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某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加该国一位高级领导人的葬礼，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哀悼与支持。葬礼完毕后，周恩来乘车返回住处，途中与一位罗马尼亚翻译展开了交谈。
交谈间，翻译忽然向这位中国领导人发问：“总理，能否请问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时候？”针对此问题，周恩来起初给出了一个含糊的答复，当对方继续追问时，他转而谈论起其他话题，回避了直接回应。故而，直至最终，这位年轻的译者依然不清楚周恩来的确切生日是何日。最终，他从他人处得知了周总理确切的生日日期，并领悟到为何之前无人愿透露这一信息……【社会主义好兄弟】20世纪30年代后，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渐盛。二战爆发，该国政权随即加入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的轴心国集团。1944年，德军败退后，苏联红军进军罗马尼亚并占领首都布加勒斯特。同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发起武装起义，成功推翻了当时的政权。1945年起，罗马尼亚受苏联影响，确立了社会主义体制。至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四日后的10月5日，罗马尼亚迅速与新中国确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 翻译问他的生日是哪天】60年代后，中罗关系愈发亲密。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加罗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丧礼。自1947年起，乔治乌·德治成为罗马尼亚党和国家最高领袖，领导国民历经近20年的斗争与建设，直至1965年3月19日去世，始终坚守其位。乔治乌·德治作为中国人民的老友，任内与新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他逝世后，中方致以唁电，并派周恩来率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其葬礼。这场庄严的国葬吸引了33个国家代表团，含西方国家在内。尽管时处3月，当地却风雪交加，似乎苍天亦在为乔治乌·德治的离世哀悼。
67岁的周恩来，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坚持亲自随送葬队伍步行5小时，行程达3至4公里。葬礼结束后，周总理步出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大楼，准备返回住处。按惯例，此时应有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或第一副主席陪同，但周恩来婉拒，并特别要求一位罗方翻译人员伴其左右。这位名叫罗明的年轻人，是一位翻译。他拥有一个中文名，即罗明，此名彰显了他与中国文化的深厚联系。1950年，罗明被派往中国学习汉语，此事与周总理息息相关。1949年10月中罗建交后，周总理致信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强调为促进两国领导人有效沟通，翻译工作至关重要。次年12月初，五位罗马尼亚青年抵达清华大学研习汉语，其中包括罗明及其后来的妻子萨安娜。19岁的罗明正值大学年华，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回忆道：“我在国内时未接触过中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只记得中学时学过少许中国历史。但那时罗马尼亚与中国情谊深厚，如老友般。”在中国时，罗明受中方老师精心教导。多年后，他仍能记起每位老师的姓名。这些老师成为了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的先驱。每次去北京，罗明都会探望他们。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实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同年9月，罗明所在的“专修班”也随之整体转移至北京大学。罗明等留学生，在完成两年的汉语学习后，将分别进入北京大学的不同科系，正式开始他们的专业深造之旅。罗明本想选理工科，作为铁路工人之子，他对机械技术颇感兴趣。但组织安排他学习汉语文学，因此，他当时内心有些纠结与不解。
针对此事，罗马尼亚外交部人员告知他：“身为外交官，熟知该国的历史与文学是必备之责。”罗明顺利进入中文系后，与汉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缘分伴随了他的一生。毕业后，罗明加入罗马尼亚外交部，自1954年起，他承担起为罗马尼亚领导人翻译的职责。9月至10月间，应毛主席邀请，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彼特鲁·罗查访问中国。这月内，罗查走访了上海、武汉、重庆、广州等大都市，并与中国多位工商界人士深入交流，期间，罗明始终担任翻译工作。回罗马尼亚后，罗查著书《在六亿人民的国度》介绍中国。他邀罗明家宴时朗读文稿片段，并征询意见：“感觉如何？”罗明理解，罗查意在通过此书传达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出版后，该书在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圈内引发了广泛共鸣。陪同罗查访华，罗明深切体会到中国人对罗马尼亚访客的热情。这些质朴的民众，虽或许不知罗马尼亚确切位置，但仍对罗查一行给予了热烈欢迎。1956年，朱德作为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尼亚时，罗明再次担任其随行翻译的职责。起初，鉴于罗明汉语极为娴熟，朱老总误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罗马尼亚裔，于是询问罗明在中国的出生地。