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阴。

一座面积不到一千平方公里的县级市。

以约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却创造了超过二百四十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五十分之一的中国500强企业和三十分之一的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

2022年江阴GDP为4754.18亿元。作为一个县级市，如今它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省会城市，比如宁夏省会银川（1800亿）、甘肃省会兰州（3343亿）等，甚至直接超过了一个省：例如青海省（3610亿）、西藏省（2132亿）。

江阴富的不只是总量，还是“人均”。

江阴市2022年人均GDP约26.68万元，江阴的人均GDP折算成美元就是3.9万美元，这一数据不仅远远领跑我国人均GDP水平（8.57万元），还超过了北京（19.03万元）、上海（17.99万元）、深圳（18.33万元）等一众超大城市，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欧盟2022年的人均GDP只有3.7万美元！

这里的农民也是相当富裕，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区域之一。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993元，农民收入连续第23年蝉联全省同类城市第一。

这里，有闻名天下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这个村仅用了40年，便从人均负债发展到了人人都住别墅开豪车，甚至拥有私人飞机的地步。

走在江阴路上，即使是大城市来的人，也会从各种细节感到他的富庶——这里有3家经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评定的五星级酒店；最热闹的上下班高峰期，即便你把红包加到10元，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叫到出租车或快车。

据说，每8个江阴人就有1个老板。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2500家、上市公司59家、中国企业500强9家、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13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14家、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7家......

有意思的是，江阴既是“中国A股第一县“，同时也是“制造业第一县”，同时玩转了“资本”“实业”两条路。那么，江阴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2022年初，江阴一个县级市就已经有近60多家上市企业。要知道，要知道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市，也才近200家上市公司。而江阴的人口还不到广州的1/10。

一个县级市的上市公司，在股市上撑起了“江阴板块”。它几乎涵盖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所有的上市形态，呈现出“境内境外市场一起上、场内场外市场一起上、一二三产业一起上、大中小企业一起上”的全面开花之势。

截至今年3月底，江阴累计上市公司59家，其中，A股上市公司38家；总募集资金1277.72亿元，最高市值3131亿元；涉及行业包括纺织服装、石化新材料、金属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等，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资本第一县”“华夏A股第一县”。

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在江阴的繁华，更要洞察背后的原因——江阴为什么能成为“A股第一县”？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

在92年邓公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传统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已有式微之势，此时江阴将资本经营战略作为改革的关键突破口。

为什么？想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壮大民营企业，这就必须要解决好“钱”的问题。

所以，当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全国绝大部分地方还不知道资本经营是个什么东西时，江阴已经率先启动了股份制改革试点，让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产品经营为基础，实施资本运作，再以此获得的利润支撑产品经营，使企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超常规裂变式发展。

比如“兴澄股份”（现为“模塑科技”），是江阴的第一家上市公司，1997年2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我们可从其历程“一叶知秋”。

1984年12月，李兴凭借曾在家乡担任过化工厂副厂长的经验，联合12名江阴澄南村村民，在三间简陋的石棉瓦厂房里，以总计3.8万元的借贷资本，靠生产五氧化二磷产品，创办了澄星集团的前身——澄南化工厂。

此后澄南化工厂通过成为国营大厂的金牌供应商，搭上国企的快车，得以迅速壮大。后来李兴去美国之后，接触到了“股份制”的概念，认为这是撬动企业做大做强的好方法。

但90年代国家为确保股市的有序发展，严格控制上市公司数量，乡镇企业拿不到分配指标怎么办？

一条可行之路就是“借壳上市”。

澄南化工厂（即澄星集团的前身），打算“借壳”无锡宜兴市境内的江苏鼎球实业有限公司。为了尽早通过合作申请，在一次省级重要会议之前，李兴晚上十点才找到市委书记汇报，书记当即表示全力支持，还立即将已经下班回家的办事人员叫回，以最快速度办理一应手续，赶在天亮之前搞定了所有事情。

1998年12月，澄星集团以11242万元自有资金协议受让鼎球实业3850万股，占总资本的29.76％，成为鼎球实业的第一大股东。之后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和公司更名，澄星完成由“借壳上市”到“正名入市”的全过程。

