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号是中国古代皇帝驾崩后，神主在太庙接受后代祭祀时被尊称的名号，依帝王生前功绩德行而定。作为古代国家宗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层面，庙号象征着皇帝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在宗族层面，庙号又与昭穆制度结合，关系着宗庙的顺序以及祭祀时先祖位置的排列。因此，庙号的追封和变动与王朝政治权力的运作紧密相关。其中“太祖”是后代对本王朝始封之君的特有尊称，“大祖之庙，创业之所始，万世所不迁也”，其重要性又远甚于其他称号。

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刘劭及次子始兴王刘濬杀害，刘劭即位后，加刘义隆谥号为景皇帝，庙号“中宗”。三月，文帝第三子刘骏于江州起义，联合荆州刺史刘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共同讨伐刘劭。四月己巳（二十七日），刘骏于新亭即位，是为孝武帝，是日，刘骏立即改其父谥号为“文”，庙号“太祖”。关于这次改易，胡三省云：“史不用劭所上谥号，而用孝武帝所改谥号，正劭弑逆之罪，绝之也。”胡三省只注意到了史家在谥号选择中蕴含的褒贬意识，却忽略了刘骏崇改庙号的深意。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意识到文帝称“太祖”之事有疑，因为“承统之君例称宗，不称祖”，但并未深究，仍然延续胡三省的解释，认为“此中宗是元凶劭所称，故《宋书》及《南史》皆不用，而以孝武帝所改为定，《通鉴》亦然”。诚如王鸣盛所言，在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已被尊为“高祖”的情况下，作为“承统之君”的文帝理当称“宗”。

事实上，刘劭虽是元凶，但他给刘义隆确定的庙号却是合乎礼制的。在刘宋之前获得过“中宗”庙号的君主有商朝太戊、西汉宣帝刘询、东晋元帝司马睿。《史记・殷本纪》 记载太戊在位期间“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两汉对皇帝庙号的评定非常严格，整个西汉仅有4位皇帝拥有庙号，宣帝即是其中之一。班固对宣帝的评价极高，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西晋中后期的八王之乱严重加剧了王朝的统治危机，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南下入侵，中原大乱，司马睿适时携王导南渡建康，联合江南大族，于建武元年（317年）建立东晋，使司马氏政权得以延续，《晋书》赞其能“光启中兴”。三位“中宗”无一例外都可称为“中兴之主”。联系刘宋历史，在经历了少帝刘义符在位期间的短暂混乱后，刘义隆在位时期励精图治，开创了被称为“宋世之极盛”的“元嘉之治”。当时文帝手下重臣王弘在奏章中说：“陛下圣哲御世，光隆中兴”；宗室刘义欣提及文帝朝时，也称赞：“圣皇践祚，重光开朗，明哲柔远，以隆中兴。”说明在时人看来，文帝正是中兴之主。因此，若比照汉晋历史和时人的评价，客观而言，刘劭给文帝所加的“中宗”庙号可以说是符合礼制和文帝的历史功绩的。

刘骏

然而刘骏却违背礼法，将象征始封之君的“太祖”庙号追封给文帝。现代学者言及元嘉末年的政变时也多会指出文帝庙号改易的事实，但始终未对这一现象加以重视，更未能解释刘骏的政治动机。结合孝武帝朝的政局和相关的礼制文献，对文帝庙号改称“太祖”的疑问进行细致考辨，揭示孝武帝这一举动背后隐藏的正统焦虑心态，以及建构正统的努力。

《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郑玄认为天子七庙为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大祖，后稷”，而在诸侯庙制中，太祖则为“始封之君”。郑玄的解释来自西汉元帝永光年间韦玄成的说法：“《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另据孔颖达疏可知，魏晋之际的经学大师王肃反对郑玄，认为周代七庙是由太祖后稷庙与在位君主六世祖以下六亲庙组成。后世儒者争论“七庙”之制，大多祖述郑、王两派观点。然而不论孰是孰非，重要的是两家均承认太祖的始封性质。

