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里在三处提及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而且，《叶尔绍夫兄弟》里的人物形象，还出现在主人公秉昆的想象中：当秉昆看到可怜的盲人小光明的时候，把他搂在怀里，当时秉昆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叶尔绍夫兄弟》里的相似的画面与情境。

中国作家受俄苏小说的影响相当大。在描写中国的人物与现实的时候，五十年代生的中国作家，往往直接用俄苏小说里的文学描写，来代替自己的形象揭示。

能够像梁晓声这样，直接移植苏联小说里的文学情境，用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另一个作家，可以列举出莫言。

说莫言效仿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连莫言本人都嗤之以鼻，矢口否认，但是莫言却在他的小说中，写到关键处，就直接用苏联作家所著的《静静的顿河》里的人物心理，来代替自己对文学人物的揭示。

比如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写道：

“我不知道该如何描写蓝解放在那一时刻的心情，因为许多伟大的小说家，在处理此种情节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无法逾越的高标。譬如被无数大学文学教授和作家们所称道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中，阿克西妮娅中流弹死后，他的情人葛利高里的心情和感觉的描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朝着他的胸膛推了一下，他往后退着，脸朝下跌倒了”，“他好像从一场噩梦中醒了过来，抬起脑袋，看见自己头顶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

肖洛霍夫让葛利高里不知不觉中跌倒在地，我怎么办？我难道也让蓝解放跌倒在地吗？肖洛霍夫让葛利高里内心一片空白，我怎么办？我难道也让蓝解放内心一片空白吗？肖洛霍夫让葛利高里抬头看到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我怎么办？我难道也让蓝解放看到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吗？即便我不让蓝解放跌倒在地，而是让他大头朝下，倒立在地上；即便我不让蓝解放内心一片空白，而是让他思绪万端、千感交集、一分钟内想遍了天下事；即便我不让蓝解放看到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而是让他看到一轮耀眼或是不耀眼的、白色的灰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太阳，那就算是我的独创吗？不，那依然是对经典的笨拙的摹仿。”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莫言的苏联文学宗师是肖洛霍夫，代表作品是《静静的顿河》。

梁晓声的苏联文学老师则可以算作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

在梁晓声的剧本体小说《知青》中，描写插队到陕西的知青们，偷偷地阅读文学书籍，其中有一本书，也是《叶尔绍夫兄弟》。

其中有一位知青特别强调：《叶尔绍夫兄弟》是一部好小说。

可见，梁晓声对《叶尔绍夫兄弟》确实是情有独钟。

其实，我们翻阅一下那个时代的回忆文章，会发现，《叶尔绍夫兄弟》当年在中国读者中的反响超出我们的想象。

虽然这本小说是与“解冻”文学唱反调，为斯大林鸣不平，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这样的纯粹的代表苏联保守派创作倾向的小说，更是被弃若蔽屣，但是从文学的层面上，从人物刻画的角度人，从人性暖意的级别上，都更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与认可。

相比之下，现在排在畅销榜前列的俄苏文学，都是《大师与玛格丽特》这类生涩、暧昧、霉味的作品，在这些小说的身后，“后来发生了苏联文学”，现在因为苏联消亡了，便重新拿起苏联之前的文学作品，直接跳过了一个时代，但这些小说中的难以理喻的对人性的践踏、忽视与陈腐，却让人感到带着一种书斋中的知识分子的脱离现实的臆想空洞，缺少鲜活的生命气息。而这种作品却作为俄罗斯文学在上个世纪的代表性作品，显然是难以说得过去的，只能说这是在苏联帝国倒塌之后的一次对俄苏文学的肆意蹂躏与宰割。

《叶尔绍夫兄弟》在结构上承接了《战争与和平》式的全景式结构，深入到人物的各个精神层面，展示出整体的社会风貌。

至少在这个小说里，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无一漏掉的现实概况，它对社会的认识价值，要比那些沉湎于个人精神空间的小说，更具有还原旧有时代的意义。

