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末,邓小平作了一个决定,几乎改变国人打招呼习惯

拐蚂拐 2023-06-25 15:20:18

在中国人的习惯里,“吃了吗”一直是熟人间打招呼的最常见用语。

然在1977年夏末,邓小平作出一个决定之后,“吃了吗”的招呼用语,当年几乎就被另一个词取代。

这个词,叫做“有旧课本吗”。

1977年7月16日,邓小平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

当年的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部分高校的代表纷纷提出,对以往的招生办法有很大的意见,希望能够尽快恢复高考。

邓小平听了之后,点头表示同意:“这个建议,很好。”

那么,让代表们意见极大的招生办法,又是怎样的?

彼时,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面临着,是两个大难题。

一个是“七二一道路”,一个是“两个估计”。

问题一:什么是“七二一道路”?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一文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根据工厂需要设立磨床专业,招收该厂52名工人入学,这些学员的平均年龄为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高中不等,学制为两年(后延长10个月),自编教材,自选教师,按工厂生产顺序分阶段进行教学,学员脱产学习,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之后回归生产实践。

此后,很多地方都办起了类似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但其质量参差不齐。

然如此教学模式,极易被图谋不轨的人所利用,他们将这样的指示进行扩大化,搞成了“办学途径绝对化”,将其利用为摧残教育、打击迫害那些坚持按教育规律办学的高校与教师的手段。

如此,自然影响和降低高等教育的质量。

为什么?

因为彼时的中国,工人与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远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平均线,并且在实践中相对缺乏继续进修、提高的机会。

如果只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进行招生,自然就会大大降低大学水平,严重影响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要想高校招生工作改革,就必须得否定“七二一道路”。

问题二:什么是“两个估计”?

1971年4月至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江青等人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提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指的是:

其一,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其二,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因而,从这“两个估计”出发,就引申、重申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缩短大学学制、大批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等。

这就使得,许多的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压抑。

要想高校招生工作改革,也必须得否定“两个估计”。

教育需要改革,但这样的改革也就意味着,将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

若不进行改革,又势必继续给那些只需“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人打开一道不公平且不公正的大门。

可以说,邓小平在决心进行教育改革之前,是下过很大决心的。

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

这份意见里面,虽然提出了“重视文化程度”,且文化程度的考察方式将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但同时也作出了“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的建议。

显然,这样的改革只能算是改革了一半。

假若不能以一次考试决定弃取,也就意味着,它仍是给“白卷英雄”们留下了后门。

因而,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道:“这将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与会的代表们说,高等教育存在着令人不满且焦虑的现状,即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程度,但经过几个月的补习,就算完成了大学的课程,这就拉低了整体的生源质量。

邓小平表示认可,并在1977年8月6日的发言中说道:“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针对彼时的教育弊病,邓小平在发言中总结出了四点:

其一,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却又占据了招生名额;

其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所以也存在着“以往上大学靠分,如今上大学靠权”的不好情况;

其三,长此以往必将败坏社会风气,并且愈演愈烈,请客、送礼、走后门将成为上大学的必要手段;

其四,如此也必将严重影响中小学与教师们的积极性,因为所有人都将形成一个意识:“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需有个好爸爸就行。”

故而,邓小平坚定提出,要尽快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不能再搞“群众推荐”的方式。

这样的提议想要得以实施,必然要冒政治风险,也必然要经过一个曲折且艰辛的阶段。

1977年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继续召开。

一年之内,两次召开招生工作会议,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次的会议,也是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前后共44天。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与教育部进行关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重要谈话,尖锐地批评了部分同志的顾虑与裹足不前,并具体提出了两条重要的招生指导思想:

一个主抓的,是本人表现好。

二个主抓的,是择优录取。

在修改审定新的《招生工作意见》的时候,邓小平简化了政审流程,将繁琐的考生政审简化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1977年10月12日,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20-30%,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是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是高中毕业生,还是而立之年的“老三届”,都将迎来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一个使人幸福而激动的机遇。

事实上,邓小平想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决心,并非始于1977年。

1975年,仍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就对主要以“领导批准”方式进行的大学招生工作极为不满。

1975年9月26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时,邓小平就提出要改变这种情况的说法。

邓小平忧心忡忡地说:“大学要起什么作用?要培养什么人?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能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是犯错误。如果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都没有,还怎么去攀高峰?”

