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童年的“猫鱼”，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它是我们余生创作最汹涌的源泉，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每一个“奇迹”。

文 | 孙雅兰

几年前，作家金宇澄在上海平江路的一处老房子里吃饭，听说这里曾是陈冲的祖屋，后来租给了别人，他向她发去照片询问，两人就祖屋的话题聊起来。尘封已久的记忆在陈冲头脑里荡开，让她有了追忆往事的冲动。2021年，母亲患癌期间，陈冲和哥哥轮流回国陪护，每次三周的隔离，给了她写作的空间，这抚慰了她的心绪。金宇澄被她的文字打动，邀请她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海文学》进行连载，每个月到期必须“上交”一篇文章，她一次次地迂回、拖延，金宇澄就来来回回地絮叨、鼓励。事后她回忆：“我居然就这样成为一名作者了。”

没过多久，理想国也找到陈冲，询问她出书的意愿。这不是理想国第一次向陈冲发出邀请，早在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联系她写自传，却一再被拒绝。“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这个欲望，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能力还不够。”陈冲说。有了《上海文学》的连载和金宇澄的帮助，她这才觉得自己可以完成一本书了。“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写作的对象，一个脑海里的读者，那时候这个人就是老金。”

《猫鱼》封面

今年7月，陈冲的第一部非虚构长篇《猫鱼》出版，内容收录了不少《上海文学》中的篇章，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增补和修订。全书总计33万字，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内容涵盖陈冲一家四代人的故事。她解释书名的由来：“它象征着那些已经或者正在记忆中消失的昔日，将在书中跟哥哥那条神奇的猫鱼那样，死而复生。”金宇澄认为，陈冲的非虚构文字完成了虚构小说缺失的现场，他在评价此书时说：“她的人与事，尤其几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填补了文学上海的叙事空白。”

7月底的一个周末，正在美国忙于拍戏的陈冲接受了本刊的线上专访。她叮嘱我打开摄像头，“我讲话没有对手就会比较难讲”。屏幕里的陈冲没有化妆，穿着一件浅蓝色毛衣，席地而坐，背靠在沙发上，显得松弛而自在。为了搜寻准确的词汇，她在讲话中时常停顿。偶尔陷入回忆时，她一手托腮仰望上空，弯弯翘起的嘴角下露出一排明亮整齐的牙齿。这让我想起导演姜文对她的评语：“她的文字源自她的感受力和审美，那股劲儿更像她的眼神儿和笑容。”

陈冲笔下的《猫鱼》，偏好于描写记忆中的情感、思绪和内心景象，那些具体的事件或具象的细节反而不是她追溯的重点，这是她体悟人生的方式。虽然字里行间不难看到充沛的情感流动，但她仍然试图克制而平静地书写，哪怕是涉及最深的伤痛，她的笔触也显得冲淡而柔和。她时常放任自己沉入记忆的迷宫，如同端详时间废墟中闪着亮光的蜘蛛网，那些回不去的昨日是她“永恒的怀旧与渴望”，也让她接受时间的本质：“它是将我卷走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她一遍遍地书写爱与失去，并说：“我的一切创作仿佛都是在企图留住爱，企图承受失去。”

在纷繁复杂的往事中，陈冲为何更愿意将记忆的追光打在爱与美上？在演员、导演、编剧等身份之外，写作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年过六十，她如何看待自己一路走来的足迹？我们的对话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

《太阳照常升起》剧照

越久远的东西，可能光线就越绮丽

三联生活周刊：《猫鱼》长达600多页，时间跨度很长，不仅详述了你的几代家族史，也贯穿你一生的故事，关于书的内容架构你最初是如何设想的？

陈冲：最初在《上海文学》上连载的时候，还没有编排书里这样的结构，我只需要考虑每一篇文章的完整性。写了两年以后再回看，我才发现里面有一些经常出现的东西，觉得这就是某一种主题。比如，我母亲会在那么多篇幅中出现，原来她一直都在我的潜意识里陪伴着我。从母亲生病到离世，那两年是我情感最充沛的时候。祖屋也是这样，在书的很多章节里，它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跟老金聊完以后，发现这些都跟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紧密相关，也许我余生的创作在潜意识里都跟这有关——一种曾经的归宿，失去的家园，还有时间的流逝。我当初一篇一篇写的时候，没有这么觉得，等到有一天把它们全连起来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几乎每一篇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它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这样或那样的情感出现。