《叶尔绍夫兄弟》里大致分成两个线索，一个是政治线索，一个是情感线索。

而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对《叶尔绍夫兄弟》印象深刻的，却是里面的情感线索。

《叶尔绍夫兄弟》里的情感线索，的确是触目惊心的。小说里的叶氏家族的老五在二战中，被德国人打伤了脸部，留下了一道伤疤，结识了同样被毁了容的姑娘廖丽亚，两个人同病相怜，同居在一起。但是，老四因为在二战中投敌，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乡，他已经认不出廖丽亚是他曾经的女友，但是廖丽亚却一眼看出他正是当年的男朋友，这样，一个女孩，成为叶氏家族弟兄两个的共同恋人，无论是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心理感受上，都爆发出巨大的冲击波，而这样的悲惨性的冲撞，正是战争造成的悲剧。

这也是《叶尔绍夫兄弟》里最大的在情感线索里对战争的控诉。

而在《叶尔绍夫兄弟》里的表层的政治线索里，也充满着刀光剑影的时代裂痕。小说里描写一帮投机分子，借反个人迷信，打击那些体制内的建设者，把他们说成是保守派、官僚主义、反对改革者。小说从道德角度，把那些拥有“解冻”者思想的所谓激进派，钉上了耻辱柱。

这也是任何小说的特点，就是把那些反派的角色，用道德的滤镜，去甄别他们的品性的优劣，随之相应的是，他们的政治路线，也会被置于负面。这就是用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价。

《叶尔绍夫兄弟》里的投机分子阿尔连采夫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败坏分子，他在部里玩弄女性，抛弃妻子，受到妻子的控告，在道德上处于劣行地位，无奈之下，才来到了基层的钢铁厂。在这个新单位，他继续想出人头地，期望铲除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阻挡他晋升加爵的力量，他的政治选向的悖离时代，是作者通过他的道德缺损来连带证明的，这就是小说里的一个潜在的规律，一个道德高尚者，他的政治选择，必定是正确的，相反也如是。

《叶尔绍夫兄弟》在1961年被引入中国，而当时的苏联文学作品，已经不像五十年代那样蜂拥而至了，《叶尔绍夫兄弟》被选中进入中国，正是因为小说里的反修倾向。显然，《叶尔绍夫兄弟》里的政治线索，非常吻合中苏论战中中方的观点。

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小说政治线索里描写的剑拔弩张的思想交锋，并不会触发共情效应，因为小说里的主题，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而小说里的情感线索描写的人性间的矛盾与冲突，却给中国读者带来了一种强烈刺激。就像廖丽亚所遭遇到的战争遗痕从肉体到精神上的伤害，在中国的小说里，是很少涉及的领域。

实现小说里的政治线索与情感线索交叉的，则是打破这两个线索隔阂与壁垒的爱情的元素的出现。

在政治线索里，最高级别的人物，自然是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他高踞在政治线索的顶端，承受着政治线索里的思想冲击波的最前端的狂飙袭击。

而在情感线索里，则是叶氏家族里的两个兄弟与一个毁容姑娘之间的三角关系。

横向打破这纵向的线性的两个线索的关系的，就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卡芭与叶氏家族里的后代安德烈之间的爱情关系。

爱情总是能够打破不可能发生互动的板块之间的融汇与沟通，正如《人世间》里梁晓声一直强调的，打破阶层之差的，有一种可能，就是不同阶层之间的联姻。爱情是唯一能够实现阶层瓦解的一股力量。这就是《人世间》里秉义与冬梅之间的爱情篇章的动力源泉。

《叶尔绍夫兄弟》里的市委书记的女儿与工人安德烈的爱情，最后拥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而在小说里，还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描写，那就是当市委书记去世的那一天，他的女儿同时生下了一个孩子，这预示着，高干女儿与工人阶层的爱情结晶，填补了干部离世之后的悲剧性缺位，在小说作者的心目中，工人阶级的后代足以能够匹配高级干部的身份地位。这也是《叶尔绍夫兄弟》发表的年代里，对工人阶级的认可程度，至少在理论上，是勿庸置疑的。

但在《人世间》里，梁晓声的站位，显然不是苏联小说发表的1956年，他在小说里，却将省长的女儿与工人后代的爱情，设定成一个没有后代的绝代爱情，显然有着梁晓声更深思熟虑的用意。

