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4年12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父亲早早关了铁匠铺，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发现路边倒卧着一名受伤昏迷的外乡人。”

父亲壮起胆叫醒了这位陌生人，关切地看着他血迹斑斑的左脚，急切地询问：“你是哪里的？你的脚怎么了？”

这个外地人睁开疲惫的眼睛，从父亲朴实的面容和穿着中看出他是个农民，便回答：“我是江西来的红军，一个红军团的一师三团八连的班长，名字叫朱镇中。在脚山铺的一场阻击战中，我的左脚踝被敌军打伤，后来我就昏迷了。”

广西有红军的消息，父亲已有所耳闻。他又问：“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朱镇中费力地撑起身子，说：“第二天醒来时，大部队已经撤离了。我只能忍着痛，拖着受伤的脚，沿着部队走过的山路一路跟随。走了两天才到这里。请问，这里是哪里？”

父亲回答：“这里是龙溪，全州县的地方。如果你是从湘江那边过来的，可能翻过了清明界或者三千界。你的脚伤得这么严重，真是吃了大亏。”

朱镇中抬头望着渐渐模糊的山景，正想说些什么，却又昏倒了。父亲赶紧放下他，跑到溪边用腰间的竹筒装水，回来给他喝。喝了点水后，朱镇中似乎有所恢复。

父亲对他说：“听说你们的大部队已经往贵州方向走了，已经三天了。你这样的情况，恐怕追不上了。不如留下来，伤好了再去找你的队伍。”

于是，父亲把朱镇中背回村子，藏在一个废弃的园子里。每天给他送饭，还请了一位瑶族老猎人为他治疗枪伤。当追查红军的风声稍微减弱时，父亲才把朱镇中接到家里。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都在堂屋里等待。父亲一个个介绍：“这是奶奶，这是二爷和二娘，这是我的三个孩子，这是我的女儿。”

介绍完后，他让我们叫朱镇中大哥。

为了帮助朱大哥尽快恢复，父亲借了高利粮给他补养，而我们一家依旧吃着蕨粑和野菜。奶奶每天用茶水清洗他的伤口，听说南瓜心可以减轻肿痛，她就把家里所有的南瓜瓤都挖出来用上了。

邻居们也把他们的南瓜瓤送来帮忙。朱大哥深受感动，承诺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我们。

听到这些，父亲笑着说：“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以后别叫我恩人了，就叫我三爷吧，村里人都这么叫我。”

于是，朱大哥开始每天称呼我的父母为“三爷”、“三娘”。

两个多月后，朱大哥的伤情有所好转，他开始不用拐杖行走，加强锻炼。但不知是谁泄露了消息，民团将朱大哥抓到了乡公所，准备送往县里。

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托人偷偷营救朱大哥，并在夜里将他藏进了山里。当民团来追查时，父亲坚决否认了一切。等到风声稍微平息，父亲又把朱大哥接回家继续疗伤。

为了减轻我们家的生活负担，朱大哥也尽力帮忙，放牛、砍柴、挑水，甚至下地干起了农活。

到了1935年秋天，朱大哥的伤终于痊愈。他和村里其他几个失散的红军商量着要回归部队。

他告诉了父亲这个计划，父亲表示支持，并说：“回家是人之常情，但你能等两天再走吗？我帮你筹点路费。”

之后，父亲卖了几担稻谷，凑了四块银圆。我母亲把钱缝在一个破斗笠里，交给了朱大哥。

朱大哥历经艰辛终于到达江西瑞金，并找到了红军游击队。此后，他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成为一名团级指挥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和工作。

1955年，朱大哥从南京给我们在中峰乡的家里写信，但由于不知道我父亲的具体名字，信封上只写了“油榨坪三爷收”。由于邮电所不清楚是谁的信，这封信几个月都未能送出去。

后来，油榨坪街上的一位排行第三的老人打开了信，从内容中分析，认为是寄给我父亲的。这样，信才终于到达了我们家。父亲收到信后非常激动，马上让我大哥回信，两家人就这样重新取得了联系。

到了1956年12月，朱大哥把我父亲接到南京住了一段时间。1962年1月，我已经是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写信邀请朱大哥回龙溪看望。这是他自离开后首次回来。

1963年10月13日，朱大哥刚到北京工作不久，就邀请了我父亲去北京游玩。父亲带上我和大哥，乘火车前往北京。朱大哥的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我父亲为“三爷爷”。

我们带去了一大包糍粑，但由于路途遥远，糍粑已经长出了绿霉。尽管如此，他们一家还是视其为珍贵的礼物。孩子们把糍粑上的霉点刮掉，洗净晾干后煎着吃，说味道很香。父亲还带去了一把他亲手打造的斧头。

在特殊时期，朱大哥遭到审查。面对外地来的调查人员，我父亲不顾压力和谣言，坚持说出真相，力证朱大哥的清白。

到了1986年6月，朱大哥应邀回到广西拍摄电视系列片《长征，生命的歌》，再次来到龙溪村。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朱大哥含着眼泪为父亲扫墓，敬献了花圈。挽联上写着：

“亲人父亲恩重如山！原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八连八班班长朱镇中”

本文口述人：粟家珉，广西桂林资源县中峰镇大庄田村龙溪村村民。

（注：朱镇中，江西瑞金人，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62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0年任总参测绘局顾问(副军职)，最后一张配图为粟，朱两家人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