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抓大米一家独卖 放青苗十倍还息
李润之的势力越来越大，剥削门道也就越来越多。他深知粮食是宝中宝，垄断了粮食市场，就可以大发横财。戛洒街、河边街是他的天下，李润之便垄断了这两个市场的粮食交易。
垄断市场靠的是权力、财力。李润之在秋收时，把粮价压得很低，平时是五块钱一石的谷子，他就压低到两块三块一石，若你不卖，他便打开粮仓积谷冲乱市场。戛洒、河边街每十天才逢一个街天，大多等钱用的农民哪耽搁得起，只能忍痛出卖。他收谷子往往是让随从提前到集市上放话：“今天的粮食三老爹要收，两块五一石，愿卖的都挑去过斗！”那么，这个街天的粮食他至少要收掉百分之九十。在秋收时节，李润之就是这样不停地收，直到把他的仓库装满为止。
李润之售粮则选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平时卖五块一石的谷子，他则涨到七八块，甚至十多块。这个时节没粮食吃的大多是贫苦农民，卖粮食的都是地主老财和投机商人，粮食涨价没有哪一个不按“三老爹”的套路出牌。穷人两三块一石卖出的谷子，现在却要八九块一石买回来，不知坑害了多少穷苦百姓，养肥了李润之之流的地主老财。
在万恶的旧社会，贫苦农民在地主恶霸的压榨下，能够用自己的钱财买谷度饥荒的，真是“白头乌鸦，少之又少”，大多数农民都是靠借“阎王债”活命的。
哈拉木李万荣，有年刚种完大烟就得了场重病，要粮无粮、要钱没钱，还得治病锄烟，迫不得已去向李润之借钱。李润之放债，只放大户，不放小户，十块八块的债他根本不屑一顾，交由其亲信随从代放。李万荣找上门，他让李万荣去找张文清。张文清名义上是保长，实际上是李润之的帮凶，是李润之牧鞭下的绵羊，对李百依百顺。可他对穷苦老百姓，却是个吃人不吐骨的豺狼。李万荣向他借钱，他对李说：“万荣，钱倒是有，可三老爹要买青苗烟，看你愿不愿借了？”听说买青苗，李万荣便吓得发抖，但为了活命又不得不借，只好硬着头皮问道：“保长，怎么个借法？”张文清道：“一块钱三两洋烟，现在借十块大洋，收烟时还三十两大烟。”李万荣央求道：“请您向三老爹说说，能不能借二两大烟给我？”张文清道：“哼，就你会算帐，不想借就算了，少啰嗦！”
李万荣心如刀绞，他知道，自己种出的洋烟现在是十二块钱一两，如果自己有一两大烟，何必来借这阎王债呢！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种出来的洋烟，都被李润之抢去了，不用说一两，就是一钱也不剩呀！好狠心的李老狗啊，自己花几个钱的洋烟，反手就要抢去我的三十两！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万荣只能含着眼泪说：“保长，那……那就……借我十块钱吧！”就这样，李老狗用八钱多洋烟在第二年三月就抢去了他的三十两洋烟。
买青苗也是李润之的一种剥削方式。十冬腊月，天气寒冷，农民们刚刚把大烟种下去。每年这个时侯，李润之便打发他的手下到各村各寨贩布，李家的布当地人不买不行，假如不买，重则挨打，轻则受罚。李家的土布市值五六块一匹，卖给农民却要十块八块。如果没有现钱，就让你用洋烟抵押，折价时，烟价压得很低，有时一两烟仅折合七八角或一块钱，而市面上的价格是八至十二块。大平掌的李作富，有一年买了李家的两匹土布，就被称去二十五两洋烟充抵，当时的土布仅值六块钱一匹，两个土布共十二块钱，而烟价是十块钱一两，二十五两洋烟可卖二百五十块钱，这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啊！在那年代，不少人被逼得倾家荡产。
五，垄断食盐农民受害 抓卖壮丁独子遭殃