父亲抱陈冲在老房子前

三联生活周刊：一直以来，你在大众眼里拥有几重不同的身份，演员、导演、编剧，如今又开始写作，写作对你来说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吗？

陈冲：其实都是同一份冲动——叙事的冲动。表演一个角色，就是在叙述角色。拍一部电影，也是在讲故事。写作也是一样的。最近几个月我非常忙碌，时常很怀念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的时间，可能以后也还会再写。也许是因为我在生活中羞于表达情感，所以写作的时候能够特别淋漓尽致地体会到一种快感。还有回忆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精神愉悦。但这很奢侈，需要时间和空闲。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引用过《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的一句话：“过去变得越来越美丽，岁月的回忆远比真实更具魅力。”对你来说，《猫鱼》中被诉诸笔端的回忆所具备的魅力是什么？

陈冲：就是有一层晚霞铺照在上面，越久远的东西，可能它那个光线就越绮丽，哪怕是最深的疼痛，都有了某种甜蜜的东西。都是因为有爱，有过非常富裕的情感，才会有疼痛。时间当然也能把丑恶演绎得更丑恶，或者为几十年前的事带来顿悟。回忆中的过往，随着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都在被重新塑造，但是精神上某一种真理是不变的。这意味着，具象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清晰了，某个人说的可能是这句话，也可能是那句话，可能是当时说的，也可能是两年后说的，但是我的感受或者是接收到的情感，是无疑的。

《末代皇帝》巴黎首映式后的晚宴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经常会怀疑自己记忆的准确性，你说记忆是“不断变形的幻想博物馆”，“在记忆面前，我们都是不可靠叙事者”，既然如此，你觉得回忆的价值是什么？

陈冲：就像水里的石头，刚开始是块有棱角的尖锐的石头，在水里磨啊磨，水流把它变成一块卵石了，但它的质地还是一样的，而它的美丽和诗意也在于此。记忆经过岁月的洗礼，在不同的光线里出现，带给你的感受也不一样。有时候我真觉得挺奇怪的，一些画面或细节或一两句话，莫名其妙就被记住，而那些更重要的事情，我反倒不记得了。记忆实在是个神秘的东西，所以它才令人沉醉。对记忆的探讨，寻找它在不同时段的模样，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你总是不吝于在书中袒露自己最隐秘的生活和心声，比如对家族史中的伤痛和早年情感生活的回忆，以及对职业生涯低谷期的反思等。在写作过程中，你觉得这种坦诚需要勇气吗？还是它很自然地就发生了？

陈冲：我没觉得我做了有多大勇气的事情，如果说需要勇气，我觉得是写作本身。坦诚是我写作的一个初衷，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做到诚实，这个事情做起来才痛快。如果做不到自省，那你去回忆干什么？另外，回忆中的那个“我”跟坐在那里写的我已有距离，我更像在写一个“她”的事。

初到美国的陈冲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两个品质就是谦卑和好奇。谦卑就是能看到自己的弱点，也能宽容别人的弱点，而你必须先看到自己的弱点，才可能去接受别人的弱点。好奇就是我想去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缺点，同时也去发现周围其他人的优缺点，一个有趣的人必定有弱点。我在自我审视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也是我写作的支柱。

每写一篇，都是在抵御某种失去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你详细记述了家族的历史，从太公到姥姥、外公、奶奶、爷爷，再到你的父母，他们大多是有史可查的医学家或科学家，在你的记录中家国命运时常交织在一起，但你的侧重点仿佛更聚焦于个人生活。书写这段家族史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来形容家中长辈，能否说说他们带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陈冲：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历史书，博物馆里有那么多文物，都是用来填补人生短暂的遗憾，我回望过去也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延伸。我写家人并不是客观地去写他们的历史，而是挑选了对我来说最有情感意义的部分历史，也就是跟我有情感关系的、能引起我情感反应的。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性闪光点的时候，我会很欣慰。

