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吴信泉的夫人俞惠如留下了这样一张珍贵的留念，照片中她和丈夫吴信泉并肩而立，两人看起来十分恩爱，俞惠如亭亭玉立，那时候的她已经31岁了，仍然端庄大气优雅从容，脸上带着微笑看上去充满了气质。
吴信泉和俞惠如的第一次相见，是在一次欢迎会上，当时，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二旅的政治委员吴信泉，带领着部队来到了安徽省泗县的魏营区。
可巧的是，魏营区的领导们都去县里开会了，没办法亲自来迎接八路军，所以，欢迎八路军的大会，就只能由魏营区工委的委员，同时也是妇救会的主任俞惠如来主持了。
在那个大会上，俞惠如特别激动，她发表了很长一段欢迎词，字里行间都透着对八路军的热烈欢迎和期待，而吴信泉呢，他也代表军队方面，向大家讲了话，表达了对魏营区人民的感谢和对未来合作的期望。
就是在那一天，吴信泉和俞惠如第一次见面了，谁也没想到，这次初见，竟然开启了他们两个人一辈子的故事。
从那天起，他们的命运就紧紧相连，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共同书写了一段难忘的历程。
俞惠如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她从小就特别有志气，1936年，西安事变那会儿，她才12岁，就跟着学校去街上演讲，告诉大家要抗日救国，还演了抗日救亡的戏，唱了抗日歌曲。
到了15岁，她成了皖东北三区妇救会的主任，16岁那年，她还入了党，成了三区工作委员会的一员，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俞惠如一直跟着部队到处打仗。
她才入伍一个月，就跟着部队去了苏北的淮海、盐阜地区，每天要走几十里路，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她睡的是门板，吃的就是地瓜干和白菜。
有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苦和危险，就偷偷跑了，但俞惠如可不一样，她特别坚强，一直都坚持着，俞惠如性格特别要强，从来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
每到一个新地方，她总是积极地给队员们找住的地方，还跟当地的老百姓联络感情，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周到，成了队长的好帮手。
在入伍后的一次欢迎会上，俞惠如认识了吴信泉，两人当时简单的聊了几句，俞惠如就起身告辞，短暂的交往双方都留下了还不错的印象。
那时候，第二旅政治部的宣传队就驻扎在俞惠如办公室的院子里，俞惠如从小就喜欢唱歌演讲，一有空，她就和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排练节目。
大家看她这么有才华，都劝她参军加入宣传队，俞惠如一想，参军既能搞宣传，又能打鬼子，是个一举两得的选择，于是，她就写了份参军报告，很快就得到了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的批准。
参军后，俞惠如被分到了第二旅宣传队当分队长，她利用自己会唱歌演讲的特长和在地方上的工作经验，帮宣传队的领导组织队员们排练好看的文艺节目，给指战员和群众演抗日戏。
吴信泉是第二旅的政治委员，他特别关心宣传队的工作，经常来看他们的演出，这样一来，他和俞惠如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久而久之，28岁的吴信泉产生了想结婚的念头，可当时的俞惠如年纪还小，暂时没有成家的打算，再说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一定要谨慎，于是俞惠如一直没有同意。
在俞惠如没有同意结婚之前，吴信泉依然大大方方，每次见到俞惠如都会微笑着打招呼，也从不提要跟自己结婚的事情，久而久之，俞惠如觉得这个人能文能武，人长得还不错，就答应了。
结婚后，俞惠如和丈夫经常聚少离多，因为俞惠如的工作，要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和战士们在一起，俞惠如也从来不摆架子，而是经常和他们打成一片。
1941年10月28日那天，俞惠如在老乡家里生孩子，可孩子太难生了，整整折腾了一天一夜都没出来，幸好，她丈夫吴信泉听到消息后赶紧赶了过来。
俞惠如这才觉得有了依靠，使出了最后的劲儿，孩子终于生出来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宝贝女儿，他们给她取名叫“重阳”。
战争年代的生活极其艰苦，俞惠如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要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
