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结束后，邓公与华国锋同志一边有序展开拨乱反正，为受委屈的老同志恢复名誉，一边稳抓生产，提振工农业产值，推动陷入停滞的经济重新向前发展，除此之外，党中央也很重视对江青等人的审讯工作，这4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必须要受到正义的审判，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1976年，动荡结束后，党中央的工作重心都在拨乱反正与恢复经济上，暂时没有时间审判江青等人。直至1978年，国内局势稳定了下来，“左”的思想被纠正之后，党中央才开始着手解决动荡遗留问题。当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上，陈云同志首先提出来要对江青等人进行审判，给受委屈的老同志，给生活受到影响的群众们一个慰藉。

对于如何审判江青，陈云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动荡的本意是好的，是党的一次革命运动，只不过被江青等人曲解利用了，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这反映出国家的制度是存在缺陷的，监管缺失是导致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反思的重点应当落在制度上，而不是具体的人上。最后，陈云提出，江青、姚文元等人都曾对革命有贡献，评价他们的功过一定要客观，千万不能一刀切。

时间来到1980年，党中央抽调一批老干部成立专案组，负责审判江青等人，专案组在搜集了足够多的证据之后，向最高法提起公诉，一场世纪大审判由此拉开帷幕。首先走上被告席的是江青，她是首犯要犯，在1966年到1976年间，给中国带来的无尽的灾难，有关她的罪状3天3夜也说不完。

法官与公诉人在轮番质问她的时候，她总是粗暴应对，高声尖叫、怒骂，拒绝承认自己的罪状，她自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当然，她不认罪，不代表法庭不能审判她，专案组提供的证据链是完备，法庭完全可以依照事实与法律给予她制裁。不过在量刑问题上，合议庭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江青罪大恶极，理应处以死刑。但陈云却坚持要“慎杀”，不能再搞流血事件了。合议庭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改判江青死缓。

第二位走上被告席的是王洪文，他的认罪态度极其良好，没有一丁点狡辩、隐瞒，将自己的野心与犯罪事实和盘托出，鉴于此，合议庭对他采取了宽大处理，判处他无期徒刑。1992年，王洪文因病在狱中去世，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第三位走上被告席的是姚文元，他是文人出身，此前一直是“摇笔杆子”的，精通各种正反话术。面对质问，他极力为自己开脱，将重大罪责都甩到别人头上，实在甩不掉的，就避重就轻的讲，将自己择的干干净净，仿佛一个受害者。他还提到，当初有人提前给他通风报信，说叶帅要动手收拾他跟王洪文等人，但他并没有将此事声张出去，也没有采取什么反制措施，他认为这算是立功表现，因此请求合议庭宽大处理。合议庭当然不会采信他的话，依法判处他20年有期徒刑，1996年，他刑满出狱，晚年在浙江生活，2005年底去世。

最后一个是张春桥，他是比较特殊的，坐上被告席之后，他冷峻的看着法官和专案组，仿佛一只吃人的豹子。法官询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沉默以对，一言不发，既不承认错误，也不为自己辩解。最终让他在审判书上签字，他也表示强烈拒绝。

被判刑之后，他在监狱里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不焦虑，也不会伤春悲秋，每天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上级让他写材料，他也是拒绝动笔，绝不写一个字。1998年，他被特许保外就医，2005年，他病逝，活了88岁。这则消息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新时代的青年根本不知道张春桥是谁，大家只关注当下的生活。老一辈的人则已经淡忘过去，提起张春桥，只会说一句“他罪有应得！”

审判江青等人，是一则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动荡彻底结束，中国迎来了新的时代。同时也意味着人民政权已经完成了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公检法系统恢复了正常运转，可以维护国家之尊严，惩治黑暗与罪恶。而江青等人不论在法庭上怎样挣扎，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们差点将国家推入到深渊之中，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