实际上，从西汉开始，历代汉族政权以及受中原文明、儒家学说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设置各自王朝“太祖”之位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始封性质作为选定“太祖”的最高标准。这一点在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937年）正月，御史中丞张昭远的上奏中有集中论述，奏文载于 《旧五代史・礼志上》。现摘录于下：“汉以高祖父太上皇执嘉无社稷功，不立庙号，高帝自为高祖。魏以曹公相汉，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为太祖。晋以宣王辅魏有功，立为高祖，以景帝始封晋，故为太祖。宋氏先世，官阀卑微，虽追崇帝号，刘裕自为高祖。南齐高帝之父，位至右将军，生无封爵，不得为太祖，高帝自为太祖。梁武帝父顺之，佐佑齐室，封侯，位至领军、丹阳尹，虽不受封于梁，亦为太祖。陈武帝父文赞，生无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赠侍中，封义兴公，及武帝即位，亦追为太祖。周闵帝以父泰相西魏，经营王业，始封于周，故为太祖。隋文帝父忠，辅周室有大功，始封于隋，故为太祖。唐高祖神尧祖父虎为周八柱国，隋代追封唐公，故为太祖。”

文中“始封于某地，故为太祖”的句式，清楚地揭示出其中的因果逻辑和“太祖”庙号的始封性质。至于萧顺之“虽不受封于梁，亦追为太祖”，实际上暗含着 “应该始受封于梁，才能追为太祖” 的信息。而陈文赞以义兴公爵被追尊为陈太祖，也是因为陈武帝被封为陈公之前的爵位为义兴郡公，如此陈文赞才具备了形式上的“始封”。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周代由太祖后稷始封至文王、武王受命得天下，中间尚经历了十余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刘邦兼具始封与始受命双重性质，自此之后，历代太祖多是为本朝开国基业立下大功的君主，如曹操之于魏、司马昭之于晋、宇文泰之于北周、李虎之于唐，此后的宋太祖、元太祖、明太祖、清太祖无不如此。

“太祖”庙号的始封性质代表了王朝政权的权力来源，加之西汉以来又吸纳了始受命的性质，“太祖”之号越发尊贵，与其他庙号相比明显处在独尊的地位。因为太祖之庙可以百世不迁，一些王朝在选择太祖时还引发了争议，而这些争议又往往与时代、政治息息相关。

西晋太祖定于咸宁元年（275年）十二月丁亥，晋武帝 “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然而随着晋室南迁，情况发生了变化，琅琊王司马睿即位，其父司马觐是司马懿之孙，司马伷长子。若仍以司马昭为太祖，司马睿的宗统顺序便失去了根据，于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年），徐邈建议重新选择司马懿为太祖，并得到了多数大臣的认可。与东晋相同，北魏历史上也曾出现了两个“太祖”。平文帝拓跋郁律在道武帝天兴初年被追尊为太祖，而道武帝驾崩后先被明元帝于义熙六年（410年）封为烈祖，又被孝文帝于永明九年（491年）改庙号为太祖。王铭认为这一奇特现象 “体现了北魏的中原正统心态以及对拓跋王朝政统谱系的建构努力”，还关系到了此后东、西魏 “拓跋宗室各种势力的政治 斗争”。