陈冲家中最老的照片，大约摄于1910年，左一是她幼年的姥姥

比如说，我母亲一直说她的外公很凶，我姥姥在少年时代曾三次登报跟他断绝关系，都是很有脾气的人。但我却发现他为姥姥照的相片，有那样一个镜头，姥姥坐在窗边吃饭，他把她拍下来，光线洒进来那么漂亮。我想，我这个曾祖父是对美有感受的，内心是柔软的。我从历史当中感受到的是这种东西。还比如说，他作为校长带学生参加运动会，开到一半下雨了，很多其他学校的人都走了，他就一直在雨里站着，直到比赛结束，才带学生离开。这个人是有人格力量的。

这些都是我在上海图书馆的旧报纸上读到的，大部分是他的学生悼念他的文章。我慢慢地去发现这些东西，带给我鼓舞，让我具有某种信念——当我软弱的时候，或是自我怀疑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可以变好，这是我血液里、基因里本来有的东西。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上几辈族人身上，去寻找当年普通知识分子身上的某种道德情怀。

三联生活周刊：追溯这些过往事迹的过程中，你做了大量资料梳理的工作，包括翻阅一些旧时的信件、照片、书籍和新闻，也回访并咨询过一些故交。这是写作过程中相对比较困难的部分吗？

陈冲：其实是比较开心的。2014年央视做了一个寻根节目（《客从何处来》），帮我挖掘了很多关于外公和爷爷的往事，后来我又到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很多资料。以前很遗憾没有真正认识我外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了许多，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抚。母亲走了以后，我也从她的遗物中整理出了一些线索，写了两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就感觉她还在，好像我还能跟她说话。这对我来说是治愈的，帮我度过了一个很难的阶段。其实我每写一篇，都是在抵御某种失去。

陈冲和母亲在杜邦公司的合影

三联生活周刊：死亡是你在书中经常会触及的话题，你写到了好几位至亲好友的离世，包括你的外公、母亲，音乐家坂本龙一、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和演员鲁特格尔·哈尔，甚至你给女儿写信也是出于远行前对飞行的恐惧。你对死亡的思考也是一种对失去的抵御吗？

陈冲：从我6岁时外公自杀开始，死亡这个题目就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一直到现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亲人、好友都相继走了，我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就会更多地去思考死亡。可以说，这本书写的就是生与死，爱与失去。爱就是生，而最彻底的失去就是死亡了。

陈冲父亲（后排左二）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前拍的全家福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的几段感情经历，还曾因为失恋产生过“不再爱自己”的心理，后来才明白：“人必须经历两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爱情的死亡。”能否说说爱情给你带来的成长是什么？

陈冲：爱情是上苍给你的一个礼物。有它没它，地球也照样转，人类也照样繁衍，但它是这么好的东西，人人都可以追求，无论是快乐还是心碎，都是上苍给的礼物。不然你还敢要什么呢？不就是要感受这些情感、丰富你的人生吗？并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个教育意义在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经历过感情的痛苦后，依然说：“爱是与生俱来——就像勇气和力量那样——是用不完的，是越用越多的。”这种面对爱情毫无保留的态度，与如今很多年轻人努力想在感情中保持冷静和距离的态度大不相同，你怎么看待这种时代变迁带来的差异？

陈冲：的确是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有网络？让人没有一个完全单调的时刻，没有能够孤独下来的时刻。手机永远在向你轰炸各种各样的信息，让你觉得永远有个伴儿。其实，就跟创作需要孤独一样，恋爱也需要孤独。有些年轻人跟我说，如果知道是没有结果的事，何必去浪费时间呢？对我来说，爱是最值得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哪会匀不出时间呢？爱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的确要求你无所畏惧。

《纽约的秋天》现场，理查·基尔和陈冲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自己成为导演以后，拍摄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讲“回不了家的人”，这是一种后知后觉的发现。你写曾经的爱情、友情和亲情，是否也都带有这样一种“乡愁”？只不过这是一种时间上的乡愁。

陈冲：这个“家”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乡愁。你的童年，你的初吻，你做梦的年代，都留在了那里，是对这些东西的一份乡愁。这种乡愁跟时间、距离关系都不大，是对某种归宿感的渴望。我只能说，爱本身就是家。

命运就是你的必经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出身医学世家，你和哥哥却相继走上了艺术之路，这似乎是一种有趣的变化，能说说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吗？

陈冲：当年父母肯定是希望我们学医的，但是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文革”期间我没怎么读过书，而我哥哥当了职业运动员，但他最爱的是画画。14岁的时候，我莫名其妙被挑选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觉得在剧组很好玩、很开心，但也一直焦虑，觉得必须要学一个真正的技能，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到了美国也觉得，怎么可能在美国演戏呢？