1977年5月,还未全面恢复内外职务的邓小平也曾如此说道:“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与教育落后了整整20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要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要把最优秀的人都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教育改革的事,早就是胸有成竹的,他是知道应该如何去做的。

因此,在1977年10月12日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不仅明确提出了招生标准,同时也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本科生全国统一招生制度。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学子们热血沸腾,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那个夏末,许多熟人之间的打招呼用语,也从“吃了吗”变成了“有旧课本吗”。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那些藏在床底下、墙角跟、废纸堆、废品回收站的旧课本,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

一个多月后,已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再次在全国打开,570万名考生聚集各个考点大试身手。

彼时,由于考卷用纸告急,中央还紧急调用了准备用于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1978年春天,27万多名择优录取的考生,踏进了各个大学的校门。

由于1977年的高考时间较晚,这也使得77届只比78届大上半届。

高考恢复至今,已近半个世纪。

那这半个世纪以来,高考又经历着怎样的历史变革?

就让我们顺着大致的时间线,看看这年复一年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977年12月11日,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录取率仅为5%。

1978年夏,全国有610万 考生参加了高考,录取率为7%,这一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5%。

1983年,我国正式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政策。

1985年,全国有43所高校开始进行招收保送生试点。

这一年,高考减少科目也成为了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教委将文科、理科都减成了“3+2”模式(上海为“3+1”),并开始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

也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强调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的三种办法,这突破了传统的计划体制藩篱,引爆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体制整体变革。

1989年,教委决定向全国推行标准化考试。

1994年,试点招生并规制改革,新生一律缴费上学。

1996年,我国出台《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从此大学毕业生不再包分配,广西、天津等地开始进行网上录取试验。

说个题外话,这个“不包分配”其实也是很多80后喜欢“叫苦不迭”的一个原因,出生时遇到计划生育,上学时没赶上九年义务教育,毕业时刚好又不包分配,结婚后又赶上鼓励二胎三胎...

1999年,高考试行“3+X”方案,我国高校开始进入扩招时代。

2000年,全国首次普通高校春季招生考试举行。

2001年,高考报名取消了考生的年龄与婚姻状况限制。

2002年,全面实施之后的网上录取,录取新生率高达85%,这是借了新兴科技的势头,推动、保障了高考的公平、公正、公开,保障了千万考生的利益。

2003年,全国有22所高校试行自主招生。

2004年,我国已基本实现“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考试模式。

2007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师范生,开始实施免费教育。

2012年,异地高考的方法方案陆续出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开始实施,这也大幅增加了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的名额。

2014年,上海、浙江等地作为综合改革试点,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模式。

2017年,全国开始实施新一轮的高考综合改革。

......

历史永远在发展,但“高考”这个字眼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分量从来都未轻过。

毕竟,高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活力、公平、正义,它始终都激励着社会各个阶层,毕竟“知识能改变命运”确实不是一句空话。

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的高考制度始终都在改革中前进,也在争议中不断完善。

回眸恢复高考的数十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发展为“大众化教育”,并已十分接近“普及化教育”阶段。

高考,虽然已经不再是莘莘学子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因其无比激烈的选拔性、竞争性,却始终都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天下第一考”。

恢复高考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已有超过1亿人通过高考进入高校学习。

我国广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最初的5年左右,提到将近12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从最开始的1.55%提升至40%以上。

事实也证明了,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件极为正确的事。

恢复高考之后,整个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持续高涨,而高考的公平竞争性,也为各大高校选拔出亿万莘莘学子,为我国的经济腾飞培养了人才。

恢复高考,触发了社会结构变迁,促进了社会价值重塑,提升了人力资源生产储备,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

有人说,高考承载了人们对于社会的期待:它有公平透明的底线,它是改变命运的希望。

这话显然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高考所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公平,也是一种个人选择的自由,这符合了人性的期许。

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3月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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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渐渐地没有了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