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英*文
《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刊登了杨伯涛撰写的《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其中有些情况，同事实略有出入，现就我所知，作一些更正和补充：
《纪要》写道：“……因此，他对正规军队特别是对陈系部队大加扩充。在东北参加反人民战争的新一军所属五十师和新六军所属的十四师，都是十八军分出去的基干部队，因此陈诚升任五十师师长潘裕昆为新一军军长，而将孙立人所带的新三十八师拨出去，另成立新七军；将十四师从新六军建制中拨出，扩充为新三军，以十四师师长龙天武升任军长；将十三军所属的五十四师及由保安部队编成的暂编五十九师都拨人新三军建制。陈诚这种消灭东北地方部队、扩充自己嫡系部队的作法，激起东北人士的极大愤怒。”①陈诚是1947年7月四平街战役甫告结束来到东北的，还带了大批的官员，其中有戴朴和石祖黄等，另外还有罗卓英、车藩如、刘翼峰等。这些人无疑是陈诚的老部属和亲信，是陈诚赖以“扭转东北局面”的智囊和支柱。但是陈诚对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首脑，并没有大撤大换，也没有任用他带去的亲信去替换原来的部队指挥官。只有戴朴后来接替了罗友伦（因罗去美国留学）任二〇七师师长，刘翼峰当上东北区补给司令。因此，我不同意杨伯涛同志有关陈诚“消灭东北地方部队，扩充自己嫡系部队”的说法。关于陈诚在东北期间的部分情况。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1947年秋陈诚到东北任行辕主任后，并没有对过去一度隶属于十八军的十四师、五十师特别给予照顾。至于十四师师长龙天武和五十师师长潘裕昆在 1947 年冬东北部队大改组中分别升任新一军和新三军的军长，也根本不是因为龙、潘两人系陈诚的老部下才受到提升的。同时被提升的还有廖耀湘（由新六军军长升任九兵团司令官）、李鸿（由新三十八师师长升任新七军军长）、李涛（由新二十二师师长升任新六军军长）、刘玉章（由第二师师长升任五十二军军长）、郑庭笈（由一六九师师长升任四十九军军长）、陈林达（由一九五师师长升任新五军军长，不久即在新民以北公主屯全军覆灭，陈林达被俘）等等。廖耀湘这些人完全不是陈诚十八军系统的人，也不是陈诚的亲朋故旧，但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陈诚也都分别将他们提升了。其时在陈诚身边的石祖黄（是陈诚带往东北的亲信之一），并没有被提升或安排要职。1947年陈诚初到东北时，一度任命石祖黄担任过督训处长（相当于军长），但不久即撤销了这个机构，却没有另派石祖黄以新的职务。
陈诚到东北后采取过三项重大措施，以图扭转颓势，终因难以贯彻，而未奏效。他首先抓军队和行政机构的整顿，撤销东北保安长官部并入东北行辕，实行军政指挥合一的体制；同时撤销杜聿明在职时所建立的各保安区（相当于师），每一保安区编成一个正规师，给予陆军暂编师的番号。在东北的各军基本上每军都配有一个由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暂编师。起初设立了几个督训处（由石祖黄、赵家骧等任处长），负责编训这些新改编的暂编师。不久各督训处撤销，各暂编师则分别并人各军的建制。同时改组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的组织，将各地流亡到沈阳（已被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政府人员都跑到沈阳，仍然挂招牌、行文、领经费，就是不干事）的人员全部集中到干训团，进行训练。对有些邻近沈阳的县、市政府，则使之跟随国民党作战部队行动，以武装掩护其进入所管地区建立政权、组织保安部队，以扩大国民党的统治区域。
其次是整顿军纪，提高士气，清查被俘释放回来的官兵，以防止共军的渗透和策反。他采取了坚决果断措施，把各地、各部队未经批准而私自在沈阳设立的办事处、留守处等机构予以撤销，其人员则限期返回所属机关、部队。通过这次清查整顿，仅在沈阳一地清查出来的各野战部队留守官兵竟达两万五千余人，而且都是年富力强者，有的还有特种技能。所以陈诚曾在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痛斥上述那种将部队作战人员留在沈阳替部队长办私人事的现象，是自己挖自己墙脚的行动，是帮共产党的忙。那时沈阳秩序很乱，人心不安。差不多每一个野战部队（因其流动性较大，没有固定的防地；即使有固定防地，也都以沈阳为大后方和基地）中的营长（有些部队甚至是连长），一般都在沈阳市区私自设置所谓“留守处”，其实大都是这些营、连长的私人“公馆”。