从这件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江阴政府对于企业的支持力度，在“有效市场”中的“有为之处”。

1996年，江阴正式将“资本经营战略”提上日程，提出“依托一个大型企业，发挥一个企业家作用，用好一张股票，做大一只蛋糕，带动一批存量”的指导方针，并迅速成立了由体改办、银行、财政局、政府办等13个部门组成的“企业股份改制上市指导小组”，为企业上市担当“高参”和“智囊”。

这个指导小组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上市方面“敢不敢想”“想不想上”的问题，指导企业有潜力的企业用足用好国家相关政策，并积极争取在资产评估确认、审计确认、股权转让、土地处置等方面的向上政策。

有了政府这个强大“后盾”，江阴企业此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快就创造了企业上市的“井喷期”：1999年底全市8家上市企业累计募集资金21.6亿元，约占江苏省募资总量的7%，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上独树一帜的“江阴板块”，至今维持着江阴在资本市场上至今无出其右的巨大优势。

江阴企业的“上市潮”不仅很好地解决了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也通过上市倒逼了企业现代化治理，推动其进一步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A股第一县”江阴并非是为了玩资本，而是运用金融资本服务于产业实体。所以，江阴既是“中国A股第一县”，同时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第一县”。

比如江阴企业扬子江船业，从最早的修造船合作社发家，到地方集体所有制船厂，从与省造船公司合资船厂，到企业改制，再到先后在新加坡和台湾上市……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如今集团年营业收入规模已超过200亿元，已成为全国最领先和综合实力最强的民营船厂，在全球新签订单量前30船厂中排名第六。

该公司董事长任元林有“民间船王”之称，对资本市场的那套玩法门清路熟。07年企业登陆新加坡资本市场，成为我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造船企业。公司还完成了多项重大收购，旗下业务板块也涉足了金融领域。

但企业始终将做金融视为做大本业的基点，将赚到的钱源源不断地注入主业。企业每年光投入项目研发和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的费用就超过3亿元。靠着扎实稳健的经营理念，让扬子江船业在金融危机期间，整个造船业遭遇至暗时刻之时，反而有充足的子弹借机扩张，收购了大批优质资产。

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曾说：“如果我们把实体经济放弃了、偏离了，就是自废武功、自毁前程。”实体经济稳则江阴稳、实体经济强则江阴强。

江阴作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孕育了2万家制造业企业，10家中国500强企业，17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5家中国服务业500强企业，48家上市企业，12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这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地级市。

在江阴有很多企业，都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某个领域，从而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龙头。

例如千亿级巨头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钢企业。“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与钢打交道。做特钢，做好钢。”董事长俞亚鹏说，他32岁时当上了彼时国内钢铁厂最年轻的总工程师；浸淫钢铁领域几十年，又成为了国内坚守于钢铁行业时间最长的企业掌门人。

言及钢铁行业，往往摆脱不了“落后产能”、“能耗极大”、“附加值极低”等标签，而中信泰富特钢却手握大量世界级技术专利，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位居全国之冠。统计显示，2022年中信泰富特钢获得授权专利354项、发明专利107项，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721项、发明专利391项，参与18项国家、行业、团体标准修订和起草，全年开发新产品252万吨，

2020年7月1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沪苏通大桥建成通车，这座大桥所用的缆索钢正是由中信泰富特钢研发生产的。尽管组成单根斜拉索的每根钢丝直径仅为7毫米，但是强度却达到了2000兆帕，相当于一根钢丝能拉起5辆小汽车。

不仅是中信泰富特钢这样的巨头，江阴还有一大批“小而精”的中小企业，在某个行业的细分市场精耕细作，做精、做透，体现了江阴实体经济为本的实干精神。

据统计，目前江阴企业共产生了110余只行业单打冠军产品，有150多家企业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132家企业主持制定了457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很多企业还成功突破了“卡脖子”技术，打破了国际巨头垄断。