唐朝曾发生过两次宗庙“始祖”礼仪之争，关键点即在于选谁作太祖，以及如何评定太祖的尊贵地位。唐太宗时，“议者欲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房玄龄等皆以为然，志宁独建议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凉武昭王即西凉政权的创始者李暠。以李暠为始祖，有攀附陇西李氏之嫌，且与西汉以来各朝以始封之君为太祖的惯例不合，故此次庙议不了了之。中宗复辟后又重提此事，太常博士张齐贤上奏指出始祖即太祖，“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重新确定了李虎的太祖庙号。第二次争论发生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断断续续持续至贞元十九年（803年），争论的焦点在于禘祫祭祀时，占据最尊贵的东向位的究竟应该是太祖还是献祖（宣皇帝李熙），最终仍是太祖派胜出。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争议也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这四次围绕“太祖”庙号的争议，分别发生在刘宋政权之前、同时期和之后，足以作为考察刘宋宗庙建制的礼制背景。通过梳理争议的始末缘由可以发现，无论各方政治势力出于何种目的，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太祖”庙号始终处在宗庙制度的核心位置，各派都试图牢牢掌握对“太祖”的选择权和话语阐释权。这是由“太祖”代表的王朝政治起源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有力地证明了“太祖”庙号的独尊地位。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即“太祖”与“高祖”的高下关系。《史记》、《汉书》中虽以“高祖”指代刘邦，但实际上刘邦的正式庙号为太祖，“高”仅是尊号，亦即谥号；曹魏时，曹操为太祖，曹丕“高祖”之号在宗庙中处在“太祖”之下；东晋虽欲改尊司马懿以适应宗统更易的需要，但仍需将司马懿原先的“高祖”庙号换为“太祖”；北魏平文帝为太祖时，其子昭成帝什翼犍为高祖，孝文帝改道武帝为太祖，自己驾崩后又被尊为高祖；在唐德宗朝始祖之争之前，于代宗宝应元年（673年），杜鸿渐等人以高祖李渊并非始封之君为名，建议在郊祀天地时将原先享受配祭的高祖神位换成太祖，虽然黎干进《十诘十难》 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改为以太祖配享天地。

因此，虽然在某些朝代，开国之君死后被封为高祖、太祖是出自对前代父祖的追封，但在涉及宗庙昭穆排序、禘祫祭祀神主位置的摆放时，太祖始终位于包括高祖在内的其他神主之上，可以说“太祖”庙号高于“高祖”是确定无疑的。

了解了“太祖”的始封性质与独尊地位之后，再来考察刘宋武帝和文帝各自的庙号，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被封为宋公，恭帝元熙元年（419年）晋爵为王，次年代晋称帝。对刘宋王朝而言，武帝兼具始封与始受命的双重身份，依据礼制，驾崩后理当被追尊为宋太祖。在上文所举张昭远的奏文中，张氏将刘裕与其他各朝太祖并列，正是认为按礼制，刘裕即是宋太祖。事实上，通过考察刘裕为宋王时及称帝后的宗庙建制，可以清楚地看到，刘裕本人也强烈地希望驾崩后可以占据刘宋太祖的神位：“宋武帝初受晋命为宋王，建宗庙于彭城，依魏、晋故事，立一庙。初祠高祖开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东安府君、皇考处士府君、武敬臧后，从诸侯五庙之礼也。既即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国掾府君为七庙。永初初，追尊皇考处士为孝穆皇帝”，“高祖崩，神主升庙，犹从昭穆之序，如魏、晋之制，虚太祖之位也。”

“武敬臧后”即刘裕之妻，卒于义熙四年（408年）。为先去世的妻子立庙，并使其与在位君主的六世祖以下六亲庙共同组成天子七庙之制，无疑是非常奇特的现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对这一现象有比较客观、合理的解释：“盖五庙之制，原应奉其先之有功者一人，为百世不迁之太祖，其下则高、曾、祖、祢四亲，是为五庙。刘氏之先既无有功者可奉为太祖，但有四亲而已，惟武帝有大功，当比周文武世室，而身又现存，遂以臧后充数。”可见臧后实际上是先占据了刘裕驾崩后在宗庙中的“太祖”位置，是刘裕生前为将来入太庙后得以被追封为太祖所做的铺垫。