《叶尔绍夫兄弟》当年在中国的流行，几乎无一例外是小说里的带给人强烈刺激感的爱情冲突，也就是小说里的廖丽亚的爱情悲剧。

与梁晓声同在1969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顾谦克在回忆文章《丰收的小屋》（载《星光满天的青春》一书，2012年版）中，提及当年插队的时候，谈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就包括《叶尔绍夫兄弟》。

而《叶尔绍夫兄弟》中争论最多的就是老四斯捷潘与廖丽亚的爱情悲剧。

下面是这篇文章里讨论的焦点：

一位知青认为：“廖丽亚是整部小说中最让人心颤的人物，但她不太完美。最初，柔弱娇媚，清纯可人，最后却面目丑陋，举止乖张，这和当今时代的美学原则截然相悖；小说的大段心理描写过于灰暗、晦涩，主人公最后的结局太悲惨，有悖于当时昂扬的时代。”

另一位知青则不赞同上面的看法：“我倒觉得她和斯捷潘的悲剧命运是整部小说最大的看点。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要把世界上最为美好的东西活生生地毁灭在你的面前。廖丽亚，一个在德军的摧残下都挺过来的女性，最后却毁灭在因失去女性尊严而遭唾弃的习惯势力的包围之中。她爬上高炉，纵向跃入滚滚钢水，化作了一缕让人在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青烟，也成就了一段永恒的经典。”

当然，在《叶尔绍夫兄弟》小说里，廖丽亚曾经想过跳入钢水四溢的高炉里，但是，被工人拦阻，后来她的去向不明，在小说结尾处留下了一个悬念。

还有知青对《叶尔绍夫兄弟》里的斯捷潘倍加关注，寄予同情。在《人世间》中，秉昆也是对曾经叛敌的斯捷潘表达了不合时宜的同情，可见这部小说当时在中国观众心目中产生纠结的关注点是一样的。

《丰收的小屋》一文中介绍这位知青，如此解读斯捷潘这个形象：

“至于斯捷潘，我觉得写得非常成功。‘在德国人残害我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还要活着回来？’这泣血的呼喊让他的灵魂受到了真正的炼狱般的拷问。这种生不如死的忏悔，写出了人性中深层次的东西，似乎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真实，立体，深刻，感人！”

“你涉及了一个禁区：他是个叛徒，罪人，而我们的艺术创作中，绝对归于甫志高一类！”

“但他首先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他没有奢求什么，他只是想活着回去见他的廖丽亚。斯捷潘的罪孽起源于他的软弱，起源于人性本质上的某些弱点——对生命的贪恋（对生命的珍惜，实际上是人性最基本的特质，本是无可厚非，但在那个年代，我们都不敢触碰这个话题）。他并没有出卖战友，但却出卖了灵魂，出卖了祖国，出卖了我们价值观中最可贵的东西。我认为他只是个中间人物。”

这个讨论，也就在这个地方止住了。

柯切托夫像

在《人世间》原著中，秉昆也参与了哥哥姐姐们围绕《叶尔绍夫兄弟》的争论，而秉昆的站位，也是像那个时代的普通知青一样，注目着小说里的斯捷潘这个在当时看来属于中间人物的形象身上。

可以说，梁晓声在《人世间》里重提《叶尔绍夫兄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读书感受与思想经历，更是那一代知青们共同的心理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已经无人知晓的《叶尔绍夫兄弟》，远比《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这些首屈一指的俄苏文学更能激起中国读者的共情反应。

毕竟，相比于《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的男性主人公还是沉迷于超越道德的情感体验而给人一种脱离现实的世外桃源的陌路感受的话，《叶尔绍夫兄弟》里将人物情感附着于炽烈的现实中，并受到现实的制约与规定，更符合现代情境下个体生命的真实生存境遇，从而获得受众的认同。

而在对俄苏文学的认定上，功利主义的甄别法，却造成了苏联文学这一板块的沉沦与湮没。梁晓声让中国的观众与读者重新记起了曾经有过的一个非常动人心魄、激情飞扬的苏联文学时代。《叶尔绍夫兄弟》就烙印着一个时代曾经的关注与焦点。即使今天它已经蒙尘了，但翻开这本小说的纸页，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里面的情感与灵魂的炽热，感受到文字与思想的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