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赤
在红星纵队司令部
转移时，我随红军总医院、卫校出发不久，部队统一整编，我被编 入军委纵队红星司令部任特派员工作。
当时中央机关编为两个纵队，第 一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是中央首脑机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王稼祥、博古、洛甫、李德等领导同志以及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 子珍、刘英、刘群先、廖施光、杨厚增八大姐都编在这一纵队，干部团、 电台也编入这一纵队，所以它也是总指挥部。
第一纵队的司令员是叶剑英， 政委是叶剑英兼，参谋长是钟伟剑。
中央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由 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医院、卫校)、总工会、 青年团等组成。
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是罗迈(李维汉),副司令员是邓发，参谋长是张宗逊。
长征初期，中央一、二纵队在中间， 一纵队在前，二纵队跟后，由彭 德怀带领的三军团在中央纵队的右边。由聂荣臻、林彪带领的一军团在中 央纵队的左边。其后是罗炳辉、蔡树蕃带领的九军团，由赵传生、董振堂 带领的五军团担任后卫。
几个主力军团主要起着保卫中央纵队的作用，这 样把作战部队变成了保卫掩护队，极不利于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致使我 军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
我们整个红军部队于1934年10月下旬，突破 了敌人在江西信丰到安延一带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占领了新田、白石圩、 古坡圩等地。
11月初又突破了敌人在湘粤边境的城口、汝城之间布置的第 二道封锁线，以奇袭的方式夺取了城口。
11月下旬突破了敌人在粤汉铁路 沿湖南、广东一线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了宜章城。
11月底突破了敌 人在金县、兴安一带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后渡过了湘江，越过了湘桂路。
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我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善战， 一次又一 次地冲破了敌人依靠无数个“乌龟壳”以及四十多万大军围追堵截布下的 四道封锁线，但是我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 八万六千人，折损过半仅剩下三万多人。我们亲眼见到无数革命战友在战 火中流血牺牲，特别是有的团甚至有的师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突围，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最后大部分壮烈牺牲。这一血写的 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 我们将永远记住历史的沉痛教训。
我在红星纵队司令部任特派员工作，主要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卫 工作。我的直接领导是保卫局长兼军委纵队司令邓发和蔡树彬。红星司令部只有我一个特派员。下面各纵队、各军团均有我们的特派员和工作 网员。
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占了统治地位，搞得人心混乱， 再加上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而我军却像大搬家似地带着所有笨重物品 硬是往敌人设下的一道道封锁线去强攻，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沿路上 到处躺着牺牲的战友，他们的鲜血与扔下的大量物品混合在一起，形成了 一个极为悲壮残酷的战斗场面。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我军各种各样的问题 随之出现，许多江西的红军见离家越走越远，而且仗越打越惨，也搞不 清部队前进的方向、目标，以及中央决定突围转移的意图，所以思想上波 动很大，有的甚至闹情绪不愿意这样盲目地走下去，想立即掉转方向，重 新杀回老家上山打游击。
特别是那些被俘人员中的问题更多，有的赖在地 上不愿意再走，有的轻伤员也装着走不动，还有的干脆开小差逃跑。面 对这种混乱局面，我们特派员的工作任务很繁重，工作对象很多，牵涉面 很广。
我们实行的是三权鼎立制，特派员权力很大，单线联系，采取的工 作方法是“向心性—离心性—上降性一下降性”,从上到下全有我们的注意对象。
如有的工作对象是伤病员，他们思想上严重动摇，对革命怀疑失望 甚至敌视，采取种种手段借题发挥，死赖着不走或非让用担架抬。在那样 紧张的战争环境下，没有时间去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刹那间就可突变为敌我矛盾。有的半路开小差的红军只要一跑到白军那里一下就成了敌人。
