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只有征诛和禅让两种，征诛便是现在所说的革命，禅让便是篡位。而权臣篡位的方式无疑最为平和，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性也最小。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就连篡位都有一套标准的操作流程。

华夏文明从夏朝开始，商灭夏，周灭商，秦灭周，汉灭秦，均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但是从汉朝开始，儒学大兴，再加上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宣扬的上古时期尧舜禹的禅让制深入人心。禅让也成为一种技术活，以禅让的方式来改朝换代，起于王莽，成于曹丕，终于赵匡胤，在这700多年的时间里禅让都是篡位的标准模式。

权臣们在篡位之前，必须要完成一系列固定流程，要和平的从帝王手中看似合法的获得只有皇帝才会获得的特殊待遇，否则便会陷入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历朝历代完成禅让总结起来就是四步，也就是篡位四部曲：清君侧--做权臣--加殊礼--接受禅让。

清君侧

所谓清君侧，便是清除皇帝身边的亲信，也就是所谓的奸臣，目的就是清除对自己有威胁的大臣。这一步是最难的，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位极人臣，成为权臣。曹操、司马懿、刘裕、杨坚、朱温、赵匡胤都是篡位这个行当里的佼佼者，只不过曹操和司马懿最后没有走完篡位的全部步骤。

做权臣

当完成清君侧之后，便是位极人臣的时刻，成为权臣。不同朝代位极人臣的官职不完全相同，有的是丞相（曹操），有的是大司马（司马懿），有的是都督中外诸军事（刘裕），但魏晋时期无论是哪一个官职都要加录尚书事，否则便没有实权。到了南北朝时期，北朝有大冢宰，南朝有总百揆，反正都是总领一切政务的官职。

汉朝的时候只有同姓才能封王，其他人最多只能封侯爵，曹操逼汉献帝封其为魏公，开启了权臣封公爵的先河。后来曹操又晋升魏王，并且封邦建国，魏国有十郡封地，与汉朝一样有了文武百官，与皇帝仅一步之遥。再后来，南北朝公爵泛滥，晋升为王成为篡位的必须步骤。

加殊礼

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加九锡、加九锡、出警入跸、封邦建国、创建社稷等礼仪原本都是皇帝对功臣的封赏和礼遇，后来逐渐演变成篡位的必须要走的步骤。问题在于所谓九锡，王莽，曹操，司马昭都接受过。后来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都曾受过九锡，于是乎加九锡成成为篡位前奏的标识，是篡逆的代名词。

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朝

权臣篡位的第一步，无疑是从皇帝手中获得三项特殊待遇，即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和剑履上朝，以显示自己独特、尊贵的地位。

所谓“入朝不趋”，即臣子上朝时可以缓步而行，不必像普通臣子那样小步慢跑。按照古代的礼制，臣子在觐见皇帝时，步子迈得太大或步幅太慢，都被视为大不敬的举动，要遭到言官的弹劾。

所谓“赞拜不名”，即臣子奏事时，赞礼官不得直呼他的姓名，而只能称呼其官职或爵位。要知道，古代举行大朝会时，由于文武百官人数众多，皇帝不可能认清楚每个人，因此在臣子奏事时，赞礼官必须向皇帝通报他的官职及姓名。由此可见，一旦某位臣子获得赞拜不名的待遇时，说明他一定是个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人物，就连皇帝都必须礼敬三分。

所谓“剑履上朝”，即臣子入朝时可以佩剑、穿鞋，不必向普通臣子那样交出佩剑、脱掉鞋子。说句题外话，从汉朝开始，自天子、百官，乃至普通士人，都有佩剑的传统。佩剑不仅用于搏击战斗，在更多的场合下则起到礼仪性作用，而且后者的角色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到晋朝时，佩剑的材质由金属变为木头，这也是传统佩剑文化中一大转变。

获得三项殊礼的大臣史不绝数，比如周朝的姜尚、汉朝的萧何、曹魏的曹真等人，或是开国元勋，或为朝廷重臣。这三种殊礼加身，虽然并不能说明臣子有篡位之心，但最终完成改朝换代的权臣，无一不在起步阶段获取这些殊礼。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独特、尊贵的地位，并起到震慑群臣的作用。

加九锡、出警入跸

如果说获得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朝的殊礼不足以说明权臣有篡位之心，那么当他们从皇帝手中得到九锡的殊礼，则证明他们必将走上谋朝篡位的不归路。所谓的九锡就是古时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按照《礼记》的标准，包括如下九种器物：

1.车马，即金车大辂（音路，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和兵车戎辂，由玄牡二驷（即黑马八匹）来拉车；