1934年，新平成立食盐运销局，对食盐实行统管。新平食盐运销局名义上是杨宝昌当局长，实际上是李润之操纵把持。他们互相勾结，李靠杨的官威，杨靠李的实力。李润之在新平开的“富昌隆”商号，已成为名符其实的食盐统管局，垄断了新平的食盐运销大权。此外，李润之在河边街还开了个“富昌隆”商号，实际上也是他的食盐分销店。李润之常年养着二十多个赶马人，两百多匹骡马，从思茅驮运食盐到新平销售。其他人驮运食盐要收驮捐，每驮大的五角，小的三角。卖食盐的小贩零售，每百斤收秤捐两角。羊毛出在羊身上，卖盐的不可能自己掏腰包，这笔钱最终还是落在广大劳苦大众的头上。为了加重剥削，李润之不断提高盐价，统管以前，每斤食盐卖两三角，统管以后，每斤涨到五六角，仅食盐一项，李润之一年就要捞几万块钱。
李润之的剥削越重，农民的生活就越苦。食盐涨价以后，大多数农民就买不起食盐了，少数吃得上盐的均是省了又省，煮菜时把盐放锅里一涮便赶快捞出来，放到火塘边烤，以免受潮溶化。吃不起食盐，大多数人家只能粗茶淡饭了。自己种出来的蔬菜因没有食盐也不可能腌咸菜，只能喂猪或丢弃。农民龚明成回忆说：“当时要吃食盐，比吃油还难；要吃咸菜，就得到地主家去帮工，才有机会养养嘴。”
国民政府统管食盐，李润之借机大发食盐财。国民政府抽丁当兵，李润之又发了壮丁财。一九三七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抗战，弥补兵源不足，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时兴大抓壮丁，李润之借此机会大发横财。
李润之的弟弟李有贵，当时是富昌乡的乡长，整个戛洒区域都归李家管辖。历史上戛洒乡为什么会改成富昌乡呢？原来李润之，名有富，字润之。起名富昌乡，正如他的商号“富昌隆”一样，寓意繁荣、富饶、昌盛，李润之乡名都可以随意更改，说明他已把戛洒这块天地当作是自家的了。由此可见，李润之鱼肉乡民完全可以随心所欲。
抽壮丁是通过乡、保、甲长来实行的。李润之是戛洒的土皇帝，戛洒的征兵大权也就掌握在他手里。只要谁送他几百块钱或几十两洋烟，谁就可以不当兵，即使抓来关到乡公所或县衙门都不要紧，李润之都有能力把你的人放回来，再抓别人去顶替。李润之公开卖兵，别人卖兵论个数，李润之卖兵论次数，一般三百至五百块一次，今年抽着你出三百免抽，明年抽着你也要出三百才可免抽，有时上半年抽到出了钱，下半年抽到又得出钱了，你要出不了钱，照样抓丁。李润之借抓兵之名，让不少怕当兵的人来白白为他赶马驮货，抓去当兵的人，有的还可以逃跑回来，帮李家赶马的人却永远逃不了，只有你精疲力尽再也赶不了马的时候，李家才会像扔垃圾一样把你赶出来。
张家寨龚名泽有弟兄二人，因弟弟还小，他一个人就出过五次兵钱，每次三四百块，前后共出了两千左右的半开。第一次卖了家里的两匹骡子，出了三百块钱；第二次卖了家里仅有的几只羊；第三次卖了家里准备过年的肥猪；第四五次东挪西借，还把家里救命的玉米都卖了才凑足的。经过这五次抽丁，家里已一无所有。哪知祸不单行，第六次又抽到他家了，家里实在没钱了，便只能躲兵。龚名泽每天晚上不是躲在田房里喂蚊子，便是躲在山心里伴豺狼，一直不敢回家。
李润之派来抓兵的人跑了几次都抓不到龚名泽，就把他父亲拴起来。龚大妈为了让他们高抬贵手，把自己养的阉鸡杀了，赊了酒，好酒好肉招待他们，求他们放了龚大爹。这些抓兵的狗腿子酒足饭饱之后，拉着龚大爹就走，龚大妈去拦，被他们当胸一脚踢翻在地，并恶狠狠地说：“今晚不交出龚名泽，明早你来领尸！”当晚，龚名泽得到消息，被迫跑到李家把父亲换出来。龚名泽自被抓去当兵后，就像石沉大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再也没有回来过。龚大妈思儿过度，哭瞎了双眼。