有时，为了节省粮食，她常常自己只吃些野菜和糠麸，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孩子，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给前线的丈夫寄去一些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干粮。
1946年3月的时候，吴信泉为了看看地形，就坐在火车头上跑了一个多小时，结果，那天的寒风吹得他头疼得厉害，疼得他在地上直打滚，还用头去撞墙。
他虽然不让大家告诉俞惠如，但旁边的人都急坏了，还是给俞惠如发了电报，俞惠如一看电报，整个人都懵了，急得眼泪直掉。
副旅长冯志湘见状赶紧安慰她，并且想办法找了一辆压道车，把俞惠如送到了郑家屯，到了那儿，俞惠如看到吴信泉躺在床上，脸色白得吓人，一点血色都没有。
看到妻子来了，吴信泉又惊讶又高兴，问她怎么来了，俞惠如心疼丈夫，但又怕他被责备，就撒谎说自己是来接伤员的，顺便来看看他。
吴信泉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俞惠如照顾了吴信泉两天，然后就回通辽去了。
1950年，吴信泉已经是三十九军的军长兼政委了，他带着部队去了朝鲜打仗，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他们打了五次胜仗。
打完仗回国后，吴信泉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在辽阳留守处只待了一个晚上，就在那个晚上，他把家属队的正、副指导员叫到家里开会，了解家属们的工作情况。
他其实很想多陪陪妻子和孩子们，但他心里更想着工作，他的妻子俞惠如是辽阳留守处的协理员，负责家属和幼儿园的工作，他召集开会，就是为了支持妻子的工作。
他们结婚的那么多年里，俞惠如一共生下了12个孩子，俞惠如既要忙自己的工作，又要照顾孩子们，她一个人挑起了两副重担，从来不让吴信泉为家里的事情分心，所以说，吴信泉得的那些勋章，也有俞惠如的一份功劳。
从1941年到1960年的近20年间，俞惠如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生育一个孩子，她的大儿子出生于1941年，最小的孩子则出生于1960年。
在这期间，她共生育了7个儿子和5个女儿，这样的生育频率和数量，即使在当时提倡多生育的年代也是极为罕见的，面对如此众多的子女，俞惠如采取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
她深知，要让每个孩子都得到良好的培养，单靠父母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她巧妙地利用了“大带小”的方式，让年长的孩子帮助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
这种方式不仅减轻了父母的负担，也培养了孩子们的责任感和团结精神，在学习方面，俞惠如同样采取了独特的方法，她鼓励孩子们互帮互学，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学习共同体”。
因为俞惠如的工作特别忙，她在东北军区幼儿园当过主任，也在炮兵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干过事，孩子们经常开玩笑说，来家里找妈妈的人比找爸爸的人还多。
她常常刚拿起筷子吃饭，就有人来找，中午经常连午觉都睡不成，晚上来访的人更多，有时甚至一个晚上要来三拨人。
到了周末，俞惠如好不容易能多睡会儿，孩子们就起得特别早，走路轻轻的，说话也小小的声，生怕吵醒妈妈，吃饭时，如果爸爸妈妈还没上桌，孩子们谁也不会先动筷子。
1960年到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粮食不够吃，俞惠如家男孩子多，都在长身体，饭量特别大，为了让孩子们吃饱，俞惠如想尽了办法。
她让警卫员每天早早去菜站捡白菜叶子，回家让孩子们洗干净，掺在玉米面里蒸窝头，她还找玻璃瓶养小球藻，等小球藻长满了捞出来加到玉米面里，听说小球藻蛋白含量高，能当粮食吃。
冬天，俞惠如自己得了浮肿病，按规定每月可以领二斤黄豆，她却把这些黄豆都让炊事员煮了或炒了分给孩子们吃，虽然家里粮食不够吃，但孩子们都特别懂事。
吃饭时，每个人都分好量，从不争抢，七儿子十平才六七岁，吃饭时一双筷子不停地往嘴里扒拉米粒，碗里只剩下米汤时，他就几口喝下去，然后放下筷子就走。
俞惠如和吴信泉心疼孩子们，总想把碗里的饭分一半给小的孩子，但十平总是摇头说不要，看着真让人心里难受。
1960年夏季，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俞惠如优雅地伸出双手，大方地邀请周恩来总理共舞。
在舞蹈落幕之际，周总理引领俞惠如至毛主席跟前共舞，并介绍道：“她是一位拥有12个孩子的伟大母亲，我戏称她为‘家庭的航空母舰’。”
毛主席赞扬道：“抚养十二名子女，艰辛难以言表，她犹如一艘强大的‘航空母舰’，更是无愧于英雄母亲的称号。”
这份赞誉，不仅是对俞惠如个人牺牲和奉献的肯定，更是对整个革命家庭在艰苦岁月中坚守和奋斗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