当时保卫工作中“左”倾路线的干扰也很大，所以打击的面很宽，处理的人也很多，实际上有些人是属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 拉就过来的人。我们有的特派员只是简单行事，好像处决一个动摇分子就 等于卸掉了一个大包袱，纯洁了红军队伍。
我在司令部工作，任务就更为艰巨。因周围全是重要领导人物，既要 防内患，又要防外患，随时都必须保证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特别是对于内患问题，要更为细心、谨慎、胆大、沉着地应付一切，严格把好各个 关口，稍有偏差就将影响全局利益。
所以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工作对象， 既要随时了解掌握他们的一切动向，又不能让他本人有任何察觉，更不能 对他们轻举妄动。这就对我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我每天都要 四处活动，司令部的每一个角落都必须经常走到。对于中央每一个领导同 志的一切情况必须随时了如指掌，发现任何不安全因素必须及时处理，稳 妥解决。
回想起当时的保卫工作，可以说无时无刻都在高度紧张中度过的。
毛主席让我给邓小平找马
我在司令部工作期间，始终跟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行军打仗，曾亲眼见 到中央领导同志在长征路上是如何工作和指挥行军打仗的。
中央主要领导同 志每人都备有一副担架和一匹马，他们在行军途中经常骑在马上或躺在担 架上商量、部署工作。他们睡觉一般也是在行走的担架上，每到宿营地就 无法睡觉了，中央领导们抓紧时间研究作战部署。每当夜深人静时，也是我 任务最紧张的时刻。
毛主席经常几夜不睡觉，点起他的那盏小马灯，随手拿出他身边携带 的书本或文件，不停地看，不停地写，不停地开会，要不就是四处走走 看看干部、战士和伤病员。我每晚都守卫在中央领导的身旁，严防一切事 故的发生。
一次中央领导在屋里开会，我在外面巡逻，实在困极了，就不 知不觉地倒在墙角睡着了，醒来后发现我已躺在毛主席的担架上，身上盖 着毛主席的衣服。主席仍在那盏小马灯下写文章。
我赶紧轻手轻脚地爬 起来，把衣服披在了主席的身上。主席这次没有责怪我，只是心痛地说： “会已经散了，他们出去时，见你倒在墙角睡着了，就把你抬了进来，看我 们把你也熬垮了"。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说：“不，不，是我不好，没 有坚守岗位，执行任务。”
主席说：“再睡会儿吧，天亮我叫你。”
我说： “我睡醒了，主席，你也该休息休息了。”
主席说：“好，我马上就睡，还有 一点儿，我就写完了。”
说完他又伏在桌上继续写，我给主席倒了杯热水放 在桌旁，就到外面继续执行任务。主席的那盏小马灯又整整亮了一夜，毛 主席在艰难的长征路上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下级，我经常亲眼见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 等中央领导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毛主席对我军的每一个干部战士都 非常关心。
他有一个习惯，每当到达宿营地时，他总是把我叫来，详细地 询问，今天的行军人到齐了没有，有多少掉队的，在各道口留人了没有，有 什么意外情况等等，还反复告诫我，这些工作天天都要做，时时都要掌握， 我们红军队伍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啊!
一次，我向主席汇报说：“今天在村口接到了几名伤病员， 其中胡嘉宾同志的伤势较重，因 他的腿在负伤后，基本残废，靠 一 条腿行军很困难。”
主席听 后说：“胡嘉宾我知道，他是个模 范的县委书记，你马上把我的马 给他牵去。”
在长征路上骑过主席 马的不止胡嘉宾一个人，邓小平同 志也骑过毛主席的马。
邓小平同志原是红七军团 政委，他离开苏区，是奉中央的指示到上海汇报工作的，王明却说邓小平是逃跑路线。
小平同志 从上海回来后，红七军团整编， 受王明的迫害，被解了职，派往 总政治部担任总巡视员。长征 途中，他经常和红星司令部(番号 独立房子)一起行军。
到了贵州， 小平的牲口摔死了，走了几天，小 平的脚肿了，行走极为困难，当时 敌人对我红军主力部队围追堵截， 部队日夜兼程地行军、打仗。在 这种情况下， 一 匹马则意味着 生存、前进，没有马则意味着 掉队、死亡。
毛主席发现了这个情况后，派卫士长找我说：“小平的马摔死了，让肖特派员到骑兵连给小平找 个牲口送去。”
我赶到骑兵连，本想找匹好马给小平骑，但挑出几匹后我又 不太满意，因马的耐力不如骡子。另一方面，小平同志身材不高，脚又肿得 厉害，而好马都是又高又大，上下有困难。所以我又放弃了选好马的念头，特地精心地挑选了一 匹矮小的好骡子给小平送去。
小平见我牵了一 匹骡子 来了，很高兴。他围着骡子前后左右看一圈，又看了看骡子的腿、蹄子，他 很满意，感激地对我说：“高贵，你可做了件好事，给我找了一匹这么好的 骡子。”
我连忙说：“不用谢我，是毛主席派我找牲口给你送来的。”
小平 听后很激动，连连点头，让我一定转达他对毛主席的谢意。事后我向主席 汇报说，送去的不是好马而是骡子时，当时主席脸一沉，严厉地问我：“为 什么不送好马?”
