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口是维系农耕经济、保障兵源赋税的核心资源。为应对战争损耗、灾荒疾病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历代统治者将婚姻视为国家战略，催婚手段融合了法律强制、经济调控、官媒包办与伦理教化，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人口生产”体系。
古代通过严苛立法迫使适龄男女尽早婚配。
周代规定男子30岁、女子20岁须婚配，但至春秋战国，越王勾践将婚龄大幅提前至“女十七、男二十”，违者父母入狱。汉朝进一步收紧，女子15岁未婚即需缴纳高额“单身税”，而南朝刘宋甚至规定女子15岁不嫁则全家连坐入狱。至北齐，这一惩罚达到顶峰：女子14岁未嫁，父母可被处死。
晋武帝司马炎颁布“官配令”：女子17岁未嫁，由地方官强制分配戍边士兵或鳏夫，婚姻完全剥夺个人选择权。唐太宗则将催婚纳入官员考核，地方官若辖区内“剩男剩女”过多，将直接影响仕途升迁。
进行经济调控：单身要交税与生育有奖励
古代政府深谙胡萝卜加大棒”之道，通过经济手段调节婚育行为。
汉惠帝时期首创“五算”税制：15至30岁未婚女子需缴纳五倍人头税（约600钱），相当于普通家庭一年的口粮开支。北魏孝文帝更将单身税与土地挂钩，未婚者家庭需加倍缴纳“庸调”（土地税），迫使父母急于嫁女。
越国战败后，勾践推出“生娃致富”政策：生男孩奖酒与狗（象征狩猎资源），生女孩奖酒与猪（象征农耕资源），三胎以上由官府供养。北宋仁宗颁布“养胎令”，孕妇可领取“胎养钱”并免税三年，直接降低生育成本。
官媒国家包办婚姻
为加速人口再生产，古代设立专职机构干预婚配，形成独特的“国家红娘”体系。
《周礼》记载，周朝设立“媒氏”机构，登记全国适龄男女信息，定期举办“仲春会”强制相亲，甚至有权处罚拒婚者。这一制度延续至清代，边疆驻军中的“官媒”负责为士兵分配妻室，以稳定军心。
唐太宗颁布《劝婚诏》，要求地方官确保“鳏寡数少，婚姻及时”，并将人口增长作为官员政绩核心指标。为完成任务，地方官常采取摊派手段：富户需资助穷人婚嫁，未婚者被强制登记配对。
思想教化，古代通过文化建构将婚育义务上升为道德准则。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被奉为圭臬，未婚者被视为家族罪人。汉代《白虎通义》强调“男三十筋骨坚强，女二十肌肤充盈”，将生理成熟与婚育义务绑定，构建“适龄不婚即违天理”的舆论环境。
七夕、上元节等传统节日被改造为“催婚工具”。唐代七夕宫廷宴会上，未婚官员需佩戴特殊标识，接受同僚“劝婚”；宋代上元灯节则成为官方组织的“万人相亲会”，拒参与者面临赋税惩罚。
特殊手段：面对极端人口危机，统治者不惜打破社会常规，推行激进改革。
春秋时期，管仲建议齐桓公遣散宫女三千，令其与平民婚配；汉高祖刘邦解放战乱中沦为奴婢的女性，分配土地助其成家，短期内新增数十万人口。
唐代为补充边疆人口，鼓励胡汉通婚，突厥、回纥女性大量嫁入中原。同时引进占城稻等高产作物，改善营养结构以提升生育率。
古代催婚的目的增加人口，古代以农业为主，生产活动依赖大量人力。催婚促使人口增长，为农业生产、手工业等提供更多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国家的安全和扩张需要足够的军队。催婚使得人口增加，从而扩大兵源储备，满足战争和国防需求。
在传统观念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婚姻是维系家庭的基础。催婚有助于建立更多稳定的家庭，减少单身人口带来的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人口增多意味着纳税人口增加，政府可通过征收人头税、土地税等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持国家的各项建设和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