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美国旧金山，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团，共同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
彼时，国共虽属统一战线，但在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问题上，蒋介石起初极力排斥中共。
然拗不过中共、各民主党派与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蒋介石最终只能同意，让董必武作为中共与解放区人民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
1945年6月，经过两个月折冲樽俎，153名各国代表先后在宪章上签字，标志着联合国的成立。
作为人口大国，也是首个遭受轴心国侵略的受害国，包括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的签名，排在《联合国宪章》上的第一位。
中国，是联合国重要的创始国与常任理事国之一。
然而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1949年之后，我们一度被联合国排挤。
重返联合国，是一条走了22年的漫长之路。
联合国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给国际社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台。
除非是彻底地闭关锁国，否则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只要加入联合国，那么在其管理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公开讨论，并找到最佳解决方式。
联合国存在的最重要意义，就是为了更好解决各种国际争端，使得国际社会达到平衡状态。
加入联合国，对一个国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可以在最大限度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这包括了发展所涉及到的许多方面，如教育、科学、文化、遗迹等多个领域，以及人权机制等等。
一个国家在遇到这些问题时，可以通过联合国表达出需求与困难，以寻求帮助。
其二，有利于发展经济。
国际社会稳定了，合作共赢就是核心驱动力，能够促进各国之间共同发展。
虽说加入联合国不能实现核心资源共享，但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有力帮助，足在一定程度促进经济发展。
其三，在环境保护、医疗救治等方面获得引导。
比如说关于健康的基本标准，比如说温室效应的缓解方案，联合国会给予指导与支持。
总而言之，联合国就像社区，国家就像住户，如果某一住户从不参与社区活动，邻里关系也不怎样，自然就容易被孤立，就连社区要修水管要拉宽带，也都不会问他意见。
而作为常任理事国，则将在国际社会享有更高话语权，并拥有极显流氓且含金量十足的一票否决权。
譬如泽连斯基曾提议，要取消俄罗斯的“五常”席位，然后这提议就被俄罗斯一票否决了。
譬如印度曾先后数次申请“入常”，然后“五常”也是极具默契地，先后轮流使出一票否决。
因而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我们在联合国与安理会的合法席位，自然得坚决争取。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联合国曾通过决议，将新中国定义为“侵略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
这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1949年11月，周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立即取消国民政府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50年1月，周总理再次通知当时的联大主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称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耿飚、冀朝鼎、伍云甫、孟用潜等人作为中国驻联合国各机构代表。
然而，彼时的联合国实际处于美国的操纵之下，由于美国的长期阻扰，这个代表团始终未能成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通过决议，将北朝鲜定义为“侵略者”，并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进行打压。
杜鲁门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公然违背《开罗宣言》等国际协议，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谬论，命美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扰解放军对台发起攻势。
1950年7月，杜鲁门向台北派驻“使节”，并于1951年将驻台“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重新确立了美、蒋之间所谓的“正式外交关系”。
1950年9月，美军仁川登陆，无视中国警告，越过三八线北上，进逼中朝边境。
同月，苏联、印度等国向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提出：台代表不得参加联大，应由新中国的代表参加。
但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又成立“七国特别会议”，仍允许台代表出席五届联大。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
1951年1月，六届联大通过决议，将新中国定义为“侵略者”，并表示要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案。
此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就这么被长期拖延了下来。
但显然，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半岛连踹“联合国军”与南韩军队17个堂口。
而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企图孤立我们的美国，也在不断地大耍花招。
1961年，十六届联大上，美国指使新西兰，抛出谋划已久的“重要问题”提案，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属于“重要问题”，必须有2/3的多数票赞成才能通过。
美国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就是企图通过控制1/3的少数，继续将我们排挤在联合国之外。
这一年，毛主席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谈话时说道：“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意思很明显，重返联合国这个事情我们不放弃，但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就是让我们进了，我们也不进。
事实上，自志愿军抗美援朝打出了军威、国威之后，每次联大会议都有我们的友好国家进行提议，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但没办法，美国阻扰且其小弟众多，加之英、法等国也仍控制着许多殖民地国家，因而这些提议始终都没法通过。
毛主席向苏加诺说道：“不着急，中国已经等了11年，再等11年或是更长时间也没关系。我们留在联合国外，对美国是一种政治与道义上的压力。总有一天中国会越来越强大，赞成我们的友好国家也会从少数变成多数，联合国是要请我们进去的。”
事实，也确如毛主席所料。
遭受排斥的前十余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几乎都是赞成票远少于反对票。
1965年，二十届联大，中国重返联合国虽未成功，但赞成票已与反对票相等。
1970年，二十五届联大，表决“驱蒋纳我”提案时，首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的情况。
这一切，既得益于我们不断发展壮大的自身实力，也得益于我们始终不放弃的斡旋。
尊严，在剑锋之上。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志愿军取得的巨大胜利，为新中国赢回极高威望，毕竟在朝鲜即将被打到灭国的时候，是志愿军将“联合国军”撵回了三八线，这使得同属社会阵营的许多东欧国家极为服气与崇拜。