材料中所说“犹从昭穆之序，如魏、晋之制，虚太祖之位”，是指魏晋两代的“太祖”在被确立之初，虽然在政统上处于独尊地位，但在宗庙排序上仍需遵从昭穆制度，排在太祖的列祖列宗之后，直到太祖以上的亲庙随着世代亲尽庙毁之后，太祖才能正位，在此之前则称为“虚太祖之位”。如景初元年（237年）六月，魏明帝曹叡建七庙，追封曹操为魏太祖，但按昭穆之序，曹操之前尚有其父太皇帝曹嵩、其祖高皇帝曹腾两亲庙；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追尊其父司马昭为太祖，于宗庙排序时位于司马昭之前的尚有司马炎的六世祖司马均、五世祖司马量、高祖司马俊、曾祖司马防、祖司马懿和伯父司马师。刘裕建七庙制度时亦是如此，在他之前尚有六世祖以下亲庙，只有随着这六世祖庙的亲尽庙毁，刘裕自己的神主才可以顺次递进，真正成为永世不迁之庙，成为名副其实的太祖。

刘裕

不过刘裕驾崩后未能如愿，少帝只追封刘裕为高祖而非太祖，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即便是这样，只要刘宋的后代帝王中，没有人再被尊为“太祖”，刘裕依然可以无“太祖”之名而享“太祖”之实。然而孝武帝对文帝的追尊不仅违背了礼制和刘宋建政的历史事实，还在某种程度上使“承统之君”的文帝的地位高过了开国之君的武帝，如此不合常理的举动不得不让人深思。通过考辨具体历史情境，孝武帝改易文帝庙号的行为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反映了刘骏即位后对权力正统性的焦虑和他渴望建构正统的意愿。

刘骏之所以对其权力的正统性产生焦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刘骏在文帝十九子中排行第三，正常情况下绝无继承皇位的机会。史称：“世祖弱年轻躁，夙无朝宠，累任边外，未尝居中。”元嘉十六年（439年），刘骏都督湘州诸军事，任征虏将军、湘州刺史，领石头戍事，这可以看作刘骏政治生涯的开端。自此年直至元嘉三十年（453年），刘骏先后担任南豫州刺史、雍州刺史、徐州刺史、江州刺史，辗转于长江中下游及与北魏交战的前线，始终没有入朝的机会，在朝中也没有与之联系较密切的官吏集团。就文帝的个人情感来看，次子始兴王刘濬和七子建平王刘宏无疑是最受宠的。

《宋书》记载：“濬少好文籍，姿质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宠。时六宫无主，潘专总内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爱，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绰、中书侍郎蔡兴宗并以文义往复”。始兴王刘濬的政治生涯与刘骏同时起步，但起点却有天壤之别。在经历了湘州刺史和南豫州刺史的短暂历练后，始兴王刘濬于元嘉十七年（440年）十二月接替被贬的扬州刺史刘义康，且与刘骏四处外任不同，始兴王刘濬直至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十月方卸任扬州刺史，在任时间之长甚至超过了被贬之前总览朝权的司徒刘义康。元嘉二十九年（452年），文帝又“以上流之重，宜有至亲”而授始兴王刘濬荆州刺史之职，即使是随后巫蛊事发，文帝震怒异常，还是于元嘉三十年（453年）正月同意始兴王刘濬赴任荆州。

荆扬二州历来为江左政权之根本，户口和土地都超过全国的一半，是国家两大政治、经济、军事重心，事关王朝兴衰，东晋以来担任二州长官者，无一不是一时权臣或皇室亲信。刘濬先后统领二州，可见文帝对他当真是宠爱备至。对建平王刘宏，文帝也是“宠爱殊常，为立第于鸡笼山，尽山水之美。建平国职，高他国一阶”。从政治影响力的角度看，文帝欲重立太子时考虑的另外两个人选是随王刘诞和南平王刘铄。《徐湛之传》 称：“二凶巫蛊事发，上欲废劭，赐濬死。而世祖不见宠，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辇。南平王铄、建平王宏并为上所爱，而铄妃即湛妹，劝上立之。元嘉末，征铄自寿阳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王僧绰传》 也记载：“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徐湛之为皇室外戚，其母为武帝女会稽长公主，文帝对公主十分亲近敬重，史称“会稽长公主，于兄弟为长，太祖至所亲敬”；又说“公主身居长嫡，为太祖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徐湛之时任尚书仆射，何尚之虽为尚书令，但“朝事悉归湛之”。江湛时任吏部尚书，“与湛之并居权要，世谓之江、徐焉”。可见刘诞与刘铄在朝中都有强大的政治支持。

