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份的一天，刚刚被确诊为结肠腺癌、并决定接受手术治疗的陈云，用随手拿过来的一张白纸写了一张便条，准备交给中央纪检委的第三书记胡耀邦。

便条的内容十分劲爆：请复核潘汉年的案子！在当时，潘汉年还是毛主席给出过“此人不可信任”评语的“叛徒、内奸”，复核他的案子，会不会引起什么不必要的麻烦呢？

潘汉年又为何会让毛主席说出那样的评语呢？陈云又为何要突然主张复核潘汉年案呢？

这一切，还要从陈云和潘汉年的关系说起。

陈云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干部之一，是毛主席最为看重的经济人才，曾经以“沈阳模式”为蓝本，提出过解放军接收大城市的注意事项；也曾经在上海领导经济战，稳定住了解放战争后，全国性的通货膨胀。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地下工作者。而他和潘汉年的缘分，也是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开始的。

1927年，陈云受命在江苏展开革命工作，后来成为了上海闸北区的区委书记，逐渐接触地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为了从事兵运活动，逐渐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

相比起周总理、陈赓、龙潭三杰等这些赫赫有名的情报英雄来说，他们在当时并不十分出名。但是在1931年4月，一切都发生了变动。

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组负责人顾顺章，在回乡期间，因为表演魔术而暴露，最终被国民党中统局抓获。顾顺章原本就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所以敌人没有花多大的力气，就让他叛变了。

顾顺章知道中央特科的几乎所有秘密，他的叛变，导致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撤退。周总理、陈赓、龙潭三杰等人不得不转移。

这之后，重组中央特科的工作，就只能交给顾顺章并不熟悉的陈云、潘汉年来完成了。

重组中央特科，那真是谈何容易。顾顺章的叛变，几乎摧毁了情报系统的主干，很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被捕或者撤退了，情报工作几乎无法开展。

而陈云和潘汉年，只能通过改变特科的运作方式，重新建立整套系统。在他们的主持下，一部分我党情报员以“自首”的方式，打入了敌人内部。

很快，一个全新的中央特科开始运作，党的情报工作又开始蓬勃地运转起来了。

后来，这套系统在长征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红军提供了很多极为精准的情报，甚至还弄来了敌人的密码本。

正是靠着这些同志的支持，毛主席才打出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带着红军走出了一条生路。毛主席曾经说：“我们能活下来，情报工作者是立了大功的。”

在这一期间，陈云和潘汉年不顾危险地通力合作，展现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革命情谊。他们经常穿着长衫礼帽，化装成各种身份的人，去一些接头地点布置任务。

两人互为表里，相互掩护，渡过了一个个难关。他们对彼此的信任，甚至超过了信任自己。

1933年，陈云进入了苏区，成为了政治局委员。而潘汉年也在不久后来到这里，但是短暂停留后，就开始去各个国民党地方势力中，从事分化瓦解的工作。

他曾经接触过著名的爱国将军蔡廷锴，并且帮助其策划过成立反对蒋介石的地方政府。

1934年，陈云和潘汉年都参加了长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潘汉年与何长工联手做过粤军的工作，让他们不再和红军战斗，甚至掉头为红军开路。

潘汉年用自己的积极工作，让红军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战斗。

长征开始不久之后，党中央命令陈云和潘汉年一起去苏联一趟，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这本是一次比较简单的任务，但是身上带着重要文件的潘汉年，却在即将回国时神秘失踪。最终陈云无奈，只能只身回国，继续去领导地下斗争。

而潘汉年，则是在1935年8月才重新现身。对于自己为何会失踪了这么长时间，潘汉年始终没有给出过解释。而这，也让毛主席感觉很不对头，从此对潘汉年的印象有了保留。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陈云来到了延安，开始领导经济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回到上海，继续在龙潭虎穴领导情报工作。

而此时他要面对的，已经不是自己熟悉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而是更为狡猾和凶狠的日伪特务。

日伪特务中最著名的，就是叛徒李士群创建的“76号”。李士群曾经是个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投降了国民党。

在日本侵占上海之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伪政府旗下最大的特务头子。那些凶狠异常的军统特务，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其纷纷策反。

而潘汉年既然领导情报工作，李士群自然也就成了他必须要接触到的人之一。而正是这个人，给他埋下了祸根。

1943年前后，日本因为挑起太平洋战争而陷入两线作战，实力开始下降。李士群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给自己寻找后路。

