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开场白》本篇作者：梁晓声

电视剧《人世间》开播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热闹的人。 在这之前我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没有多大响动的人，只是在写作而已。借着《人世间》这部电视剧，我想和大家谈谈我们的时代，也就是我和我的千千万万的城市同代人的时代。 千千万万中产生了周秉义、周蓉那样的有作为的人物；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像周秉昆一样，一直到退休的时候都还是普通的工人。我们来回忆这些人所经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共和国的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

先从我们的少年时代讲起——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应该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我出生在哈尔滨市，下乡之前，对于农村我是不太熟悉的。请大家想象一下，我生活在类似剧中叫作 “光字片”的棚户区里，但电视剧《人世间》里面周家的房子， 至少要比我们家的面积多出一大半。在我印象中，我们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其实只有28平方米，而这已经是经过改善的。

上了中学之后，我在别人家里看到年画，那时候的年画多数是农村风光。年画上农村的村路非常宽阔，还有绿化；虽然是泥草房，但是都是新苫的房、雪白的墙。我觉得那样的家已经比我们家好得多了，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家不搬到农村去呢？

但是当我初一真的下乡参加过一次劳动之后，眼见了离哈尔滨市不远的、松花江另一边的农村之后，我就再也不提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当时农村的那种相当简陋的生活， 那种简陋超出大家的想象。

我们的学生时期和现在很不一样，说起来有点“凡尔赛”。 当时的小学，一至五年级都是半日上学，下半天除了写作业， 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那个年代的初中一、二年级 也是半天制。到初三的时候，虽然是全天制，我们下午也只不过有两堂课的自习。

今天的孩子们上了中学之后，从初二开始，几乎任何家庭的孩子，晚上十点以前睡觉的情况很少。所以，像我这样的老头儿看着这样辛苦的下一代，有时未免是心疼的，他们也几乎成了中国最早起晚睡的一代人。

我们那个时候呢，也有“躺平”的现象，具体表现大抵是 “我不想考高中，我不想考技校”。比如我们全班45名同学， 真正想考高中和技校，学习成绩也能考得上，而且家里供得起的，应该不会超出 20 名。剩下的大多数同学都不需要考。初中毕业之后就能够工作了。

可你连高中都没有上，怎么样去工作呢？首先是到爸爸妈妈的单位，父母可以为儿女申请到自己的单位来工作，不过这样的单位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工作，归结起来差不多都属于“八大员”序列，比如售票员、理发员、炊事员、服务 员。像《人世间》中肖国庆的媳妇吴倩，她就在一个小饭店里做服务员。

如果有了这样一份工作，大家就觉得成年人生的第一页开始了。我们当年所说的工作，它很可能是在一条小街的街头或街尾一个小小的供销社里，分给你的具体工作可能是站在社里卖咸菜和酱油的那两排柜台后边。它也可能是在一个小小的邮局里，邮局里比你年长的老工作人员可能只有两三个，而你是新人。它也可能是在一个理发店，你要在那里拜师学徒。你还 可能被分配到清扫队，每天早晨执扫把，去扫某几条街。如果你能成为邮递员，那算你幸运，因为邮递员还发一身工作服， 还发自行车。像《人世间》中，无论周秉昆，还是肖国庆、孙赶超、曹德宝，他们能够在酱油厂和木材厂工作，那属于正式工作，因为那些单位都叫作正式单位。

在当年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因此街道也办工厂，像在小学课文中写到的我母亲所在的街道工厂。厂里既有像我母亲一样的中年女性，也有初、高中毕业之后，由街道分配工作的一些青年。

如果给你分配了这样的单位去工作，而你竟不愿意，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工作了。你想另外再找一份工作，难于上青天。 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想额外挣一元钱或者两元钱，几乎门儿都 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在自己的门上张贴“招聘”二 字。不像现在，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到了人生的一个坎儿—你缺钱了，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睡、下一顿饭在哪儿吃， 还可以临时找个饭店去应聘洗碗工，至少这个饭店会给你一份工资。在我年轻的时候绝对没有这种现象。