相比之下，刘骏生母路淑媛“年既长，无宠，常随世祖出蕃”，使得刘骏无法通过母亲得到文帝更多的关爱，同时在朝中也没有重臣为刘骏游说。除去刘劭和刘濬，太子候选人刘铄、刘诞、刘宏分别排行第四、第六、 第七， 偏偏排除了排行第三的刘骏。刘骏原本在皇位继承顺次上所占据的一点优势，面对文帝和朝中大臣的长期冷落变得荡然无存。

臧质

另一方面，刘劭弑立后，最早举旗起义表示不承认刘劭政权合法性的并非刘骏，而是雍州刺史臧质。关于这一点，《宋书・孝武帝纪》限于本纪的体例，并未明言，反而将刘骏塑造成首倡大义者：“上率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实际情况则在《臧质传》、《刘义宣传》、《鲁爽传》中交代无遗：“元凶弑立，以质为丹阳尹，加征虏将军。质家遣门生师顗报质，具太祖崩问。质疏顗所言，驰告司空义宣，又遣州祭酒从事田颖起衔命报世祖，率众五千，驰下讨逆，自阳口进江陵见义宣”，“义宣得质报，即日举兵，驰信报世祖，板进质号征北将军。质径赴寻阳，与世祖同下。”“义宣闻之，即时起兵，征聚甲卒，传檄近远。会世祖入讨，义宣遣参军徐遗宝率众三千，助为前锋。”“南谯王义宣起兵入讨，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阳， 与雍州刺史臧质俱诣江陵。”

通过排比以上史料可知，臧质得知刘劭弑父事后最早起兵讨逆，并在第一时间告知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刘义宣随即起兵，同时两人驰报位于雍、荆二州下游的江州，联系时任江州刺史的刘骏共同起义。臧质首先将消息告诉刘义宣，且又和鲁爽不约而同地先去江陵与刘义宣商议发兵事宜，而没有第一时间联络刘骏，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雍州、豫州去荆州近而距江州远，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臧质有心拥立刘义宣，不想将起义的先机拱手让给刘骏。《柳元景传》 称“初，臧质起义，以南谯王义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即可为证。

此时的刘骏不仅丧失了首倡大义的战机和为父报仇的道德旗帜，还犯了一个更致命的错误，即向弑父篡位的元凶刘劭表示臣服。《宋书》记载，元嘉三十年（453年），刘骏南中郎将典签董元嗣“奉使还都，值元凶弑立，遣元嗣南还，报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时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状。上遣元嗣下都，奉表于劭，既而上举义兵，劭责元嗣， 元嗣答曰：‘始下， 未有反谋。’”刘劭即位后曾加封义宣、臧质和刘骏官职，义宣、臧质皆不受命，此时本是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刘骏却“奉表于上”，向刘劭称臣，表示效忠，董元嗣也说刘骏最初没有起兵之意。

无论是否为缓兵之计，这一行为本身都不得不说是刘骏一个很大的政治道德污点，也给他即位后的皇位合法性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长期外任的被边缘化、太子争夺战中的尴尬地位，以及曾经向刘劭奉表臣服的错误举动，给刘骏带来了极其沉重的心理压力。即使是凭借武力成功夺取了皇位，但在统治初期，刘骏对自身权力正统性的焦虑依然存在，害怕自己无法服众。孝建元年（454年）二月，已晋升为丞相的荆州刺史刘义宣协同臧质、鲁爽突然叛变，于时距离孝武帝即位尚不足十个月。史称“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既首创大义，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无必从。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在镇“密治舟甲”，“率众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