哥哥陈川为陈冲画的肖像

我真的是很多次想过其他的出路，一直在抗争命运的安排，但是一看到有戏演就会飞蛾扑火，把一切都放下，不管那个角色好不好。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其实是命运的召唤，那种焦灼回想起来都是没必要的。一个人如果能很早知道自己的命运，那很幸运。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提到自己从事艺术是“承受本性和命运的摆布”，抱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面对人生中很多其他的际遇，比如出国和婚姻，你也有一种宿命论式的态度。你是如何理解“命运”的？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本性”的？

陈冲：命运就是你的必经之路。你可能会走入歧途，或是摔跤了、迷路了，但总是莫名其妙地迂回，最后发现你的人生大道就在那儿。以前我觉得演戏是个青春饭，不可能一直做下去，但最后还是非它不可，我去餐馆服务别人，挣钱拿小费，都是为了继续追求表演。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无所谓了，我不用再找其他工作了。所以读到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时，我豁然开朗，信里说：“人们总是去寻找容易的答案，但只有困难的事才是可信和值得去做的。”

贝托鲁奇、陈冲和杰克·尼科尔森

我的本性我也很难总结，人对自己来说不是那么透明，很难清晰地看到自己。我只能说，我确实有一种灵魂深处的不安分和骚动，在精神上非常贪婪。我的物质生活可以很粗糙，苦日子也可以过，我的衣服和化妆品都是最普通的。但就算是到了今天这个年龄，我在精神上仍然很饥渴，仍然渴望学习、发现和体验。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缅怀《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奇时，用“梦想者”“诗人”来形容他，并说“那样拍电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你也成为一名导演，你会如何形容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理想和追求？

陈冲：每部戏追求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反正就是需要一个兴奋点，一个非典型的人物或者一种非典型的激情，刺激了我，我才想去做。我想起以前想拍的王朔的一本小说，情节我全忘了，但还记得里面那个女主角在夜里披头散发拼命踩单车，还有个干掉的游泳池，几十年后人们提起来，我的记忆都是从这种画面开始的。非典型的选择就是我所追求的，“非典型”是指非常个体化的东西，不是大家想当然的东西。

《末代皇帝》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多次写到自己的“不自信”，即使导演处女作《天浴》取得成功后也认为“那是个误会”，尤其是在好莱坞拍摄完《纽约的秋天》后，你对自己的反思达到了顶峰，怀疑自己是个“庸才”。你的不自信是源于什么？后来情况有改变吗？

陈冲：很多艺术家都是永远处于自我怀疑、自我矛盾之中，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一种复杂。我也是到了这个年岁，才感到可以跟人去交谈这个话题，原来，我最欣赏的人都自我怀疑过。我当然希望能更自信一点，但这又回到命运了，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性格，它是双刃剑，也让我永远保持努力，永远自我完善。就跟这本书一样，如果理想国没跟我说要下厂印刷了，我就会没完没了地改下去。我现在的笃定在于，我已经接受了这种自我怀疑，知道这也是我的一部分，我要一直跟它相处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成为导演后，还是在继续演戏，如今又开始写作。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管理上，你有什么侧重的领域吗？

陈冲：我完全听从命运的摆布。只要是能继续创作，我都可以享受。就算是学习做一道新菜，对我来说也是创作。欣赏、见证和创作，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了，它们给予我快乐，也赋予我痛苦。我这辈子都没有好好计划过，一直活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中，有点任性。

《英格力士》工作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过自己从未将事业放置于个人生活之上，你写到自己出演《末代皇帝》后事业迎来转机，那时想的却是“我要踏踏实实地生活”。你所理解的“踏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陈冲：我骨子里就是个农民，向往简单的生活，跟太阳一起起床，跟太阳一起休息。寻找生命中那些小小的快乐，早上醒来看到第一缕阳光，仿佛它是个奇迹，我只需要去见证；遇到好书、好音乐和好电影，我就去欣赏。我像农民一样，相信劳作，相信耕种与收获。我需要特别简单的家具，让我宅在家里，拥有小小的自由。我不喜欢成为一个抛头露面的人，出现在各种光辉的场合或party上，这一切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地狱。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