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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对中国发动了野蛮程度超乎想象的全面战争。这些自大狂妄的兽人军团，自以为是地认为，它们“清楚地了解中国的一切”，它们以为，中国唯一的资本就是是“人数、仇恨和一个庞大的国家。它既没有领袖、士气、凝聚力和军火，也没有很好的训练”。

的确，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情报工作极为成功，它们详细测绘了地形、矿藏、河流、山势和不为人知的小路；它们了解各个省份的军阀，了解他们的军队和装备；它们不但了解当时中国的工业实力，还知道许多人对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并不满意。

日本人认为，一旦开战，它们可以轻易地按照计划切断公路和铁路，占领一个个大城市，消灭蒋介石的大批有生力量；封锁中国的港口，让中国的经济陷于停顿。然后，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可是中国的力量根源并不在少数的城市里，而是在人民的心里；鬼子残暴的行径带来的恐怖和仇恨，压倒了中国内部的一切不满，各地的军阀部队赶来参战，共产党的游击队也开始配合正面作战。

淞沪会战

仿佛在一夜之间，大家对于“国家和民族”这一概念，发生了急速的，截然不同的感受和认同。

在战前，南京政府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是位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地区的城市，而首都南京，是“自由”中国的公路、铁路和航空线路的中心。

当这些地区被日军接连占领，前线的局势瞬息万变之时，中国的政府、军队、文化界人士和大批工厂实业，成百上千万的难民，开始向着新的“瞬由”中国迁移，而这片新的“自由”之地包括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甘肃、西藏、青海各省和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陕甘宁根据地。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迁移，实际上，从卢沟桥的第一声枪响后不久，中国人平静的生活就被战争用各种方式扭曲成了奇怪而面目全非的形状。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一场缓慢的，无比艰辛困苦的，规模空前的大变动开始了，人们源源不断地将物资、设备和他们自己经过长途艰难跋涉，从日占区转移到国统区。

工厂的机器、政府文件、大学图书馆馆藏、医院设备、故宫的珍藏文物、军工厂和办公室的设备都打包装箱，装进了船只、火车、马车，被牲畜和苦力驮负着，从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和其他的城市向内地迁移。

整个中国都在向西移动，这也是有史以来，继西晋、北宋两次为了躲避战乱而进行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超过数千万的各类民众，踏上了一条血泪交织的漫漫长路。

局势危急

正如国民党政府所预料的那样，这场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将演变成为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于是，在卢沟桥事变后，政府立即开始着手安排将那些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迁往内地，位于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无疑是内迁的主体；而考虑到当时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工业基础才刚刚起步，抗战期间的物资生产依靠当地力量难以满足需求，从头建设又为时过晚，于是，众多的私营工厂也被纳入了统一搬迁计划。

唯一的“小问题”，就是这次工业内迁的计划，在战前压根儿就没有做任何筹备。这项工作，南京政府本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加安全和从容，也完全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得以搬迁。

结果，146家工厂的重达15000吨的设备，还有随行的2500多名工人，只能在纷飞的弹雨下，在一片兵荒马乱中，紧急从上海撤离。

这场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描述成中国人民伟大献身精神具体表现的宏大行动，最早的发起和倡议者，同样来自民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首先致函国民党当局，“呈请政府协助内迁”。

紧接着，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300余家工厂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工厂内迁。也正是在民营企业的呼吁下，国家资源委员会才开始要求下属各个小组分别讨论搬迁事宜。

国民党官方有关工厂内迁的第一次讨论，是在1937年7月28日。8月10日，行政院的第324次会议才决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此时距离淞沪会战爆发，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从清朝晚期开始，中国的工业就集中在沿海一带发展，尤其以天津和上海两地最为发达。这两个港口地区，一方面是因为交通、原料、电力、技术、市场、金融、税收、劳工等各种条件都优于内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处于列强的治外法权管辖之下，反而在动荡的清末明初给工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

截至1937年9月底，据民国政府实业部统计，上海一地，符合工厂条件的（即工厂有50名工人，总功率10马力以上的），就有1279家；彼时的广州，只有164家；而天津因为当时已经沦陷，具体数据不详。

工厂搬迁，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组织计划不到位，也不是缺乏运输工具，而是众多的资本家宁愿龟缩在舒适的上海租界，也不愿意搬迁到艰苦的内地。无论是“九•一八”的炮声，还是“一•二八”的漫天火光，都无法让这些沉浸在“安乐窝”里沉睡的资本家醒过来。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备战的中国军队。

“一•二八”事变后成立的资源委员会，曾经有过长远的设想，计划自此以后，重新规划中国的工业布局，将所有的重要工厂都迁移或者建设到内地；并将国营兵工厂提前进行搬迁。

可是和上海便利的条件、舒适的生活环境相比，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艰苦的内地从头发展；加上后来几年，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投资建设重心，仍旧是以上海和沿海城市为主，这反而进一步促进了上海的繁荣。

如果以1936年通车的粤汉铁路作为分界线，东边是繁华现代的新世界，西侧就是不折不扣的落后地区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西康和甘肃等辽阔的内地省份，这些地方的生产和生活从大清朝以来就变化甚微。