东关岭李学云有哥弟三个，有一次抽到李学云的丁，李学云跑去向李润之求情。李润之说：“办法是有的，我们都是李姓本家人，我不要求你买兵，你就买匹骡子来顶替吧！”本份老实的李学云想不到三老爹有办法可以不让他当兵去，心里还暗地高兴，以为是李润之看在本家的份上给予的照顾，因为买个兵要两三百块钱，而买匹骡子仅要一百多块钱。为了感谢李润之的照顾，他卖了自家的年猪，又七拼八凑借了几十块钱，到戛洒街上花了一百七十五块钱买了匹骡子，亲自拉到李家门上。李润之假装殷勤，还留他在厨房吃了一顿饭，饭后才慢吞吞地对他说：“学云，这次的兵，乡长看在我的面子上，算是给你免了，可是以后还要抽丁咋办？你还是来帮我赶马吧，在我家帮工，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李学云一听这话，怔住了，因为他知道，李家是虎口，出得进不得，他还未开口，李润之又发话了：“就这样定了，你今晚在这儿睡，驮子现成，明天就赶着你送的这匹骡子跟马帮上路吧！”李学云就这样落入了虎口，替李家赶了十一年骡子，驮过的黄烟食盐数不胜数，自己却连一个铜板都没得到。因为赶马人长期在风雨中奔波，风餐露宿，李学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再也赶不了马了，才被李家赶出了那铜环叮当响的朱红大门。
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独子可以不当兵，可在李家的天地里，才不管你独子不独子呢，只要抓得到人，榨得到钱，就得当兵。如，徐永富是独子，照样被抓去卖了壮丁；李万世是独子，也被抓去，卖了几百块钱。大平掌的李作富，因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无人赡养被过继给她作儿子，刚过门，李家就通知他去当兵。李作富母亲拄着拐杖去找李润之，李润之不理，并告诉她这是国家的法令，他不敢违反。后来，有人提醒她，求人不如求财，送点钱给李润之再说。李大妈没有办法，卖缸卖罐，总算凑足了一百七十块钱，让李作富抱上个大阉鸡，带着凑来的钱一块送到李家，并给李润之磕了几个响头。李润之看他家再无油水可榨了，才又前后矛盾地说：“你家算独子，不应该征兵，今后，我让他们不再抓你！”这样，李作富才免掉了这场灾难。
李润之抓壮丁犯下的罪恶馨竹难书，据统计，仅戛洒这总人口约一万人的地方，就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出过壮丁费，百分之五的人被抓去当兵。
李润之抓兵的同时，手下人趁火打劫。被抓兵的人家大多人财两空，人抓走了，值钱的衣物布匹、蜂蜜鸡鸭等没有不被抢走的。他抓来的兵也不当人看待，一抓到手并五花大绑，前面用绳子牵着走，后面的人持枪押着，像赶牲口一样向目的地进发。到了目的地，又用一根十多斤重，五六尺长的木头把两个人拴在一起，两个人走路吃饭要抬着木头，睡觉解手也要抬着木头，简直毫无尊严可言。这种无名的刑法，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直到把新兵交出去，才算了结。
六，办布厂剥削妇幼 开铁矿压榨劳工
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李润之在河边街办了个织布厂。织布厂的工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最大的杜杨氏五十三岁，最小的周荣仅有十二岁。工人们每月有三块钱的工资，一天供三餐饭。每人每天的工作量是织六个布，少织一个布，就要扣掉整天的工钱，剥削之重，骇人听闻。算下来，工人每天的所得是一角钱和三餐杂粮（折价一角五分）。按当时的市价，每个布可卖五六块钱，剔除成本、工人工资及其他开销外，每个布可赚一块多钱，他从每个工人身上，一天就可榨取六块多钱，而工人的工资却仅是李家所得的二十四分之一。