面对即位后的第一个挑战，刘骏的选择竟然又是投降，若非时任扬州刺史的竟陵王刘诞极力劝阻，江山必定易手。此事史书中有多处记载。如《宋书》刘诞本传：“明年，义宣举兵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上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然后处分。”《魏书》也称：“由是骏知爽反，惶惧，欲遣迎义宣，其竟陵王诞执议不许。”《南史》说：“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曰：‘奈何持此座与人。’”《资治通鉴》的记载与《南史》类似。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派沈庆之征广陵讨伐刘诞，大军围城之际，刘诞投表于城外，申诉自己于国无亏，其中提到：“及丞相构难，臧、鲁协从，朝野怳惚，感怀忧惧，陛下欲建百官羽仪，星驰推奉，臣前后固执，方赐允俞。”

刘骏

孝武帝是否真的曾打算让位于刘义宣，此事甚为关键。若仅凭表中所言，考虑到刘诞当时急于申辩自己无罪的心情，其言可能有夸大之嫌。但前三则材料却均是史官跳出当时情境，以史笔书史实，且包含南北双方政权和后世史家的记载，内容也与刘诞所说一致。可知，面对刘义宣的突然反叛，孝武帝确有投降之心。对比孝武帝之后裁减诸王制度、颁布占山令、征讨广陵、祭祀霍山时表现出的决绝、狠辣和自信，很难想象他在面对义宣之乱时竟打算放弃抵抗。

刘义宣的辈分高于刘骏，他作为最早起兵讨伐刘劭的皇族，在刘劭试图拉拢他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两点都尖锐地指向了刘骏政治上的软肋，使刘骏对自身皇位的正统性产生了怀疑和不自信，这很可能才是刘骏面对义宣之乱时慌乱、失态的最主要原因。加之当时荆州兵精粮足，义宣又总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与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兖州刺史徐遗宝一同对建康形成了包围之势，客观实力的不足也加剧了刘骏的不自信。

为消除正统基础薄弱对政权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孝武帝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鉴于古代中国皇位家族式传承的特征，这些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表现为改崇文帝庙号、提高文帝地位，选择“孝建”年号，通过一系列政治性诗文宣示孝武帝的“孝行”等。

《孝经・圣治章》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严者，敬也，可见儒家认为一个人孝行之大莫过于尊敬其父。反过来，抬高父亲的地位也可以说是子辈表示孝道的最好方法，进而可以强化父子之间的血脉传承和宗统传承，放之皇室，亦即可以加强新即位君主与其父之间在权力继承方面的正统性。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孝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抬高文帝地位、有意宣扬自己孝行的措施，其中最核心也是级别最高的一项就是改尊文帝庙号，将代表王朝政治起源并在宗庙祭祀中享有独尊地位的“太祖”庙号加给文帝。

《孝经・圣治章》又言：“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后稷为周之太祖，既已配天，便只能用太祖后面的皇帝配飨明堂。明堂所奉之“上帝”，郑玄解释为苍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五方上帝。孔颖达详细阐释郑玄的理论，指出“五帝即昊天上帝，亦即天”：“谓天有六天，天为至极之尊，其体秪应是一。而郑氏以为六者，指其尊极清虚之体，其实是一……据其在上之体谓之天……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帝若非天，焉能令风雨寒暑时……帝若非天，何得云严父配天也？”与此相反，魏晋时大儒王肃则主张“五帝非天”。

刘宋形势图

东晋以来不立明堂，直至大明五年（461年）四月庚子，孝武帝始下诏新建明堂，大明六年（462年）正月，又“亲奉明堂，祠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在此之前的孝建二年（455年）九月，朝议讨论郊庙用乐，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上帝是否等同于天。于时丹阳尹颜竣与建平王刘宏观点相左，前者持王肃经义，后者主张从郑玄之说，最终孝武帝接受了刘宏的奏议。这两次有关宗庙礼制的事件，孝武帝都采纳了郑玄经解，实际上依然是为抬高文帝地位、解决自己的正统焦虑而服务。因为周以太祖后稷配天，若依礼制，于刘宋则也应当以获得太祖庙号的文帝配天。

