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是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其重要性毋庸赘述，但军队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本身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的，相反还会因为采购武器装备、作训等方方面面，花费大量钱财，这也需要财政支撑。

也正是如此世界上的军事强国背后往往必须有着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实力支撑，否则军队规模过大就会成为国家的重大经济负担。这一点上苏联便是很好的明证，盛时的苏联钢铁横流令人胆寒，可结果却是苏联的经济反受其累。

针对这一点，也由此而衍生出了关于军队是否应该允许经商的问题大讨论。

支持者当然认为此举可以解决一些军费的问题；可另一方面反对者也认为军队的经商却难免会因为经济问题导致军纪问题，从而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而当历史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这个问题也伴随着邓小平宣布大裁军的决定而再度引发了讨论。

1985年5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宣布裁军百万。这一决策无疑是高瞻远瞩的，也能有效的减少财政负担，助力经济发展。

但伴随裁军而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安置如此众多的退伍士兵的生计问题。

于是有人提出让军队适当从事一些经营性生产活动，自己赚钱解决一些费用。

可对于一些人在会议上提倡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的建议，开国上将，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却立刻立场鲜明的表态反对。

张爱萍将军为何会反对军队经商呢？

究其原因，乃是关于军队经商的弊病是有很多前车之鉴的，是有着沉重的历史教训的。

这其中就很难越过华北野战军的经商而带来的问题。

解放军有五大野战军，其中林罗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和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知名度最高，此外还有刘邓的中原野战军和彭总掌舵的西北野战军，相较之下华北野战军的影响力就小的多了。

一方面是因为华北野战军人数少，大战打得少，主要从事后勤生产，也打过一些败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华北野战军更多的是担任保护中央的任务，职责不同。

华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是聂荣臻，在1946年的大同集宁战役中，精通兵略的傅作义凭借兵力优势击败了华北野战军，此战一度影响了华北局势。

为此，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华北野战军考察调研，准备大力整顿部队。

通过调查，朱总司令发现了问题关键。华北野战军总兵力12万人，但实际上作战部队不足7万人，其余5万人都在后方生产建设，种粮种菜为大军解决补给问题，而且多次给其他野战军兄弟部队提供物资，后勤方面成绩显著，但这也就导致了军事训练上就有些不足，尾大不掉。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为了便于开展生产，灵活处理后勤事宜，华北野战军的团以上机关甚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以及具体的经营类别。

朱老总反复开会讨论，最终决定让部队停止经营，生产的商店一律归公，交给统一的后勤机构管理和调配，把生产经商和部队其他工作区分开。

没有经商所累，没过多久华北野战军的作战能力明显提升，在面对傅作义时也可以从容应对，从而让对手占不到半点便宜。

事后，朱老总总结分析认为，军队如果将很多注意力用于生产和经商，庞大的后勤会阻碍军队的行动力，经济问题和军纪纪律会发生冲突，会产生腐败。

正是因为这件事，张将军认为如果在残酷的战争年间尚且如此，那在和平年代更容易产生这类问题，因此他坚决反对部队经商。

而且张将军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他反对国防科工委成立公司和中心，在会上直言：“成立什么公司？我看就是借公肥私，成立什么中心？我看是以钱为中心。”为此，他专门写了信，说部队如果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

“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无异于自毁长城！”————张爱萍当时语

后来他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有不少干部栽倒在生产经营的浪潮里，大家最清楚，让军队的威望一落千丈。在他和其他将领的一致认同下，邓小平也赞同了这一观点。

进入九十代后，自感弊端过大，军队经商的决策也逐步撤销。1998年7月，在部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中央再次要求军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以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

事实上，现实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一如隔壁的邻居越南。其军队经商后，军队便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也不得不说张爱萍将军的高瞻远瞩，一心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