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9日，北平刚解放不久，刘少奇紧紧握住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人的手，动情地说道：“我在中央北方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常常收到你传来的情报。你一个人能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地区坚持了整整15年，如今终于凯旋，真是个奇迹！”这位青年便是著名的地下工作者李时雨，他在敌后战斗多年，为中共情报战线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时雨的特殊作用究竟有多么重要？例如在1940年，他已升至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位，甚至让他本人都感到惶恐，担心身份暴露。然而，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妻子带来了中央的指示：“尽管放心，大胆往上爬！”那么，李时雨是谁？他的潜伏生涯究竟有多么惊心动魄？

李时雨的地下生涯始于1934年。这一年，他从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毕业，随即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打入东北军。然而，打入东北军并非易事，李时雨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此时，他想起了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读书时的好友张学孟。张学孟是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有了这层关系，李时雨成功进入东北军，并随后通过层层考验，打入“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

从这一刻起，李时雨开启了长达15年的“潜伏”生涯，他一步步攀升，直至国民党少将之位。在这期间，李时雨始终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提供重要情报，生死之间游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李时雨的身份险些暴露，他不得不离开东北军，转而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天津继续地下工作。在天津，李时雨公开身份是高等法院的书记官，暗地里则继续为党传递情报。

一次，他接到任务，需要将一批电台机械和马达从敌占区运送到转运站。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将电台部件分装在几个箱子里，分批通过敌人的检查哨卡。最惊险的一次，他带着最后一箱电台器件，乘坐三轮车来到法国桥，却被日军拦下。由于哨兵认识他，加上他表现得镇定自若，侥幸逃过一劫，成功将电台送至目的地。这次行动赢得了上级的高度赞扬，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信心。

随着汪伪政府于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这个职位在当时极为显赫，李时雨担心自己身份暴露。然而，党组织及时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妻子也转达了组织的指示：“尽管放心，大胆往上爬，不要有后顾之忧！”

李时雨带着党的信任和支持，于4月前往南京，正式进入汪伪政府高层。在南京，他的首要任务是接近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陈公博。陈公博是“立法院”院长，他第一次见到李时雨时，便对这位年轻的法学院高材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赞赏他的才华和稳重。

李时雨深知陈公博为人老谋深算，必须小心应对。他在陈公博面前表现得谦卑谨慎，逐渐赢得了对方的信任。陈公博的贴身秘书甚至对他说：“陈先生对你印象极好，认为你为人老实、法学功底深厚，是个有前途的青年。”从此，李时雨频繁参与汪伪政府内部事务，逐步成为陈公博的亲信。

李时雨的高位使他能够接触到大量核心情报。1942年5月，他被任命为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并授予少将军衔。这一身份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汪伪政府和日军的机密军事计划。

1942年12月的一天，李时雨从汪伪政府内部得知了日军即将发动春季“清乡”行动的计划。他以“陈公博要求通报”为借口，获得了这份计划的详细内容，并秘密拍下其副本。随后，他将这些情报传递给了新四军军部。陈毅收到情报后，迅速制定了应对方案，成功阻止了日军的行动。由于李时雨提供的及时情报，新四军不仅避免了损失，还在多个战区开展了有效的反击行动，为后续的反“清乡”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李时雨在汪伪政府的任务也接近尾声。这时，他得到了党组织的指示，潜入军统。通过党内关系，李时雨成功打入军统上海区，成为第二组组长，开始利用这个身份为党继续收集情报。在这期间，他频繁接触军统高层，尤其是戴笠，通过一系列机智的行动，将大量情报传递给党组织，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李时雨的地下身份终于可以公之于众。他不再需要隐藏自己，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李时雨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李时雨一生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了无数心血，晚年离休后，他将自己大半生的积蓄全部捐给了黑龙江省巴彦县，用于成立基金会，帮助贫困儿童获得教育机会。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但他始终忠诚于党，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