2.衣服，即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音系，即鞋）一双；

3.乐县（悬），即定音、校音的器具；

4.朱户，即红漆大门；

5.纳陛，即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使登升者不露身，犹如今天的贵宾专用通道；

6.虎贲，即贴身卫兵，人数大约在300人左右；

7.弓矢，即专用的弓与箭，包括彤（红色）弓矢百、玄（黑色）弓矢千；

8.斧钺，即大斧，在古代为军权的象征；

9.秬鬯（音巨唱），供祭礼用的香酒，由罕见的黑黍和郁金草酿成。

权臣在获得九锡殊礼的同时，往往会被皇帝赐予出警入跸的特权。所谓的出警入跸，即帝王出入时警戒清道，禁止行人来往，犹如今天领导人出行时实施的交通管制。

九锡和出警入跸作为帝王的标配，一旦被赐予人臣，则只能证明后者的权势已经盖过主子，并有篡位的野心。因此，有志于改朝换代的权臣们，无一例外都追求九锡和出警入跸的殊礼，而忠诚无二的重臣则会采取拒绝的态度。

诸葛亮便曾拒绝过刘禅为他加九锡的建议，以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所以诸葛亮才会被后世称颂为忠臣的楷模。

封邦建国、创建社稷

从王莽开始，凡志在篡位的权臣，其改朝换代工作的最后一步，无疑是封邦建国、创建社稷。封邦建国就是权臣被皇帝册封为王爵或公爵，然后建立起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并创设相应的权力机构，实质上属于新帝国成立前的过渡班子。（注：公爵为古代五等封爵中的最高级别，而王爵一般只授予同姓皇族，但从曹操开始打破这个惯例）。

权臣篡位前建立的半独立国家，必须有明确的地理范围，而且疆域广袤、经济富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比如，曹操的魏王国囊括冀州10郡，司马昭的晋王国占据并、司、雍3州10郡，刘裕的宋王国领有徐、豫、兖、司4州10郡，无一例外都是帝国经济最富庶、人口最稠密、军事和地理价值最高的地区。如此一来，旧帝国的心脏被掏空，新帝国呼之欲出。

在封邦建国的同时，权臣同时从帝王手中会获得另外一种福利，即建宗庙，立社稷。宗庙是供奉历代祖先牌位、举行祭祀的地方，按照《礼记·王制》的规定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社稷为土地神和谷物神的总称，帝王为了祈求国事太平、五谷丰登，每年都要到郊外进行祭祀。宗庙和社稷一旦立起来，证明国家基本上已获独立地位。

在完成上述流程后，权臣篡位称帝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比如王莽在出任安汉公7年后便篡汉称帝，而杨坚在获封为隋王的当月便取代北周。不过，在完成上述流程后，某些权臣却并未能再进一步做皇帝，比如曹操、司马昭、高欢、宇文泰等人。之所以如此，除了曹操、高欢想把事业再干大一些，再服众一些外，其他人无一例外都缘于死得太快，有贼心却没皇帝命。

禅让

作为篡位的最后一步，禅让也是非常有讲究的。皇帝总共要下诏四次，但是前三次篡位者需假意逊谢，这就叫三辞三让。直到第四次方才筑封禅坛接受禅让，也就是说到第四次下诏禅让时要搭一个台子，在台子上皇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正式地将皇位禅让给篡位者。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演，篡位者还要做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因为凡是都讲究个名正言顺。虽然大家都知道皇帝禅位是迫不得已，但是从表面上看确确实实是走了标准的禅让流程，合理合法。而受禅的戏做的越足，对于稳定民心、巩固统治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否则就是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一、415年，刘裕自加黄钺，领荆州刺史，加领南蛮校尉。皇帝下诏加刘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刘裕推辞太傅、扬州牧等官衔，仅接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荣。

二、416年，刘裕加领平北将军、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诸军事，并获准开府置官。至此，刘裕已经都督徐州、南徐、豫、南豫、兖、南兖、青、冀、幽、并、司、郢、荆、江、湘、雍、梁、益、宁、交、广、南秦共二十二州，再加中外大都督。刘裕收复洛阳后，皇帝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宋公，备九锡之礼，刘裕却故作谦逊，表示不敢接受。

三、417年，刘裕灭后秦后，皇帝下诏进宋公爵为王，刘裕再一次辞而不受。

四、418年，刘裕同意接受相国、总百揆、扬州牧的官衔，同时受封为宋公，以十郡建宋国，并受九锡殊礼。十二月，刘裕使王韶之缢杀安帝，立琅邪王司马德文为皇帝，是为恭帝。

五、419年，刘裕进爵为宋王，宋国又增加十郡食邑，总计已达二十郡。同年末，又获加皇帝规格的十二旒冕、天子旌旗等一系列殊礼。

六、420年，刘裕代晋称帝，降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东晋灭亡。刘裕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史称其建立的政权为刘宋，终于完成篡位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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