在外交上，自建国之后，中国也始终都致力于一连串的破冰之旅。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国第一年即与17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毛主席提出的外交思路，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第二、第三世界的国家。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的方针更是获得许多国家的认同，尤其是很多亚非拉国家。
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许多国家也都纷纷意识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对民族解放运动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与我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赞同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大。
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两弹一星”工程的巨大成功，世人在罗布泊升起的巨大蘑菇云中，看到了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
原本对中国重返联合国仍抱模棱两可态度的许多国家，自此坚定信心，选择为中国站队。
英、法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在不断升温。
出于维护海外贸易的原因，英国与荷兰等，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代办及外交关系。
1964年，同样希望奉行独立自主外交，不愿作为美国附属的戴高乐，选择了中法建交的道路，这也推进了我国与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升温。
有了英、法等国的带头，许多西欧国家纷纷选择支持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在深刻影响着重返联合国的进程。
自中苏交恶之后，苏联不仅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还在很多的国际事务上，处处掣肘中国。
为此，毛主席提出“一条线”与“一大片”的外交思路，希望能够孤立苏联的霸权主义。
毛主席还坚定提出，要将美国也列入我们争取的对象。
此时的苏联，一方面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一方面不断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也在不断威胁着美国的地位。
自二战以后，美国到处插手别国事务，这同时也让他们付出代价，特别是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之后实力大损，内外交困的美国不得不战略性收缩。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已逐渐挣脱美国掌控，譬如法国退出北约、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那样。
尼克松上台之后也已意识到，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随着西欧与日本政治与经济的发展，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正在动摇。
故而尼克松也将中国看成一支可借用的力量，希望通过拉拢正与苏联交恶的中国，以赢得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争霸斗争。
因而，面对毛主席提出的“要将美国也列入我们争取的对象”，美国表现出十分乐意的态度，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双方一拍即合，中美关系有所改善。
中美关系的迅速解冻与频繁接触，也使得那些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对中态度，是否还要继续阻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故而，很多曾经持反对意见的国家，开始为中国投出了赞成票。
中美之间关系的缓和，也极大地刺激了苏联。
苏联媒体开始大泼脏水，各种批评、抹黑中国，并声称中国与美国缓和关系，是造成中苏冲突加剧的重要原因。
在一些报告中，苏联也对中国进行指控，称中国目的不纯，与美国缓和关系是为了引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从而大提身价。
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就一度给整个苏联高层都带去了强烈震动。
苏联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中美和解。
譬如在北越的问题上，苏联主动改善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抵制与打压。
但尽管如此，苏联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在联大会议上仍是给中国投下了赞同票。
为什么？
因为苏联明白，钳制中国势在必然，但也绝不能让中国彻底地倒向美国，不管中苏再怎么交恶，苏联的最大威胁始终都是美国。
况且，中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如果什么事都对中国赶尽杀绝，这也等于是苏联在全世界面前自扇耳光，说明他们不仅没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还变相地对西方阵营进行支持。
所以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情上，苏联必须得投下赞成票。
苏联的赞成，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许多东欧国家的票数。
所以我们说，历史绝非偶然。
毛主席说的“中国会越来越强大，联合国是要请我们进去的”，也绝不是一句空话。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
在谈及台湾与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问题时，周总理表明了严正立场。
美国亦知，到了此时此刻，已经很难拒绝中国重返联合国，但他们仍企图保住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1年8月，罗杰斯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也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
为此，中国迅速做出回应，称“恢复我国合法权利”与“驱蒋纳我”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的局面。
这也是毛主席早就阐明的态度，只要联合国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就算是让我们进，我们也不进。
1971年10月，二十六届联大召开，中国代表权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焦点。
为了拖延中国重返联大，美国炮制“两个中国”提案，并与台湾代表一起，到处拉选票，很多国家的代表不得不躲进厕所回避。
最终提交大会讨论的提案，有三个：
其一，是“两阿提案”。
这是由阿尔巴尔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后增至23国）提出的，即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蒋。
其二，是“逆重要问题案”。
这是由美国、日本等19国（后增至22国）提出的，即他们之前所用的那套，把需要2/3赞成票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案”改了个包装进行套用，称驱蒋亦需2/3赞成票。
其三，是“双重代表权案”。
这也是由美国、日本等17国（后增至19国）提出的，就是要搞出“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的局面。
就这些问题，联大展开激烈辩论，前后持续一周之久，约有80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发言，很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批评美国，称其长期以来极端反华，反对其在联合国大搞阻扰破坏行径。
1971年10月25日，联大开始对议案进行表决。
首先是“逆重要问题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这就表明，驱蒋需要2/3赞成票的伎俩宣告破产。
此时已临深夜，联大主席、印尼副总统马利克决定立即表决“两阿提案”。
而此时的联大里，一度出现略显魔幻的场景。
因为在进行议案表决的同时，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消息也已传开，这就使得很多美国的盟国非常不满，心想你老美一边让我们反对中国，一边却偷偷摸摸背着我们与中国搞关系，这种被拉出来当炮灰使的蠢事，谁愿意干？