得知罗明竟是罗马尼亚留学生，朱德大为惊讶，不禁感慨道：“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访问罗马尼亚时，朱德于一广场发表简短讲话。因其四川口音浓重，罗明起初全然不解其意。面对窘境，罗明初感手足无措，但见朱德演讲稿字体硕大，便镇定地站到其身后，从容翻译：“自抵罗马尼亚，我深切体会到罗马尼亚人民的热情……”此刻，台下的观众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朱德见状，心中满是喜悦。数年后，罗明在北京颐和园游览时，巧遇朱德的一位警卫员，对方一眼便认出了他，问道：“你就是罗明吧？”朱德访问期间，罗明陪同长达10日。尽管年龄悬殊，他们合作无间。朱德视这位罗马尼亚青年如自己的年轻后辈。在布加勒斯特参加完乔治乌·德治葬礼后，周恩来指定罗明陪同，一同返回他们的下榻地点。上车后，罗明欲坐至周恩来后侧并拉出小椅，周恩来见状招手制止，将他拉至身旁，如长辈般揽肩，两人随即亲切交谈。周总理细致询问了罗明的经历及家庭状况。罗明详尽回答后，罗马尼亚翻译好奇反问：“总理，您的生辰是何时呢？”此刻，罗明还承担着组织赋予的重任——查明周总理的生日，以便适时献上贺礼。因此，罗明决定把握当下，直接向这位中国总理提出自己的疑问。令人惊讶的是，周恩来并未直接回应，仅言：“待到花开、鸡鸣之时。”罗明一听，顿感困惑。开花自当在春，可鸡叫……难道不是每日例行之事？推测周总理仅大概提及了出生季节与时辰，罗明因此决定进一步询问确切的出生日期。
尽管罗明屡次询问，中国客人始终言辞含糊。最终，他仅得知事件发生在3月份，确切日期却不得而知。车辆抵达终点，周恩来在下车之际，含笑轻拍罗明肩头，说道：“罗明，任务尚未圆满达成哦。”罗明闻言，羞涩一笑，感慨周总理已洞悉他心意。但他仍心存疑惑：为何总理不愿言明呢？随后，罗明得知周恩来的生日为3月5日，并从旁人口中悟出了周总理之前不愿透露生日的深刻含义。1949年12月22日，苏联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为斯大林70寿辰举办盛大宴会，自晚上8时起始，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才圆满落幕。回到驻地，毛主席对汪东兴感慨道：“苏联宴会为何如此冗长？食物不佳，表演也无趣。我鼓掌整晚，手都疼了。我们回去后，不应效仿。吃饭应专心，看戏也应专注。”此后，新中国对领导人生日采取低调态度。毛主席的生日少有大张旗鼓，周总理亦对此持淡泊之心。闻罗明问起自己生日，周恩来立刻洞悉罗马尼亚方或有意图。于是，他故意言辞婉转，未给对方一个明确答复。
【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 对方是罗马尼亚客人】1975年9月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带领代表团到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周总理彼时因病重住院，身体状况欠佳。据此，安排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客人。前往宾馆路上，维尔德茨提出欲亲自向周总理转达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及人民的问候，并需传递一项重要口信。周总理获悉情况后，尽管身体状况欠佳，仍毅然决定破例，为发展中罗关系，答应了维尔德茨的会见请求。9月7日下午1时，维尔德茨等人抵达北京305医院，步入门厅即见周恩来已等候多时。周总理以往见外宾总提前到达以示礼貌，此番即便身患重病，他依旧坚持这一礼节，提前抵达。此时的周总理，身形消瘦，风采不再。他脸颊凹陷，步履沉重，这一幕让现场所有人员心中都充满了难过与忧虑。鉴于总理的健康情况，此次会见初定为简单握手、寒暄及合影。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邀请维尔德茨进入会客室深入交谈。周总理步至沙发旁，邀请维尔德茨坐下后，自己缓缓落座。尽管身体虚弱不堪，但他的面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和蔼与亲切。众人就座后，工作人员前来传达医生指示。中方翻译对维尔德茨说：“请言简意赅，交流限定在20分钟内。”
周总理吩咐道：“因医生嘱咐少言，故由你讲述，我静心倾听即可。”维尔德茨传达了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问候。周总理表达谢意，并委托维尔德茨转达自己对罗马尼亚同志的诚挚问候。随后，维尔德茨关切询问周总理健康状况。总理淡然回应：“我已接到马克思的邀请，此乃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左右，无需挂怀。”随后，周总理稍作停顿，感慨万千：“时光匆匆，十年前，我赴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葬礼，未着大衣步行逾小时。而今，连几分钟步行亦难以为继。”听闻总理的讲话，现场众人心情沉重，伤感的气氛悄然弥漫开来。周总理深情回忆访罗经历：“虽无法再亲至美丽的布加勒斯特，但我仍能通过电影、照片与图画，一睹她的风采！”中方翻译在传达总理的话语时，情感难抑，眼眶不禁湿润了，但仍坚持完成了翻译任务。不久后，20分钟悄然流逝。维尔德茨自觉结束了谈话，瞥了一眼手表，随即准备起身离开。此刻，周总理洞察了对方的心思，幽默地笑道：“想必我们的交谈略显乏味，不然，你怎会频频顾盼手表呢？”罗马尼亚客人连忙回应：“不，我们的对话非常有趣，但医院有规定，我须遵守纪律……”周总理迅速打消了他的顾虑，说道：“医生绝不会责怪来宾，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随后，交谈再度展开。周总理向维尔德茨保证：“请坚信，中国对罗马尼亚的友情坚定不移，中国人民将始终支持罗马尼亚。”
随后，他对维尔德茨言道：“中国共产党拥有众多才干出众、能力卓越的领导人，目前，第一副总理已全面担纲起领导职责。”二十余年过去，维尔德茨忆及周恩来的话语，深情感慨：“至今日，我方全然领悟了周总理当年的深意。”简短的谈话延长至一小时二十分钟，周总理的真诚坦率打动维尔德茨。归途上，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感慨：“周恩来同志，永远是罗马尼亚的伟大朋友！”这次会见，标志着周恩来与外宾交流的终章，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往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