织布厂工人工作时间之长也属罕见。每天天刚亮，工头的哨子一响，工人们就得开始织布，一直要干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收工，期间，除吃两餐饭外再无休息时间，要解手得向工头请假。冬季昼短夜长，每天都得工作够十二个小时才能收工。
织布厂工人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厂座落在哀牢山上，长年风大雾多。厂房围栏不挡风，把拳头粗的木栏杆安装起来就当墙了，大风一起，尘土飞扬，呛得人鼻孔发痒，眼泪直流。晚上收工，工人们身上一片灰白，花絮及尘土沾满一身，就像刚从石灰窑里爬出来。早晨雾大，坐板全是湿的，人坐在上面冰冷刺骨，冷得发抖。工作时，如果稍不注意就会跳纱，那吃得白白胖胖、穿得暖暖和和的姓何的工头，给你当头就是一拐杖，打得你眼冒金星，动都不敢动一下，生怕出错跳纱又挨打。
工人们的生死无人问津。在厂里做一天工，吃三餐饭，拿一角钱，此外，李家就什么都不会管你了。河边街张继仁是个孤儿，十六岁时已在厂里干了一年多，除去扣掉的工钱，每个月只能拿到两块多。由于张继仁身体弱，工作又重，且一年四季穿件破单衣，吃的又是无油无酱的苦菜拌包谷饭，所以便得了场伤寒病，这一病就是三个多月，把全年的工资都用光了，又借了几块钱的债才把病医好，狠心的李家人从来不闻不问；还有一个姓李的峨山工人，患了恶性疟疾，两三天就死了，李家不仅不给死者的工钱，就裹尸草席都舍不得买一块，急急忙忙让张继仁他们拖出去，埋在河边街对岸的石岩下，真是惨无人道哪！
李润之在十里河办的铁厂，对待手下工人如出一辙，做工拿钱，死活自管，闷死在矿洞里的工人只能自认倒霉。
徐家寨徐国梁，为李润之家炼了二十多年铁，至一九六四年才五十二岁，眼睛就花了，稍小的东西就看不清。外表看与正常人一样，可因他常年用肉眼看铁水，火光已炝坏了眼球。替李家炼铁，常年睡在潮湿的原始森林中，徐国梁常腰酸腿疼，根本干不了重活，基本可算是个废人了，他说，像他这样的人至少还有几十个，他们的病都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造成的。
徐国梁在厂里是炼铁师傅，领的工资最高，每天一块钱。学徒及勤杂工则三角、五角一天，一个炉子（包括炼铁的、铸锅的、挖矿的、砍柴的、烧炭的、远料的）不超过五十个人，全部人员的工资、伙食及一切开支不会超过五十元。一个炉子一天平均可以生产五十斤铁，可铸锅十六口，五块钱一口锅，可卖八十元，除掉开支李润之每天可净赚三十元。
一个炉子的投资是多少呢？厂房是露天的、炉子就地取材砌的、工人住的窝棚几根木头几捆草就解决了，李润之的投资仅开工时几斗米及几十块工钱罢了。挖矿的镐，炼铁的钎，砍柴的斧子，都由工人自己带去，他对工人的算计深着哪！
炼铁工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两班轮换，每班两个人，从生火到歇炉不能休息；铸铁工人四人一班，每班干二十四个小时，只有在出铁的时候才可以稍稍休息下；矿工就更辛苦了，有的一天干个十七八个小时，还捞不到一块钱，工钱按计件算，每挖一万斤矿石给二十元。工人睡在简易棚中，垫的是茅草，盖的是蓑衣，盖着头露着脚，经常在睡梦中冻醒；喝的山泉水，啃的是萝卜根，停火打一顿牙祭还得自己掏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没有医药设备，没有文化生活，时间长了，大多数人变得沉默寡言，又呆又傻。
尽管工人的工作是如此之苦累，可整天花天酒地的李润之却不信任他们，隔三差五派手下人来监督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