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7日，我国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意味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这是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第四次破“7”。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人民币破“7”是在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持续下行背景下出现的，商业银行处理起来更为复杂。
人民币汇率破“7”的主要原因
主要诱因是美联储持续加息及我国4—5月经济恢复没有达到预期。首先，2022年以来中美实际利差扩大成为人民币破“7”的诱因。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中间价与中美实际利差趋势（负）相关性极其明显。其中，美联储去年以来10次持续加息导致中美息差进一步拉大。同时，美国通胀出现明显回落，美元利率与美元指数双走强。为尽快走出疫情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国内商业银行利率自2022年9月下调以来，在2023年5月进一步下调，6月20日LPR报价利率再次下调10个基点，美债收益率反弹与人民币贷款利率下行明显压缩了中美实际利差，人民币汇率承压出现破“7”现象。其次，最新公布的4月、5月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经济复苏偏弱，经济发展目前呈现出“较高失业率+低通胀”的组合，经济内生动能不足，成为人民币汇率破“7”的催化剂。再次，随着近期美元走强，“去美元化”趋势弱化。美国财政部5月公布了3月其他国家持有美债的变化情况，整体增加了2296.2亿美元。其中，我国持有的美债当月增加205亿美元，结束七连降。国际投资者仍将美债看作最优避险工具，投资者增持美债标志着全球金融市场出现的“去美元化”趋势弱化。汇率本质上反映两国经济基本面的强弱对比，国家统计局4月、5月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反映出国内经济没有达到市场预期，而上半年出现银行风险事件的美国经济也没有预期那样弱，近期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正是对这种预期差的修正。
中美存款息差导致结汇意愿低也是人民币破“7”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首先，我国4月对外贸易顺差为902.08亿美元，前4个月累计外贸顺差为2941.94亿美元，同比增加45.04%。虽然贸易顺差增幅较大，但由于中美存款利差较大，企业结汇意愿不高。2023年前四个月，经常项目下我国商业银行结售汇差为325.56亿美元，低于同期贸易顺差，企业结汇意愿下降导致人民币汇率表现低迷。例如，人民币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为1.10%，而同期限的境内大额美元存款利率为4.23%，相差300多个基点，客户选择持有美元存款，不对外汇收入进行结汇。其次，近期美国经济数据看好，债务上限谈判取得进展成为主要外因。2023年6月初，长期困扰美国经济发展的债务上限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引起美元指数反弹。国际金融市场认为美债最终不会违约，投资者增加美元现金需求。特别是市场一度担心的中小银行危机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十年期、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从5月初到5月中旬分别提升30个基点和50个基点至3.7%和4.28%（5月19日），结果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扩大到100个基点左右（5月19日）。在中美利差幅度扩大前提下，资本项目呈现资金净流出状态，4月份我国商业银行结售汇差额为-120.28亿美元，1—4月累计为-410.88亿美元。
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基础不存在
首先，人民币基本面稳定，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破“7”后会快速回调。过去五年，人民币对美元三次破“7”，第一次是2019年8月，第二次是2020年2月，第三次是2022年9月，前两次用了5个月回到“7”以内，2022年用了3个月，证明人民币基本面稳定，我国外汇市场有韧性、有能力实现动态均衡。人民币汇率取决于中美投资回报率（名义增长率）之差。由于自2022年以来，美联储持续加息中国持续降息，当前美国的名义增长率明显高于历史均值，而中国的名义增长率却明显低于历史均值。长期看，如果两国的经济状态正常化，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名义增长率会上升，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2023年6月中旬召开的美联储会议已经决定暂停加息，而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复苏回升的状态，人民币贬值的动力将大幅消退，人民币一定会迅速摆脱贬值趋势。
其次，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稳健性，物价水平较低，人民币汇率持久性动态均衡，能够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撑。2022年，我国GDP总量为121万亿元（折合18万亿美元），人均GDP为8.6万元（折合1.27万美元）。过去2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约40%，年均升值约2%；以人民币对美元计价升值了约20%，年均升值1%。虽然近期内国内经济数据短期波动，内需复苏偏缓，但经济保持恢复态势，基本面有支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预计不会触及2022年10月底的“7.3”低点。
再次，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措施将开始发力。5月召开的中国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CFXC）2023年第一次会议指出，我国外汇市场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拥有自主平衡的能力，人民币汇率也有纠偏力量和机制，能够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加强监督管理和监测分析，强化预期引导，必要时对经济顺周期、市场单边投机行为进行纠偏，打击投机炒作。自律机制成员单位要自觉维护外汇市场的基本稳定，坚决平抑汇率大起大落。
最后，美联储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央行加息周期已趋于尾声，境外金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减弱，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空间可能更大。
