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壮丽篇章，亦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决定性时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那些跋涉千里的长征将士外，还有一群选择留守苏区的革命先烈，他们在后方坚守阵地，为主力军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些英雄们的牺牲，换来了红军的生存与希望。我们常记得长征中的艰险，但那些在苏区英勇抵抗的将士们，用生命捍卫了革命的火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若没有他们的坚守与牺牲，红军能否顺利完成长征，党能否挺过重重困境？他们的选择和牺牲，又将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蒋介石自1927年背叛革命以来，始终未曾放弃对共产党人进行彻底清算的野心。即便到了1933年，日军已经在华北大举入侵，蒋介石却依然顽固地调动50万兵力，发起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战役。面对国家危亡，他选择了继续进行内战，丝毫不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

此时的红军经过数年的艰难奋斗，已经深陷敌人的重围。中央领导层在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下，未能成功突破敌军的封锁，导致苏区的根据地渐渐被侵蚀，战线日渐收缩，红军的处境异常严峻。

经过长时间的抵抗，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受伤的士兵怎么办？”一个严峻的问题打破了屋内的沉默，红军领导人们正紧张地讨论长征前的安排。“远程撤离就算了，条件这么艰苦，乡亲们能支撑得住吗？”另一位领导人忧心忡忡地问道。

“人手太多，目标太大，且一些战士已经行动困难了，不能全员撤离。我们得留下一部分，照顾好受伤的战士，确保百姓的安全。”有领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屋内的气氛愈加凝重，空气里弥漫着沉痛的氛围。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次长征的风险无可预见，而那些决定留下的人，将面临无法想象的艰难困境。

每个与会者心头都沉甸甸的，因为对于留下来的人，谁也无法预测他们将经历怎样的生死抉择。留下来的人除了约1.6万名红军战士，还包括3万余名武装力量，及10位中央领导人，他们肩负着重任，保护百姓的安全，同时拖延时间，为长征的部队争取宝贵的机会。

然而留下来的人，尽管不必忍受长途跋涉的艰难，却同样陷入了更加凶险的困境。日复一日的艰难生活，充满了血腥与死亡。蒋介石对于红军的“清剿”异常疯狂，他毫不留情地发动全部兵力，疯狂地围剿红军。

苏区地形复杂多变，林深水密，为了尽快摧毁红军的根据地，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调动了最精锐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逼近红军阵地。这种暴虐的进攻，也进一步加速了红军的战略调整，长征的日程因此紧迫起来。红军的决策者们清楚，不能再耽搁，必须分秒必争，决策迅速而果断。

就在此时红军领导层经过紧急商议，决定留下10位关键的领导人，协助指挥留守部队，并决定将部分战士与百姓安置在苏区的各个角落，进行更加隐秘的战斗。这一决定标志着红军与国民党的游击战正式拉开帷幕，接下来将是一场长达三年的殊死较量。

这10位留下来的领导人，将迎来完全不同的命运。他们深知这一决定意味着什么，然而这场长时间的游击战，远比任何人预料的要残酷和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士们的伤病越来越严重，物资的匮乏让生活变得更加困苦。虽然蒋介石的部队在数量上压倒一切，但留下的红军部队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灵活的战术，依然能够牵制住敌人，确保主力部队的安全。

直到1934年11月，蒋介石才最终得知红军主力已经成功转移的消息。随即他迅速下令在中央苏区内构筑起大量堡垒封锁线，展开全面清剿。国民党军队调动了数十万兵力，以50倍于游击队的优势兵力，对赣粤边的游击区进行全线“清剿”。

蒋介石指示在三个月内不惜一切代价“打死、饿死、困死”所有游击队员，并提出了极端的手段，强制将山里百姓迁移到外地的大村庄，封堵所有通向山林的道路，意图断绝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粮食、盐和基本生活用品。敌人企图通过这种封锁与隔离手段，将游击队逼入死角。

蒋介石未曾料到这一切的暴行非但未能打破红军的意志，反而让留守的红军将士们愈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我们可以通过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感受到当时游击队员们面临的极度困境：“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这首词直接记录了红军游击队的真实生活，生动地展示了他们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状态：无粮可吃、饥肠辘辘、只能以树皮草根为食，甚至几个月都无法品尝一口肉。对于游击队员来说，水煮野菜已经是最奢侈的享受。

项英在这段艰苦岁月中也亲身经历了生死考验。作为一名高度近视并且患有夜盲症的领导者，他和他的战士们经常穿行在复杂的山岭和密林之间，夜晚无法安睡，日常只能在最隐秘的地方暂时休息。他们不敢在同一地点逗留，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时刻保持警惕，因为敌人随时可能出现在他们面前。