潘汉年察觉这一点后，开始和李士群接触，准备策反他。不久之后，李士群派出汽车，接上了潘汉年，来到了一个豪华的宅邸。

到了地方潘汉年才发现，在这里等着的不只有李士群，还有汪伪政府头子汪精卫。

三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密谈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之后，可能是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汪精卫的名声太坏，潘汉年又一次隐瞒了这次见面的情况，没有向党中央汇报。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潘汉年之后的活动能力。在解放战争中，潘汉年继续在情报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我党北方的情报系统，因为王石坚的被捕而整体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潘汉年参与领导的南方情报系统却始终十分稳定，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情报。

也因为自己的卓越贡献，潘汉年在解放后，成为了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他此时意气风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几年后身陷囹圄。

1955年4月，潘汉年来北京参加全国代表会议。他在饭店休息时，陈毅突然到访，和他谈起了当年密会汪精卫的事情。

潘汉年这才知道，自己的这段往事，中央早已掌握了情况，并且一直在等他汇报。于是，潘汉年将当初密会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

但是他此时开口，已经有些晚了，有些事情已经说不清了。

毛主席本来对他就有看法，此时更是直接给了“此人不可信任”的批语。很快，潘汉年就被逮捕了，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

而随着极“左”的风潮袭来，潘汉年被扣上了“内奸”的帽子。从此后，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所领导的那些隐秘英雄，也都受到了牵连，纷纷落马。

在潘汉年从巅峰跌入谷底的时候，陈云也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在新中国的经济，由于错误的路线而陷入危机的时候，陈云虽然很清楚问题的所在，但是在大环境下却无法说话。

毛主席虽然支持他，在他沉默的时候，总是以“他要先调查研究再说话”为由为陈云开脱，但是，那种实际上“靠边站”的感觉，却让他如鲠在喉。

所以，在好友潘汉年蒙难之后，自顾不暇的陈云也根本无法为他求情。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随着新中国政府的更迭，那个极“左”的风潮彻底过去了。陈云得到了彻底地解放，开始与邓小平联手，将中国导向改革开放的正轨。

但是此时，他的身体也已经不行了。他的听力受损严重，邓小平曾经说他是和自己一样的“两个聋子”。

而到了1979年，陈云被确诊结肠腺癌，更是被要求去接受手术治疗。

此时的陈云，已经看到了政府拨乱反正的决心。在胡耀邦的积极工作下，有很多历史的冤案都得到了平反。

陈云深知，自己的手术有一定危险性，于是就用一张便签给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希望能复核潘汉年案。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好友恢复名誉。

但是，复核潘汉年案很有难度。

首先，潘汉年自己，已经于1977年去世，当年的一些往事已经死无对证；其次，在那个环境中，他也无法留下任何形式的书面材料，无法为自己开脱；最后，潘汉年是隐秘战线的英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秘密行动的，知道他情况的人太少了。

想要给他平反，难度远比别人来得大。结果这一复核，就来到了1981年。

此时的陈云，身体已经有所恢复。他看着其他老干部一个个都恢复了名誉，心里真的替老战友潘汉年着急。

陈云知道，潘汉年案不是简单的一个案件，后面牵扯着很多人。他曾经说：“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都怕我死了。我死了，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在1981年的1月3日，陈云亲自给公安部打电话，正式要求为潘汉年平反。

陈云指出，潘汉年是当时南方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对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地下人员情况最为熟悉。

如果他真的是叛徒，是内奸，那这些同志怎么可能保全？而事实是，这些地方的地下组织始终安然无恙。由此可以断定，潘汉年并未叛变，更绝非内奸。

紧接着，公安部收集的材料也都被提交了上来。其中，很多潘汉年的老部下、老战友，都已经得到平反。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并不能支持潘汉年是“内奸”的说法。

这之后，由邓小平、李先念亲自批示，胡耀邦亲自领导的平反小组，开始正式启动复核程序。

又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党中央正式发布了为潘汉年恢复名誉的通知书。在去世4年多之后，一代传奇特工，终于有了一个光彩的结局。同时，历史的公正性，也得到了很好地维护。

从整体上说来，潘汉年有自己的问题。他的组织纪律性不强，不请示、不汇报的情况很多。但是从事实上看，他确实没有做出过任何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情。

说他是“内奸”，这是不正确的。而陈云为老战友恢复名誉的决心，也让我们感动。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中，这种情谊是难能可贵的。人生得战友如此，潘汉年应该能含笑九泉了。

参考资料：

宋毅军 任元娜：陈云、胡耀邦与共和国几起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

中国共产党新闻：陈云1931年重建中央特科：危急时刻开展隐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