战争全面爆发时，这片约占中国疆土3/4的地域里，工厂的数量只占到全国的6%，而发电量只占到全国的4%。不仅如此，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工厂，还有一部分被当地省政府的种种苛捐杂税逼得苟延残喘，奄奄一息。

这些在上海的工厂，自我麻痹的同时，也得不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扶持和承诺，一般人谁会乐意将工厂迁入内地呢？当时上海工厂主的普遍心理，都觉得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影响到租界的安定——“要知道，‘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

全面抗战前，推动工厂企业内迁的种种尝试，就此全面失败。

直到抗战全面爆发，7月28日的讨论会后，上海工厂的全面搬迁才正式启动，随后两天里，资源委员会的专家和上海工商界多次会面，搬迁计划得到了众多爱国企业家的一致认可。

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务会议提议，将上海市区内各工厂都迁移到内地，为政府效力，充实军备，增强长期抵抗的实业基础。计划将工作母机2000部连同工具，并选择炼钢、炼气、制罐、制橡胶轮胎及制防毒面具等重要的生产设备，迁移到后方的指定地点复工生产。政府将拨款50-60万法币作为补助迁移款使用。

当时，上海局势极度紧张，全副武装的日军在街头巡逻，战事一触即发。许多政府官员并不看好这个临时抱佛脚的计划，有人甚至觉得，能够从上海搬出两个工厂就已经是不得了的功绩了。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决定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共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由资源委员会为主要执行单位，其中印刷业的搬迁工作，则是由教育部监督。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后，当即召集上海的五金、工业化化学、冶炼、橡胶、炼气等各行业的厂方代表，讨论办法，要求在第一时间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工作。

8月12日，11名上海工业界的领头人物被厂方代表公推为委员会委员，这些爱国企业家当即决定，以身作则，先将自家工厂拆迁，给其他工厂作为示范。（注1）

工厂搬迁可不像居民搬家，光是粗略的计划构想，就涉及到数十项工作。从最初的拆卸、装箱、报关、运输、保险、设站、检验等；到搬迁到内地后，如何分配省区、择地、购地、组厂、安装电力、分配机件、材料原材料的添补供给、工作分配、经济筹划，诸多事宜，千头万绪，都要从零开始。

而整体筹备安排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0余天。

迁移监督委员会根据制定出的安全、方便、有利三项原则，决定先将机器、生产资料拆迁到武昌的徐家棚集中，然后再分别迁移到西边的宜昌、重庆，北方的西安、咸阳和南方的岳阳、长沙。

而那些计划安置在云南和广西的工厂，则根据就近原则，计划从广东省迁移。

尽管局势危急，但是负责工厂迁移的委员们，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们甚至都考虑到了，当抗战胜利后，这些已经搬迁到内地的机器和厂房，要么留在当地，要么迁移到更加落后的青海、西康，作为发展当地工业的基础。

而国民政府更要组织人手，前往日本的各大工业城市和工厂，将敌人的先进机械和工厂作为战争赔款尽数收回来！再分配给上海的各家工厂，完成产业升级。

战火中的搬迁

工厂搬迁的筹备工作刚刚有了点眉目，8月13日，炮声就在上海响起。

15日，中日两国战机展开空中大战。随后几天，日军的飞机持续空袭上海，居民伤亡惨重。租界外的居民忙着逃往外地；租界内同样兵荒马乱。

当时的工厂都设立在租界以内，战端一开，出入租界的各条道路都被封锁，而且原则上只让出，不让进。因为江阴要塞已经实行了军事封锁，而且火车不但班次少，发车时间也极不稳定，监督委员会最后被迫放弃了陆路运输，只能考虑水运途径。

今天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工业搬迁如此重要的战时工作，竟然是在全无准备，毫无计划，甚至都没有一个总管机关来统筹安排运输方式和工具，更不要说和周围驻军协商放行的事情了。

无数匪夷所思的意外状况，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因为货车出入租界都需要办理特殊证件，租赁车辆需要支付极高的租金并提供强有力的担保；拉着机器的车辆不但会受到沿途警察和流氓的阻挠，到了军队的防区后，遭遇也是各不相同。

周边的军队因为实行军管，所辖地区的道路，都有军队看守。每支部队都是自行发放通行证，还互不通用。最倒霉的连车带货都被军队抢走。

租界当局也落井下石，机器外迁也要求办理证照，上面注明货物数目和人数，有些技工，看见车上还有空隙，就多搬了点物资上去，谁能想到，哪怕多带了一个扳手，都会被警察逮捕，整批物资全部扣留。

战争爆发后，轮船不但数量锐减，租金价格还翻着跟头往上涨，监督委员会好不容易找来两艘船，一到码头，当即就被蜂拥而上的难民给占了。吃了几次亏以后，只好彻底放弃。

最后，还是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主任邢震南深明大义，即有担当的给监督委员会发放了许多空白的通行证和盖了大印的白布、木船与货车的旗帜，各个工厂的负责人才能够凭借这些东西，出入戒严区域，和各路军队协商通行事宜。