项英曾向外国记者斯诺回忆，夜间休息时，他从不脱掉衣服和鞋子，任何微小的动静都会让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转移位置。许多时候他们只能依靠大树支撑，或者两人背靠背坐着入睡；有时，他们甚至在荒山野岭的石洞里暂时栖息。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项英回忆道，自己从未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稳睡过超过十天。

在断粮和贫困的情况下，红军领导人们常常面对只有一天一顿饭的困境，甚至几天才有一餐温饱，吃树皮和草根成了生存常态。此时的陈毅和项英等人，始终坚持不懈，鼓舞着士兵们：“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项英和其他领导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与中央失去联系，项英在1935年决定在大余县召开“长岭会议”，决定采取“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

他提出了“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作战策略，强调必须调整战术，在敌人强大的围剿下，分散兵力，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继续与敌周旋。在这次会议上项英特别强调，不能再单纯依赖主力红军的回师，而应着眼于独立作战，坚持游击战到底。

为了应对敌军强行将山里百姓迁往大村的企图，项英和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另一场关键会议，起草了《九月决议》，决定加大群众工作，鼓励群众配合游击队的斗争，打破敌人的封锁。

游击队的生存与发展完全依赖于群众的支持，项英指挥赣粤边特委组织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秘密进入白区的坪镇和大村庄，深入群众中间，宣传革命理念，增强群众的革命意识。

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当地地形的不熟悉，避开国民党主力，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的战术，成功打击了敌人多次的“清剿”行动。尽管条件极为艰苦，项英和他的队伍依旧顽强地保卫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并在一些新的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当留守苏区的红军领导和战士们在长时间的殊死抵抗后纷纷牺牲的消息传到红军主力部队，传入毛主席耳中时毛主席深感痛惜，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哀伤与惋惜。

那些选择坚守苏区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毛主席早期的坚定支持者和亲密战友，他们在无数次艰难的抉择中决定留下，面对敌人的血腥围剿，选择背水一战，为红军的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这些领导人并没有选择随大部队一起长征，而是坚守在那个已经危机四伏的根据地。他们的决定充满了深刻的革命智慧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他们的牺牲也无比惨痛。

随着红军主力队伍成功突破敌人封锁，突破重围，开始了漫漫长征，他们在背后做出的种种努力为这次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和付出是值得的。红军主力终于在无数的困难中闯出了生路，顺利走完了长征的艰难历程，最终不仅成功扭转了局势，也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曙光。

长征的胜利也为后来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创造了有利的局面，红军转移的每一步，都凝结了无数革命先烈的血与汗。红军长征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黑暗的时刻，生死未卜，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毛主席作为红军的核心领导者，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极为关键。在党内有些激进派人物想要削弱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甚至想要排挤他时，毛主席没有退缩，反而表现出超凡的战略眼光。

在长征开始之前他已经提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留下一些可信且能够担负起重任的同志，确保苏区的火种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继续传承下去。正是因为这些关键的部署，红军才能在长征途中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最终这些英勇的领导人中的大部分都未能活到新中国的诞生。年复一年的游击战，埋葬了许多英勇的名字。而唯一幸存的领导人，则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心中怀揣着无尽的悲壮与自豪。他们经历的，是真正的血与火，生死与命运的博弈。

那些决定留守的红军将士，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成为那段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长征路上的胜利，是他们无声的功绩，他们用生命和血肉为革命事业铺路，换来了红军最终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曙光。

1936年，当陈毅元帅身处梅山，被敌军严密包围时，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其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此头须向国门悬，后世诸君多努力。”这不仅是陈毅个人对革命理想的坚定表达，也是留守苏区的无数共产党人的共同心声。

正如他在诗中所言，“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一句深刻传达了那一代共产党人无畏生死、矢志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决心和豪情。这些话语，承载了苏区革命者的信念，也凝聚了无数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英雄们的心血。

1940年10月，国民党命令新四军北上，表面上是联合抗日，实则依然“剿共”。三个月后，叶挺率9000人自皖南出发，向北进军。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在泾县部署8万兵力进行阻击。

叶挺英勇抵抗，与敌军血战七昼夜，但因敌众我寡，最终弹尽粮绝。叶挺被俘，项英等领导牺牲，2000余人突围，其余阵亡。

这一消息震惊中外，周总理在《新华日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而此时留守苏区的领导人仅剩陈毅元帅。陈毅回忆：“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英雄虽死，精神永存。叶挺、项英等人的牺牲，成为激励后人的力量，推动革命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