不过，这种分配就业的方式，也保障了城市里初中毕业的 一代又一代青年还能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只是那份工作，也只能谋生而已。

那个年代也会有一些“躺平”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破罐子破摔。很多初中生不学习了，就打算混到毕业，然后到父母的单位去挣钱。老师很生气，但也无能为力。毕竟，如果一个学生认为自己所学的东西对于将来的工作已经足够，比如去父亲所在的环卫部门扫街，又何必再努力呢？

那么，说到当年的工作，再来说说什么工作是当年的好工 作。可以通过当时的择偶标准来看一看。当年的年轻人，尤其女孩子，她们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哈尔滨市流传的叫作“蓝制服、白大褂、枪杆子、舵把子”。“蓝制服”应该是像《人世间》中的小龚叔叔那样，如果能在派出所当一个片警，就是女孩子们最佳的择偶对象。

所以在当年几乎没有“躺平”，“躺平”就没有工作了。 哪怕是扫街这种工作，要是失去了，再找第二份工作是很难的。 可是也有“内卷”，最主要的“内卷”，还不是关于工资，而是关于分房子。

因为当年的情况是：不管你的家是 28 平方米，还是 32 平方米，想再多出1平方米，除非前后窗户或其他周围还有空地， 才可能把房子向外接出一部分。如果没有空地可以加盖，也只 能维持原状。

那是不是能够租房子呢？首先，大多数家庭的那份工资里根本挤不出钱来租房子；另外，有房子可租的人家就更少了。 那个年代没有买卖房子这一说。《人世间》中也反映了这个情况，周秉昆买了居住权，然后遇到了这样那样很多问题。 在那个年代，由于分房子的问题而想不开、寻死觅活的现象是很多的。

初中二年级以前，我在学习上是基本“躺平”的。不是主观上想“躺平”，而是我的哥哥那时生病了，生的是精神不好的病。在一个28平方米的空间里，生活着我们兄弟四个，还有一个妹妹。父亲常年在外，只有母亲在家。哥哥长我6岁， 他精神错乱的时候半夜会往外跑，都得我和母亲陪着。

因此，我那时上学经常迟到，旷课也是常有的事。后来班主任把我的课桌调到紧靠教室门口的位置，来晚了不必敲门， 直接进来坐到座位上就好了；我也可以直接早退。简单来说， 我享受绝对的任来任去的特权。

我当年只想着挣钱，做梦都在捡钱。尤其到初三毕业前， 我沿着运煤的铁路线去捡过煤渣，因为那时老式的煤车一晃动， 煤渣就会滚下来——这也是一个家庭实际上的长子能为家里做 的实事。我也偷偷地去“周秉昆”们曾经工作过的木材厂扒过 树皮，那是非常危险的，原木被撬动之后滚动起来压到人，是 可能出人命的。

但是到初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努力了一段时间—我想我必须考上一所学校。因为我的父亲不在哈尔滨市，母亲不属于 任何正式单位，虽然她也可以介绍我到自己工作的鞋帮厂上班， 可我连踩缝纫机也不会。

为了有一份工作，我必须考上一所技校或者师范学校。技校我是考不上的，因为那时我的学习已经差得太多，我就希望 能够考上哈尔滨市的师范学校，将来做语文老师。我甚至专门 到郊区去考察过师范学校的路线怎么走。我非常喜欢师范学校， 也觉得那就是目标，并为此拼命努力。不过初中毕业之后，我也没上成哈尔滨师范学校。时代的原因，就跟随我们学校的第二批队伍下乡了，这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