我说明了原因，主席又转怒为笑，连连夸奖道：“好，想 得好，做得对，我满意。”
这件事当时对我的感触很深，我从毛主席和邓小 平对我的言谈话语中深深体会到他们之间的深厚真挚感情。
几十年来，我 始终对当时的情景难以忘怀，我怎么也没想到经过四十年后，小平同志对 此事同样记忆犹新。
红军时期的邓小平
那是在1975年，小平同志当时还未出来主持中央工作。他从江西回北 京后，住在花园村。二野胡嘉宾等几位老同志去小平家里看望他。
小平同志 掰着指头点着二野的一些老同志的名字，询问大家知道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当他点到肖赤时，就问胡嘉宾：“肖赤怎样了?他现在在哪里?我真想见 见他。他长征时就曾救过我，解放战争时又同咱们一起从北打到南。”
胡嘉 宾就把我的情况向小平汇报了一下。小平听说我还健在，连连点头说：“好， 好，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当天晚上，许光达的爱人周靖华来电话告诉我这 一 会见情况，我听 后心里很激动，深感小平同志很重感情，自己危难之际还 一直记着我们。
第二天上午，小平同志警卫处长又给我们打来电话，转达了小平同志想 见我们的意见。当天我和我爱人孙克就赶到花园村，叩响了小平同志的 家门。
刚 一 进门，小平同志迎上来和我们亲切地握手，并高兴地说道： “哎呀，肖赤!你好!你们终于来了，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
说完就把我们 往屋里让，对卓琳讲：“把我的好烟拿出来给肖赤抽。”后拿出四五种牌子 的香烟，又热情地把我们让到沙发上。
胡嘉宾当时和我一块去的，坐下后， 我对小平说：“我们已经十来年没见面了，国家受难，我们都遭了殃，真没 想到你还一直记着我们。”
小平说：“我哪能忘了你这个老伙计，四十多年 前我们在长征路上就相识。那时，你在军委司令部当特派员，我被王明解了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送骡子来，救了我一命。你可做了件好 事啊!”
我说：“这么点小事你还一直记在心上。其实当时是毛主席让我给 你送的，要记还是记毛主席的恩吧!”
小平点点头说：“我都记，谁的恩我 都不会忘的。主席过去尽做好事，到了晚年做过好事，也有过错，不过 总是功大于过的。”
紧接着，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经历， 其中说：“我在北京时没吃亏，因毛主席、周恩来一直保护我。到了 江西，林彪、江青、康生一直整我，不给我行动自由，整天把我关在一个 院子里，与世隔绝，每天只能出小门，不能出大门。每顿饭一菜一汤，伙 食很差。
不过这些都没什么,我们是打过游击吃过苦的，什么都不怕。过 去干革命几天没有饭吃我都能挺过来，现在天天都有这一菜一汤，我觉得 相当满意了。
唯一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没有自由，不给书报看，不 给广播听，不许与外人接触，对外消息一律封锁，使我深深感到精神上的 苦闷。”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小平同志对自己近十年来如何被关押，如何 挨批斗并未抱怨什么。可是他坚持一条，就是历史会对一切作出公正的 回答。
他说，总有一天党和人民也会作出正确的结论，由此充分看出一位老 革命家的胸怀。
他最后还说道：“‘文革’中我痛心的是我大儿子被坏人从 楼上摔到楼下，留下了终身的残废，至今仍在301医院治疗。”
谈话中小平 同志和卓琳还详细询问了我们一家的情况。这次会见充满着亲切、友好的 情谊，凝结着小平同志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终身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