林立，常年战乱不断，国民政府无力掌控全局，还有国际上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放纵，一旦爆发中日全面战争，确实前景堪忧。

应该说，他的认识是有远见的，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他的预测。等日本激怒了英美以后，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以后，中国的抗战才真正迎来了春天。但这些事情是几年后发生的，胡适当时说那些话是要有勇气的，甚至要背上汉奸的骂名。一时之间，胡适背负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极个别的人给他寄刀片。胡适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下，竟然加入了汪精卫和周佛海主办的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言论，诋毁抗战。

出于以上考虑，胡适主张，对日作战时机未到，只有与日本谈判解决冲突，以便为抗战赢得时间，积蓄力量，“只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解决远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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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的对日妥协主张，和蒋介石政府的“姑息日本”，忍辱发展经济，争取时间打造全德式军备训练的中央军备战的政策是相同的。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

也许在政治激进者看来，面对强敌，振臂一呼，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才是真的爱国英雄，反之，与敌人妥协则等同于卖国。

当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时，是玉石俱焚还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这从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喊口号，要求武装抗日。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的对日妥协主张，招致舆论的激烈批评，甚至有人说他“媚日”。

但胡适依旧不改初衷，他表示，以卵击石并不是真的英雄，仅凭一腔热血救不了中国，“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政府被迫与日本签下《塘沽协定》时， 胡适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称此举是为了保卫华北，保卫国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次，就连胡适的忠实追随者傅斯年也出来写信攻击胡适，还扬言要退出他们一同创立的《独立评论》社。所幸，后来两人经人调解又言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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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七・七事变以后，他还在说政府应该和日本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调整中日关系，谋求五十年的和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各界座谈会，胡适应邀出席。会上，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表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无疑是在公开亮明政府的抗战立场。随着日本贪得无厌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已决心不再忍耐退让，决心发动全面抗战。

但是，胡适和他的“低调俱乐部”同志依旧没有放弃“议和”的幻想，还在到处联络，想方设法向蒋介石进言，大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架势。如果胡适就此走下去，可能日后真会和汪精卫之流同流合污。所幸的是，胡适及时踩下了刹车。胡适的立场后来为什么发生180度大转弯呢？

可能是因为八・一三淞沪会战彻底点醒了胡适。他一改以前主和的主张，积极投身抗日的战场。他参加了文艺界为抗日将士举办的筹款募捐活动，为他那些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的学生们送行，并赞扬道：你们是为国而去，伟大。抗日将士的顽强和英勇，深深感染了胡适，他不再支持和谈，不再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反而与之划清界限。当他离开南京的时候，汪精卫、高宗武和陶希圣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来送行，胡适昂首对他们说：自今日起，我已经不再祈求和平。这些天来的战斗，对外表明我们能打，对内表明我们肯打。这些言语和行为表示了胡适已经走出了低调俱乐部的阴影，回归抗日的大家庭中。

经过这几年的忍耐，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逐渐增强，已经持续一个月的淞沪会战，使胡适看到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意志，民族自信心大增，自然对抗战前途也变得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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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9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劝高宗武不要太性急、太悲观：“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我们未免过虑。这一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外因是，日本近卫内阁已明确表明撤回中日战争不扩大的方针，这等于公开表示日本已启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再去“谈和”就是死路一条。

根本原因还是，骨子里胡适是位有着爱国思想的学者，他曾多次表明对日妥协是为了换得“十年喘气时间”，好为日后必然面对的中日决战做准备。

其实在此之前，随着日本侵略脚步的加快，胡适已对“议和”发生动摇。

早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他在给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的信中说：“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做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与汪精卫、周佛海之类钻营的“政客”还是有区别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及时走到抗战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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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胡适开始了他为抗战奔走努力的国民外交之路。而他的“低调同志”如汪精卫、周佛海等则成了汉奸，陶希圣和高宗武在跟随汪精卫走了一段弯路后，又转而回头加入抗战的大军之中。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初，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赴美做抗战宣传，展开国民外交。

由于胡适是海内外知名学者，不仅是中国，即使在欧美，也有着巨大的声望和知名度。所以，由他出任驻美大使的职务是最合适的。当时的驻美大使可不是一个好职位，需要经常和美国政府沟通，为中国的抗战募集资金，取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双重援助。这种繁琐而又求人的活，本来是胡最讨厌的，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清高的学者。但为了抗战，为了中国，他义无反顾接受了这个使命，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战尽力斡旋于美国的达官贵人之间。

从一个坚定的主和派、低调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到与之决裂、走上抗战的光明大道，胡适诠释了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在国家大义面前转变自己立场。胡适先生的转变使中国多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少了一个投敌的汉奸。国家幸甚，胡适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