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睿智机敏的女特工，二十四岁就潜伏在上海国民政府，从事情报工作；她是一位勇敢坚毅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曾冒着硝烟到前线采访；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词曲作者，《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至今口口相传。
她与田汉的爱情故事更是曲曲折折，他们的儿子田大畏曾说过，“父母一生爱的很艰难”。
田汉与安娥
烽火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燕赵才女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10月11日出生在原获鹿县范谭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比较富裕和开明的家庭。
她的父亲张良弼不仅是前清的举人，还曾公派留学日本，主张实业救国，创办了直隶实业补 习学堂，是河北近代史上的教育先驱。
每天下班以后，父亲张良弼总是被小安娥缠着讲故事听。父亲讲得绘声绘色，小安娥听得是津津有味，《西游记》、《小白菜》。
小安娥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慢慢地长大，良好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
1923年，18岁的安娥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此时的安娥，充满激情，充满幻想，一心爱国，崇尚自由。然而，这一切又与她父母眼里的“乖孩子”格格不入。
1925年，安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她的母亲听说女儿加入了地下党，便亲自跑到学校，把安娥带回家，不让她走出家门。
安娥不愿意做“笼中鸟”。当她看到“三·一八”惨案中有25名学生被杀害，索性逃了出去。她朝着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快速转身离去。
她的父亲非常愤怒，与安娥断绝父女关系，再也不认这个女儿了。
1926年7月，安娥与大学同学邓鹤皋结婚，邓鹤皋是她的革命引路人，担任共青团北京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后来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安娥跟随丈夫一起来到大连，邓鹤皋担任地委书记，安娥做妇女运动工作。
安娥深入工厂，与工友们打成一片。当时工人队伍里传唱着一首《工人团结歌》，经过安娥的填词修改，曲调激昂雄壮，歌词更加容易理解，极大地鼓舞工人们的士气。
邓鹤皋夫妇领导了大连“福纺大罢工”，日方被迫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劳资双方达成了复工协议。
邓鹤皋也成了日本人眼中钉肉中刺。后来，邓鹤皋被日本人秘密抓进监狱，关押起来。安娥多方打听，没有丈夫的任何消息，以为丈夫被日本人杀害了。
1936年，被营救出来的邓鹤皋还找过安娥，这是后话。
上海滩的“红色女郎”1927年1月，安娥被周恩来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识了地下党员郑家康。由于安娥的俄语不错，历史简单，被选入苏联国家保卫总局工作，由此开始她的特工生涯。
1929年，安娥回国，被组织派遣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负责情报工作，担任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的秘书。
自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1927年11月，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建立了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负责和直接领导。
1929年初冬的上海，寒风萧瑟。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任弼时被捕。安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知道了此事，迅速传递给中央特科。
青年时期的任弼时
原来，任弼时按照约定前往上海公共租界一处秘密地址，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
当时他并不知道开会的地点已经被敌人捣毁，巡警隐藏在门后，随时抓捕前来开会的共产党人。
任弼时来到两层楼房前，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异样，便轻轻推门。埋伏在门后的巡警立刻扑了上来，不由分说地押上警车。
监狱里，巡警只在任弼时身上搜出一张车票，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正是中共重要领导人任弼时。
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名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靠亲友，因走错了地方被错抓了。敌人对任弼时连续几次用刑，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同时，周恩来命令联系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寻找突破口。中央特科积极进行营救，不敢有任何耽误。一边联系巡捕房的探长，一边联系上海著名律师。12月25日，任弼时被无罪释放。
1930年的一天，安娥获悉一项绝密信息，蒋介石批转给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黄第洪亲笔投靠信。
黄第洪，1924年入读黄埔军校一期六队，在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后来，黄第洪被派遣到莫斯科学习军事，1930年4月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
在白色恐怖下，黄第洪丧失了信仰，产生了叛变革命的念头。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希望能够通过出卖负责与其接头的周恩来，换取国民党的高官厚禄。
一贯沉着冷静的安娥看到电报也大惊失色。电文指示上海马上与黄第洪接头，并且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在南京路邮局抓捕周恩来。
安娥火速将这一消息秘密抄送党中央。周恩来当即切断了与黄第洪的所有联系，防止党中央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最后，黄第洪被中央特科铲除。
安娥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期间，正是中共处境最艰难时期。对危机四伏的工作，年轻的安娥沉稳机敏、勇敢无畏，利用特殊的身份为中共党组织提供情报。
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需要变换好几个身份。她时而身着朴素的蓝布褂，时而又衣着华贵的旗袍，机敏沉稳的穿梭于上海这座大都市。
相濡以沫1929年的上海，田汉已经是一位名气非常大的作家了，也是双方都努力争取的人才。
安娥自己会写东西，又懂文艺，所以组织上安排她去接近田汉。安娥由慕生情，由知生爱。
第一次见面，24的安娥给田汉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主动热情、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还有几分英豪气。
安娥经常带着自己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让他帮着自己润色一下。安娥坚韧的记忆力、生动的笔致，让田汉连连赞叹。
充满革命热情的安娥对田汉的影响力很大，田汉积极进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两人处于热恋之中，憧憬未来之时。田汉的未婚妻林维中从南洋归国，这是好几年前田母给儿子定下的一门婚事。
面对林维中的质问和无理取闹，田汉不知道怎么面对两个女人，犹疑不决。
最终还是安娥选择了离开。不仅如此，当她听说田汉为房子犯愁时，安娥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只是田汉不知道，此时的安娥已经有了他的骨肉。
1931年8月，安娥生下儿子田大畏。为了从感情泥潭里挣扎出来，安娥积极参加进步组织的文艺活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安娥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华。
因为工作，安娥不能照顾孩子，她把孩子送回老家，交给母亲抚养。当年安娥不辞而别，今天又带着私生子回来，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件光鲜的事情。
安娥给母亲跪下，老人抱着安娥失声痛哭。她母亲要求她不准离开这里。
安娥在家乡呆了一段时间，可她的内心在苦苦挣扎着。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女性，她要用自己的歌曲去唤醒全民的抗日热情。
1933年，安娥离开母亲和儿子，离开了家乡，再次来到上海。田汉问她孩子去哪了，安娥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田汉非常痛苦。
到上海后，安娥继续从事特科工作。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安娥与上线失去了联系，成了“断线的风筝”。
后来，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工作。频繁的交往，任光与安娥产生了感情，接了婚。
此后的4年时间里，安娥和任光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比如《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优秀作品。
1937年，任光受到迫害，去了法国，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安娥撤到了重庆，并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
她写成的8万余字《五月榴花照眼明》是不可多得的有关新四军的力作。
田汉一直都沉浸在自责和煎熬的愧疚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安娥的思念。即使在狱中，听到《渔光曲》，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1946年5月，田汉与林维中在争闹数年后，协议离婚。1948年，田汉和安娥奔赴解放区，组建了一个革命家庭。
生活中，他们互相照顾；创作上，他们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白蛇传》 、《情探》、《追鱼》、《高粱红了》等都是这段时间的佳作。
1956年，安娥突然中风，半身瘫痪。田汉一直在身边照顾她，鼓励她别泄气，同病魔作斗争。
1963年，身体虚弱的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行动不便的安娥硬是把田汉送上了车，有时还拖着病残的身子去看望丈夫。
1968年12月10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田汉病死。1976年8月18日，安娥也病逝于北京隆福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