爱国企业家们的满腔热情，终究敌不过重重难关，接连十余天，工厂搬迁事项毫无进展，大家都觉得工厂搬迁没有希望了。最后，还是依靠监督委员会的不懈努力，才让大家没有泄气。

有爱国企业家，同样也有不配合的家伙，其中最顽固的就是龙章造纸公司的常务董事傅筱庵，此人和日本人勾结，一直拒绝搬迁。后来监督委员会命令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搬迁事宜，并警告傅筱庵，限定期限内不搬迁，就炸毁工厂，以免资敌，龙章造纸厂才得以搬迁到重庆。

到重庆后，这家工厂被改组成中央造纸厂，是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

随着淞沪战事白热化，工厂迁移的风向来了个急剧转变，原来许多不愿搬迁和观望的工厂，开始主动要求加入搬迁行动。

棉纱厂里的加湿机

1937年8月27日，21艘木船（全是人力木划)满载着四家机器厂的设备和170多名技工，从苏州运河冒险驶出了上海。为了保证安全，这些船只都用树枝和茅草盖在上面进行伪装，每艘船相隔大约半里，用人力划船，一旦发现敌机来袭，就马上驶入江边的芦苇丛中躲避。

这次冒险，拉开了中国工业西迁的序幕。

选择这么一条水路实属无奈，因为长江航运已经被封锁，铁路运力也被军需占满。幸好一路上有惊无险，连同第二天出发的30多艘船只一起，一共10家工厂的机器，平安抵达苏州河，然后，这些木船用火轮拖到镇江，再换装到江轮上运抵武汉。

第一次尝试成功后，大受鼓舞的上海各家工厂开始照葫芦画瓢，数十家大小工厂的机器和物资都加速外迁，虽然中间屡次被战事影响，防守的军队层层盘查，但仍然挡不住厂家的决心，而且搬迁的事项也越来越顺利。

看着上海的企业搬迁渐入正轨，委员会又开始劝说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纱厂进行搬迁，没想到，当时这些纱厂一没有受到战火波及，二来获利丰厚，这些鼠目寸光的老板们都打着能多挣一天是一天，事到临头再说的念头。最终这些纱厂通通留在了原地。

和这些纱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的文化界。在商务部王云五先生的帮助下，商务、中华、正中、开明、大东等书局的中小学教科书500吨被抢运到后方，多家印刷厂和中国铅笔厂的机器原料也被顺利运走。

就是靠着这500吨教材，抗战初期迁移到后方的青年学子们才熬过了青黄不接的那段时间，不至于被迫中断学业。

9月初，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先生从欧洲回国，才代表着中国的工业搬迁工作开始由政府统一筹划安排。经过调查后，翁文灏将需要迁移的工厂分为军需和普通两种，那些直接关系到国防工作的，比如机器、化学、冶炼、动力、材料、交通、器材、医药和采矿，政府将给予补助，优先安排运力撤往后方。

经过调整后，最终有80%的兵工厂，40%的重工业和机器厂被成功撤离，而那些占民间资本家投资大头的纱厂和日用品工厂，绝大部分留在了占领区。

在各方努力下，上海的民间工厂，最后一共迁出146家，安全运抵武汉的机器和原材料重量达1146万吨（主要是原料和各种工具，机器设备占比不大），2500多名技术工人也一同转移。（注2）

上海诸多工厂的迁移，是战争初期工业界创造的一个奇迹，也是无数国民党官兵用自己的血肉生命，奋勇战斗而换来的奇迹。

后来因为战局急转直下，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的工厂因为时间紧迫，大部分都来不及转移或毁坏，无奈陷于敌手。

11月底，从河南、江苏、江西等地迁移的各个工厂的机器、物资和人员陆续云集武汉，转移到汉口的南京政府官员，紧急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武汉办事处。他们当时最为急迫的工作，就是要抢在日军之前，尽可能多的抢救从镇江沿岸到武汉一带的物资。

为了第一时间支援前线，挑选了64家容易搬迁的五金机械加工厂、食品厂和日用品工厂，抓紧时间在武汉复工，利用空余的货场或者通过租用民房，众多工厂陆陆续续都开始生产，许多工厂一直坚持到了1938年的6月份，才再度迁移。

那些机器笨重，不方便搬迁的工厂，办事处则劝说他们继续经宜昌前往重庆。

（待续。。。）

文章篇幅较长，为便于阅读，分为两篇发出。

注1：这11位爱国企业家分别是：

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支秉洲（新中工程公司）、叶友才（华生电器厂）、严裕棠（裕隆机械公司董事长严庆龄之父）、余名钰（大鑫钢铁厂）、吕时新（中新机器厂）、王佐才（中华铁工厂）、赵孝林（电机公司）、项康原（康元制罐厂）、钱详标（中国制钉厂）

注2：迁出的146家工厂分类如下：

机器五金业66家、造船业4家、炼钢工业1家、电气及无线电业18家、陶瓷玻璃业5家、化学工业19家、炼气业1家、文化印刷业14家、纺织染业7家、饮食品业6家、其他工业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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