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以来，东南沿海通过海上航线和国外的交往频繁，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都是收获甚丰的。尤其是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书写了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史上辉煌的一页。但是到了清代顺治初年，为了孤立与瓦解东南沿海以郑成功为首的抗清力量，清王朝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海禁”。根据海禁的有关规定，“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如有“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指郑成功）”，“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而且，清王朝还在沿海可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进入口岸，如有登岸者，防守官即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

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海禁的基础上，清王朝颁布了《迁海令》。《迁海令》中明确规定，清王朝实行“坚壁清野”的方针，强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里至50里，商船民船一律不准入海，以期达到封锁孤立郑成功军事力量的目的。其中广东地区曾连续内迁3次，东南4省中尤以福建省执行最为严厉。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又在法律上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境贸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走泄事情者斩。《迁海令》的实行，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渔业、手工业及海外贸易都遭受很大的摧残。人民生计断绝，流离失所。清政府实行《迁海令》，非但军事封锁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对沿海各省的社会经济则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

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郑氏政权灭亡，长达23年的《迁海令》方解，此时康熙帝在谕旨中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允许出洋贸易，但也就只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4个口岸对外国通商。随着与海外的交往与贸易的增强，清政府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包括“红毛”、“海贼”等出没之地，于是又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度严格执行“海禁”。这使得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出现了萎顿和萧条。

雍正二年(1724年)，福建人蓝鼎元极力反对封关禁海。他写了《论南洋事宜书》，针对清政府颁布禁海诏令所持的理由(如怕卖船与番、运米接济异域、被海盗劫掠等)，均根据事实，逐条加以驳斥，并痛言海禁之弊，指出“百货不通、生民日蹙”，“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无聊之状，皆因洋禁”。因此，他主张开放海禁，官府不加干预，让人民自由经营对外贸易。他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证开展对外贸易的好处，认为外贸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繁荣沿海地区经济，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等。后来，雍正又一次开禁，但是附有许多条件限制。

到了乾隆时，英国人为了向中国推销其纺织品，也为了接近茶、丝的产区，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偕同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的定海、宁波，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乾隆于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关闭了厦门、宁波、云台山3处的港口贸易，规定“（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而且就是在广州的外贸中，外商也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一切由十三行办理交涉。一个偌大的帝国，对外交往与对外贸易就留下广州十三行这样一个窗口！

办理对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洋商，其组织称为洋行，俗称十三行。凡充任洋商，均需由洋行商人保举，清廷批准，行商如要退出亦需经官府批准。

清廷官员不同外商交往，外商来华贸易所纳关税不是直接向粤海关交纳，而是经由行商代纳，外商如果需向清廷交涉事务、递交呈文，均由行商代为转达。此外，凡进口货物的定价、承销及出口货物的代购、定价均由行商包办。“行商对户部（实为奥海关）负责出入口关税，只有他们能与海关官员办事”。“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

行商垄断着鸦片战争以前的对外贸易。凡行商均父子相承，攫取巨额财富，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行贿各级官员。清朝统治者把对外贸易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严禁中外商民接触、交往，以“与外界完全隔绝”作为巩固统治、抵御外来威胁的“首要条件”。但在实际上，清王朝的统治能否巩固、古老的封建帝国能否抵御资本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并不取决天朝大门的开与关，而是取决其自身的实力。闭关锁国所造成的闭塞、停滞，恰恰使得中国又一次失去迎头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遇。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定了《防范夷商规条》，将对外贸易严加管理，通过明确的法规使闭关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制度。规条中有所谓的“防夷五事”：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必须过冬者只准在澳门居住；外商到广东只准住在行商的商馆中，并由行商严加管束稽查；禁止中国商人借领外商资本及外商雇佣华人役使；严禁外商雇人传递消息；在外国商船停泊处拨营员(即军队）弹压稽查。

长期以来的闭关自守，使得东西方经济、文化之间彼此隔绝，更使得身处“天朝大国”“盛世太平”的“治平”之世中，也就极易在思想上、政治上产生严重的闭关自守。难怪乾隆帝在其《口谕英吉利国王书》中就曾傲慢自大地说道：“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人为地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说的那样：“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清王朝对海外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连曾与之有过多年交往的国家的地理方位、历史沿革一点都不了解，更不要说其他方面的详细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