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9日,北平刚解放不久,刘少奇紧紧握住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人的手,动情地说道:“我在中央北方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常常收到你传来的情报。你一个人能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地区坚持了整整15年,如今终于凯旋,真是个奇迹!”这位青年便是著名的地下工作者李时雨,他在敌后战斗多年,为中共情报战线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时雨的特殊作用究竟有多么重要?例如在1940年,他已升至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位,甚至让他本人都感到惶恐,担心身份暴露。然而,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妻子带来了中央的指示:“尽管放心,大胆往上爬!”那么,李时雨是谁?他的潜伏生涯究竟有多么惊心动魄?
李时雨的地下生涯始于1934年。这一年,他从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毕业,随即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打入东北军。然而,打入东北军并非易事,李时雨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此时,他想起了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读书时的好友张学孟。张学孟是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有了这层关系,李时雨成功进入东北军,并随后通过层层考验,打入“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
从这一刻起,李时雨开启了长达15年的“潜伏”生涯,他一步步攀升,直至国民党少将之位。在这期间,李时雨始终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提供重要情报,生死之间游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李时雨的身份险些暴露,他不得不离开东北军,转而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天津继续地下工作。在天津,李时雨公开身份是高等法院的书记官,暗地里则继续为党传递情报。
一次,他接到任务,需要将一批电台机械和马达从敌占区运送到转运站。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将电台部件分装在几个箱子里,分批通过敌人的检查哨卡。最惊险的一次,他带着最后一箱电台器件,乘坐三轮车来到法国桥,却被日军拦下。由于哨兵认识他,加上他表现得镇定自若,侥幸逃过一劫,成功将电台送至目的地。这次行动赢得了上级的高度赞扬,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信心。
随着汪伪政府于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这个职位在当时极为显赫,李时雨担心自己身份暴露。然而,党组织及时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妻子也转达了组织的指示:“尽管放心,大胆往上爬,不要有后顾之忧!”
李时雨带着党的信任和支持,于4月前往南京,正式进入汪伪政府高层。在南京,他的首要任务是接近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陈公博。陈公博是“立法院”院长,他第一次见到李时雨时,便对这位年轻的法学院高材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赞赏他的才华和稳重。
李时雨深知陈公博为人老谋深算,必须小心应对。他在陈公博面前表现得谦卑谨慎,逐渐赢得了对方的信任。陈公博的贴身秘书甚至对他说:“陈先生对你印象极好,认为你为人老实、法学功底深厚,是个有前途的青年。”从此,李时雨频繁参与汪伪政府内部事务,逐步成为陈公博的亲信。
李时雨的高位使他能够接触到大量核心情报。1942年5月,他被任命为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并授予少将军衔。这一身份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汪伪政府和日军的机密军事计划。
1942年12月的一天,李时雨从汪伪政府内部得知了日军即将发动春季“清乡”行动的计划。他以“陈公博要求通报”为借口,获得了这份计划的详细内容,并秘密拍下其副本。随后,他将这些情报传递给了新四军军部。陈毅收到情报后,迅速制定了应对方案,成功阻止了日军的行动。由于李时雨提供的及时情报,新四军不仅避免了损失,还在多个战区开展了有效的反击行动,为后续的反“清乡”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李时雨在汪伪政府的任务也接近尾声。这时,他得到了党组织的指示,潜入军统。通过党内关系,李时雨成功打入军统上海区,成为第二组组长,开始利用这个身份为党继续收集情报。在这期间,他频繁接触军统高层,尤其是戴笠,通过一系列机智的行动,将大量情报传递给党组织,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李时雨的地下身份终于可以公之于众。他不再需要隐藏自己,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李时雨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李时雨一生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了无数心血,晚年离休后,他将自己大半生的积蓄全部捐给了黑龙江省巴彦县,用于成立基金会,帮助贫困儿童获得教育机会。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但他始终忠诚于党,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