每个这样的“留守处”都有武装或半武装的士兵十人左右，替那些营连长看守一些携带不动的辎重，守护其“公馆”，并替他们做些商业性的买卖。营连长是这样，团长、师长、军长和司令官就更不用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陈诚采取上述那种坚决的清查整顿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但因那时国民党军队非常腐败，上下勾结，互相欺骗，积习已深，在陈诚的严令下应付了一阵子，隔不多久又复萌故态。与此同时，陈诚针对当时在东北的部队纪律败坏、买卖武器、暗中经商、贪污中饱、滋扰民众之事成风，曾派出数起军纪督察组和点验组分赴各部队逐一检查，也惩办了几个典型，使之一度稍为收敛。陈诚到东北不久，王家善就在营口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使他大为震动。他还看到有些部队不经打，一触即溃，常常是整营、整团甚至整师地被消灭。他认为这主要是士无斗志、军心涣散所致。尤其是许多被俘虏后放回来的官兵，回到原部后替共产党宣传。最影响士气。因而他严令各部对被俘放回的军官不准留用，并应送沈阳训练团集训；士兵则由各师集训后再补充后勤部队。但因当时部队缺员多，官兵来源困难，能有一些被俘的官兵回来，就没有不收容留用的。另外他为了鼓舞士气，也采取利用作战间隙召集“战斗英雄”会的方法，向所谓“有功官兵”颁奖授勋，在沈阳“七重天”请客吃饭、看戏，还发慰劳金。
再次，是取消了杜聿明在职时实行的“扩大部队番号”的作法，调整战斗序列，建立野战兵团，分别由郑洞国、周福成、卢濬泉、刘安祺、廖耀湘任兵团司令官，调“大同守将”楚溪春任沈阳防卫司令。他以郑洞国兵团部署于长春、吉林地区，周福成兵团部署于四平、昌图地区，卢濬泉兵团部署于锦州地区，刘安祺兵团部署于新民、彰武、黑山地区，廖耀湘兵团置于铁岭、沈阳之间铁路线上保持机动，另以刘玉章的五十二军守备鞍山、本溪地区。初时曾一度保持北宁线和沈（阳）营（口）线铁路畅通，适冬季战役开始不久就相继被截断，最终没有打通。先是杜聿明在东北时，因兵力不足，又为了使国民党正规军便于指挥保安部队和向中共军队虚张声势、故将东北各部队一律逐级提高其编制名称，如连称营、营称团，以此向上类推，各提高一级。然而实际上部队编制仍没有扩大，实力并没有增加，故陈诚到后立即予以废止。当时我在新六军十四师当营长，上级却给颁发了团的关防印信，上下左右也都称我为团长，实际上我统率的部队只是一个营，并不是团。这种虚张声势的作法早就应该废除的。
把保安部队改编成正规部队（暂编师）是形势的需要。1947年秋陈诚到东北时，各保安区和保安团队（有的保安团队甚至挂上了青年军的牌子，以广招徕）士气低落，训练很差，装备很缺，纪律也差，战斗力很弱，根本不能独立担任作战任务，势必要加以整编训练和补充，并在战斗力较强的正规部队配合支持下，才能完成一定的任务。原东北第三保安区（又名青年军第三师）经整编为暂五十九师由十四师副师长许颖任师长后，认真整训，不到三个月，在 1947 年冬季战役守备沈阳北大门——石佛寺的战斗中，打得很顽强，虽经中共军队第十纵队多次强攻，始终保住了阵地。假如这个原保安三区不经整训，又没有十四师这样一个战斗力强的友邻部队相配合，那它就必然会像唐葆璜那样一打即溃，全军覆灭（唐师于1947年冬在彰武被全歼，唐本人被打死）。还有一个暂六十二师，也是由保安部队改编的。该师由十四师四十二团团长刘梓皋升任师长后，训练抓得紧，廖耀湘和李涛都亲自督训，稍加补充后，战斗力提高较快，1947年冬在守备法库的战斗中能独立完成任务，后来奉命向沈阳突围，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仍然能够完整地突出重围。以后这个师改为二九六师，分别在锦西、安庆、怀远附近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1949年5月在上海杨行、月浦地区的战斗中打得很出色，曾受到蒋介石、汤恩伯、蒋经国（蒋经国曾亲到阵地视察）的嘉奖。我当时是这个师的参谋长。事实表明：1947 年秋改编东北的保安部队为正规师，并将其编入各军的战斗序列，使之在战斗力强的部队配合下能够独立作战，这种措施是很必要的，不应目之为“消灭东北地方部队，扩充自己嫡系部队”。(1982 年5月)
作者时系国民党军新编第六军第十四师营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