在表决“两阿提案”的时候，许多代表纷纷转而投了赞成票，最终的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此即著名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
这也意味着，由美国炮制的“双重代表权案”成为废案，无需再议。
瞬时间，整个联大会场内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起立欢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别西方国家的代表，颓坐于座位上的一言不发。
乔冠华在联大的仰天大笑，也成为了永恒之经典。
“乔的笑”照片，很快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并附文：“乔的笑，震碎了联合国大厅的玻璃。”
决议通过的消息传回国内，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时，毛主席说道：“这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马上就组团去联合国，让乔老爷（乔冠华）当团长。”
1971年11月，毛主席在接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时，如此说道：“要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要搞调查研究，但也不能什么都等调查好了再说。”
在谈及代表团前往联合国的出行规格时，毛主席还说道：“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乔冠华以后每次去联合国，都给他派专机。”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登上二十六届联大讲坛，代表中国政府发表演讲。
在此之前，中央为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要把平等协商的精神带到联合国去，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要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讲话，要为广大中小国家的人民讲话，要在联合国的各项活动中切实体现我国原则立场，要在对外活动中谦逊谨慎、不卑不亢、平等待人、不轻然许诺。
乔冠华身着灰黑色中山装，在全场的注视下健步走上讲坛，开始了长达40分钟的讲演。
乔冠华此次发言，发言稿是经由周总理反复修改、认真推敲，并由毛主席审阅通过的。
在发言中，乔冠华理性地分析国际形势，并表达出对亚非拉国家的敬意，也同时批评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
演讲完毕，大厅内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
彼时的路透社记者如此说道：“乔冠华的发言，成了联合国的最强音。”
大会也给足了中国代表团面子，宣布暂停一般辩论，由各国代表先后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之后，则是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在大厅内排起了长队，纷纷向乔冠华表示祝贺，这样的祝贺仪式持续了几个钟头。
原本是以讨论裁军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大会，变成了专门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大会，本来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一直开到了晚上，有57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发言，由于时间问题，部分代表还只能作书面发言。
这些代表们在发言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这是人类正义事业的胜利！把占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是最不公道的。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绝不会成为真正的联合国。”
此次大会发言人数之多、欢迎时间之长、气氛之热烈，在整个联合国的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1971年11月23日，黄华作为我国常驻安理会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五常”职责。
至此，一场持续了22年的重返联合国之路，终得圆满。
从被排挤，到重返联合国，中国花了22年时间。
而事实也证明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容动摇的，某些西方国家、反华势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的丑恶嘴脸，终究都将是闹剧收场。
在重返联合国之后，中国展现出了真正的大国担当。
其一，是以中国之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贡献。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捍卫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始终坚决反对在国际事务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坚决反对制裁施压与“长臂管辖”。
在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叙利亚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我们一直积极支持联合国依据授权开展斡旋努力。
在数十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我国派出的维和人员已超过5万人次，是“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数量最多的。
其二，是以中国之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
中国支持、中国倡议、中国致力，在推动社会、卫生、环境、人文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体现出了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譬如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等，譬如积极参与制定并带头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
其三，是以中国之理念与实践，推进国际人权事业。
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之精神，积极促进和保护人权，并深入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坚持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
中国加入或批准了数十项国际人权文书，为《发展权利宣言》等重要国际人权文书的制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并推动“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等决议的发展进程，也多次代表发展中国家就“落实发展权”、“减贫促人权”等作共同发言。
其四，是以中国之主张，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事实上，会有很多时候，联合国的作用会受到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阻扰，“小集团秩序”与“小圈子规则”，使得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难以全面有效执行。
因而，中国始终主张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即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世界上只有一个秩序，即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世界上只有一套规则，即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如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联合国的地位亦是无可动摇。
这也应了毛主席所说的那句话：“总有一天我们越来越强大，他们总要请我们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