知识青年下乡结束、要回城的时候，有抽签到工厂里面去的，也有抽签到机关的，还有上大学的。这也会形成“内卷”， 比如上大学需要大家推荐—每个人来投票。

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跟这种“推荐”的方式没有关系了。 1974年，复旦大学的一名老师到我所在的兵团招生，我因为 创作了《向导》一书得到老师的力荐，得到了去复旦大学读 书的机会。

在离开复旦大学的时候，首先是学校的老师来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可以留校工作。还有复旦大学卫生所的一位白大褂 姑娘—人家不是护士，人家是校医，也通过我们班里的同学转达，“就喜欢你们创作专业的大梁”。

如果我是独生子，如果爸爸妈妈的身体还好，在大工厂里工作有工资，退休有退休金，我想我可以考虑留在上海。但我不是独生子女，母亲身体不好，父亲 60 多岁了，只拿 40 多元 的退休金，弟弟也是返城知青，两个弟弟都在酱油厂工作，哥哥还生病。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在考虑自己人生的时候置家庭责任于不顾吗？

我觉得自己不能留在上海，我要回哈尔滨。我梦想中的工作单位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那个单位确实不错，可当时没有哈尔滨的名额。那就只有北京了。我不是在上海和北京之间加 以对比，权衡对个人的利弊，然后选择了北京，而是我一心向北，缩短我这个儿子和家庭之间的距离。

因此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时即将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来到了我们的青年时代。我成了北京电 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名年轻员工。我有 N 次可以按比例涨工 资的经历，但我一次都没参与过，全部放弃了。因此，那时我 们编辑部的老同志对我是非常刮目相看的。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作品发表了。我会在心里算这样一笔账：涨一级工资，如果是 8 元钱，一年只不 过多出96元；而我一年还不能发一篇1万字或者2万字的短 篇小说吗？如果发了之后，它的稿费至少也是 100 元。有了这100元，我为什么还要参与涨工资的竞争？—那时候还没有 “内卷”一词，但存在一些类似的现象。

所以，我内心是非常感谢文学的。这不代表我当时已经有了想法，立志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我甚至从来没有这样的志向。一直坚持写作，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文学由衷地喜欢；还有 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稿费。有了稿费，我可以不参与涨工资的竞争，还能有一部分余裕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爸妈寄去；在弟弟妹妹们需要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的时候，也给他们寄去 一部分钱。

之后，我也曾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主任。 那时我不过三十五六岁，已经三次得奖了：两个短篇、一个中篇，而且都是名次排第一、第二、第三的这种奖项。《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也到处在播放着。

随着我发的作品多了，又因为提倡干部年轻化、专业化， 自然而然地我就进入了领导和大家的视野。但是如果当了文学部的主任就得天天开会，还有两份刊物要负责，因此也就没有 时间写作了，稿费收入也没有了。所以我会推荐别人，自己放弃这个机会。

工作了12年之后——正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我被调到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到儿童电影制片厂去，不是为了要当什么干部，而是因为房子。那时候我总是梦见我父亲，感觉到他 的身体不好。我觉得自己需要房子了，但是不知道北京电影制片厂分房子的时候父亲的病情会是怎么样，也不知道能不能分 到我头上。正巧这时儿童电影制片厂有房子，有了房子才能把父亲接来。接来之后，父亲就被检查出胃癌，然后我尽了最后 的孝心。说到底，我还是那么地感激文学。大家可能很难理解 我和文学的关系，我的很多困难得以解决都是因为有了文学， 我觉得它给予我的已经够了。

文学使我的身心几无“内卷”的阴影，更无擦痕。但这也 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作协的评论家李敬泽副主席提出 来的。因为有次我跟他聊起来，我说我的人生有一些“凡尔赛”，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那些难以避免的抢夺和纷争，还有当代年轻人职场中愈演愈烈的竞争，我居然都没参与，我身上没有“内卷”的擦痕。李敬泽说，这也同时使你的小说在内容上，缺少对那些在职场上深受“内卷”折磨、被擦得伤口很深的人的感受的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