现阶段利率持续下行对汇率的影响较大
汇率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宏观变量，但汇率与利率不是并列的关系，利率的变动并不直接作用于汇率。汇率在利率政策影响下主要由市场供求和预期决定。目前，商业银行在利率下行的巨大压力下，面对汇率的剧烈波动，如何处理好外汇资产与人民币资产的关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难题。在开放经济下，利率的变动通过两种途径传导至汇率上：一是直接通过外币资金市场的套汇渠道；二是间接通过本币资金市场影响国内资金供求渠道。由于汇率对利率变动较为敏感，央行一般情况下通过利率调控影响汇率，利率和汇率是货币政策工具中重要的价格杠杆工具。作为主要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可以相互影响。首先，利率对汇率起着重要的价格信号传导作用。一般情况下，利率对汇率的传导有效性取决于国家资本账户开放进度、利率与汇率市场化发展水平。决定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的主要因素是外汇市场供求因素的对比和实施的汇率政策，而我国汇率政策主要目标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其次，利率与汇率相互制约，影响着一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经济的内外均衡，从而实现调控经济增速和稳定市场价格的双重目的。因此，保证汇率制度和利率制度的协调，是十分有必要的。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存贷息差，存贷息差进一步下行会使得商业银行收益下降，经营困难，甚至会影响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从2022年9月开始，到2023年6月，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持续降低，导致商业银行盈利空间急剧收窄。同时，人民币汇率破“7”，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外汇资产运作的风险。自2019年8月我国实行利率“两轨合一轨”，以“逆回购利率—MLF利率—LPR”利率调控模式，带动MLF、LPR等其他政策性工具利率的下调。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周期有利于商业银行缓解自身净息差压力、压降负债端成本并抑制资金空转，为承续调降MLF或LPR打开更多政策空间。但是人民币汇率破“7”仍给商业银行带来压力：一是本外币存贷款息差加大，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缺口管理难度，并影响本外币的流动性匹配，推高了商业银行外币管理的风险。到2023年5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占金融资产规模的91%，商业银行拥有巨额的以外汇汇率计价的外币资产和产品，作为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低利率下遇到的汇率风险问题或将成为金融体系一个系统性风险问题。二是低利率背景下，本外币产品的盈利都会骤减，加大商业银行生存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大以美元计价的外币金融产品创新的难度。三是导致商业银行之间竞争加剧，商业银行的盈利多基于存贷款业务的利差所得，包括本币产品和以美元计价的外币产品。利率进一步下行引发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或将增大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
低利率背景下人民币破“7”带来的新问题
商业银行外汇资本金面临汇率风险。受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贬值的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结构、结售汇等发生一些消极变化。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数额发生大量缩水，资本充足率降低和经营绩效下降。资产与负债的汇率风险敞口扩大，降低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以美元计价的外币产品收益高于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导致银行外币与本币负债币种不匹配，带来汇率损失。人民币存贷利率持续下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加大，出现市场平盘价低于对客户的结算价，银行就要承担其中的汇率损失。
弱化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人民币汇率破“7”，导致金融机构净资产下降，外债负担显著加大。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较为严重，人民币的贬值对银行利润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同时，在人民币汇率破“7”后，一些金融机构利用本币与外币之间的利率汇差，转换套利也会加大银行流动性的非正常波动。
加大了外汇风险管理难度。持续低利率导致人民币汇率的预测难度也在不断地上升，商业银行识别外汇风险的难度加大。
应对建议
利用本外币差别定价策略提高利润。在存贷息差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为防范人民币汇率下跌风险，商业银行应利用差别定价方法，设定本外币资金限额阈值、止损限额及交易限额。与此相对应，商业银行要特别关注各类衍生工具对冲的操作，防止对冲交易带来更高风险的对赌与投机。
强化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内控能力。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低利率背景下汇率风险的防范与管理，利率缺口管理与汇率缺口管理资金配置能力，做到汇率风险控制精细化、准确化、数值化，确保对低利率运行背景下我国人民币汇率风险有效地监测、计量、识别与管控。
建立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机制。在利率持续下行背景下，积极开发新的外币金融衍生产品，向客户提供更多的风险规避与转移工具，利用衍生品交易来锁定汇率风险，转移或分割人民币汇率风险。特别是通过期货、远期与期权交易对冲汇率风险。
积极打造新的盈利空间。在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加快推出新的外汇理财产品，有效规避和控制汇率风险。商业银行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避险、保值、高附加值的产品。积极开发外币风险管理产品、外币风险对冲产品以及外币投资产品，有效控制因利率变动导致的汇率风险。
作者：张红地，单位：北京语言大学经济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