长龄液压生产的回转接头国内市场占有率居行业第一，填补了国内回转接头智能化空白，让企业成为“国标”的主持起草单位。

塞特精工五十年专注精密切削行业，主导产品小模数齿轮刀具成功替代进口，填补国内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档数控机床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堵点、痛点和“卡脖子”问题，目前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

佩尔科技为国内医用镍钛合金的领军企业，血管支架镍钛管和中粗规格镍钛管等部分高端产品可替代进口……

江阴市工信局相关领导曾谈及企业家对本业与实业经济的偏好，他指出，这与江阴的实业传统有关，也与江阴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关。

江阴的第一代企业家们大多是白手起家，有着“四千四万”（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经历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的精神，他们更笃信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业，因此无论市场风云如何变幻，但江阴的大部分企业“搞实体经济仍能赚到钱”。

总结一下，江阴“第一县”的秘诀有二：“强企业”与“强政府”。

首先，江阴的民营企业活力全国闻名，有着“778899”的特征。民营经济占全市70%以上税收、75%左右GDP、80%工业经济总量、80%固定资产投资、90%以上就业人数和97%左右企业数量。

第二，“强企业”的背后离不开“强政府”。很多企业家都说，江阴创造的营商环境，放眼全国也是一流的，这为企业家才能的释放提供了绝佳的舞台。

当前区域之间竞争愈发激烈，政府支持产业的方式，仅靠传统的拼优惠、拼补贴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现在要拼的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营商环境的优化，来真正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要通过“有为”政府，来打造“有效”市场。

江阴某企业董事长曾坦言，作为董事长，她差不多有20年没跑过部门了。“以前找政府部门办事，往往需要老总亲自出面，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很多部门的负责人我都不认识，但无论是谁，事情一样能办好。在江阴，企业办事不靠熟人，而是靠制度。”科学的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寻租空间，也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各种隐形负担。

“与政府打交道方便快捷”也是不少江阴企业家投资创业的主要原因。此前海澜集团总经办负责人曾分享过办理企业商业项目建设施工许可的历程——“过去办这类项目要跑气象、民防、消防、规划、建设等多部门，耗上三四个月也是可能的。”而今审批9万平米的仓库，手续只花了20个工作日：只需在行政审批中心的综合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即可。

江阴政府的“有为”之处还体现在主动地为企业提供服务。在江阴企业界，有一段“市委书记密集走访100家企业”的佳话。2017年5月初至9月底，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历时140多天，通过27次密集踏访，一口气走访了100家上市后备企业。

陈金虎说，“走访中，我主要问两个问题，一是上市进程推进得如何；二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解决。只有深入了解企业家的需求，才能精准发力，真正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政府应当针对企业提供怎样的服务？江阴的答案是——当企业阳光灿烂，发展顺风顺水时，政府要给它服务好，保障好，当好“店小二”；当企业遇到阴雨天，经营有困难，政府要给它提供全天候帮助，当好“急郎中”。

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江阴政府不仅具有基层政权罕见的创新服务意识，还具有拿捏“有为”与“不为”的边界意识，将行政行为止步于恰当的尺度。

当问起江阴的企业家对江阴的营商环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大多数企业家的回答都是“安全”。这种安全不仅体现在治安领域的社会安全，更体现在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安全。

我们可以用“围墙内外”来形容江阴的政府关系。企业围墙外的事情（如政务服务、人才配套、金融环境等），政府重点做好，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而围墙内的事情（如企业的市场定价、投资方向、经营策略等），政府不插手、不干涉。

有学者评价，“强企业”与“强政府”两股力量的协同促进，正是江阴在区域经济竞赛中强势胜出的最大“秘密”。

对比一下中国2个最强县，江阴、昆山，这2个GDP5000亿规模、发展超省会的县级市，前者是以本土的民营经济为主，后者则更侧重于外向型经济。对于大多数地方来说，还是前者的发展路径更具有启示意义。

江阴发展靠的是本地的资源，依靠一批深耕实业、勇闯大业的企业家群体，以及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干部队伍，以实业为立身之本、以资本为撬动，快人一步地抓住了几次历史性改革发展的机遇，从而站在了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