但《少帝纪》 记载：“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可见刘裕虽未获得太祖庙号，但依然有配飨昊天上帝的资格。若再使太祖文帝配天，则有开国之功的武帝刘裕的宗庙地位就越发下降了，不仅不符合武帝、文帝两人的客观历史功绩，也违背了魏明帝以后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的定制。而郑玄主张“五帝即天”，以文帝配五帝，也就是变相地实现了“尊父配天”。如此一来，既顺利地满足了孝武帝抬高文帝地位以最大限度突显自身孝敬之心的意愿，又缓和了武帝与文帝在宗庙地位上的冲突。

除了通过宗庙礼制的手段抬高文帝地位以外，“孝建”年号的选择无疑也是刘骏建构正统的重要方式。年号是皇帝纪年的名号，新君即位需要改元以示革故鼎新。改元后的年号通常以表达美好政治寓意为主，如希望四海承平、国运兴隆，或借用重大祥瑞以示应天之运。但“孝建”却不符合以上两种制定年号的方式和特点。“孝建”者，取以孝建国之意，充满了极强的现实感，用“孝”为纽带连接起了孝武帝与文帝之间的血缘传承和权力继承关系。又据《宋书》记载，孝武帝共有二十八子，其中十六人的表字中有“孝”，这无疑也是对以孝治天下的一种宣示。可见，不仅限于自己与文帝之间，刘骏甚至希望将这种正统建构方式延续到下一代。

刘义隆

虽然对“孝”的宣扬遮蔽了元嘉末年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各方势力之间的激烈博弈，但就效果而言，则很好地强化了刘骏的正统性，有利于他塑造自己的孝子形象，进而将自己塑造成元嘉时代政治的最佳继承人，对即位之初稳定天下局势意义重大。

皇帝庙号的选择与议定，是充满浓厚政治意味的重大问题，其中“太祖”庙号作为王朝始封之君的象征，在所有庙号中始终具有独尊的地位。就刘宋而言，若考量对王朝的政治功绩，武帝刘裕无疑应该被尊为宗庙太祖。事实上，通过刘裕即位后，在宗庙建制时将自己死去的配偶放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在七庙行列中的奇特现象，也可以看出刘裕自己同样希望驾崩后被尊为太祖。然而刘裕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刘宋太祖始终处于“虚位”状态，直至孝武帝刘骏即位后改尊其父文帝庙号为太祖。文帝刘义隆并非始封之君，客观而言，刘骏这种改尊庙号的行为实际上是违背礼制的，对武帝、文帝两人政治功绩的定位和评价也有问题。然而这个不合常理的举动本身恰恰是政治问题的深刻反映，其核心便是孝武帝的正统焦虑心态。

刘骏自幼不得文帝宠爱，即便在文帝因巫蛊事件想要另立太子时，刘骏也始终不处在权力核心。刘劭弑立后，刘骏未能抓住首倡大义的先机，反而做出向刘劭奉表归顺的错误举动。这些因素使得刘骏在即位初期对自己的权力正统地位充满了焦虑和不自信，孝建元年（454年）荆州刺史刘义宣协同臧质、鲁爽叛变时，刘骏竟准备让位，即是明证。为了消除内心的焦虑并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刘骏极力标榜孝道以抬高文帝的地位。改封文帝“太祖”庙号，采纳郑玄经解使文帝于明堂配飨五帝，选择“孝建”年号，包括大臣在政治性诗文中将刘骏之尽孝与他夺取政权的过程联系起来，都是刘骏消解焦虑、建构正统地位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孝武帝改易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实际上与元嘉末年至孝建初年的刘宋政局息息相关，充满了政治权力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