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在看某位任总的自传《野心优雅》，里面的料还是很足的，记录了他与许多高官巨商打交道的感受，许多内容让人大开眼界，真不愧有“大炮”之称。

甚至，如果搁现在的话，我都怀疑是否还能正常出版？

且不说那些敏感的指名道姓评论某些人物的事迹，他另外有这么一段话也给我印象很深：

回头看，“文革”时的疯狂虽然从政治上是一种失败，可“文革”时红卫兵组织的各种活动却锻炼出了一批颇有社会组织能力的学生，这批人大多也成了改革中的先锋和市场中的企业家。毫无疑问，那段“乱世出英雄”的经历，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他们的社会经验和独立思考能力提供了帮助。

这种论述有没有道理呢？

乍看之下，似乎没错啊，红卫兵组织里的许多人确实锻炼出了非常强的组织能力，再加上早早有了真实的社会经验、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都让他们在改革年代成了创业先锋，成就了一大批企业家。

再想想这二三十年的大学生们，虽然各种学生会社团也很多，但真正的组织能力和对真实社会的认识有多少？

但是，这位任总的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因为组织能力固然重要，但并非是决定企业家成就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以文革时代来说，那么多组织能力强的红卫兵头头，哪怕他们当中后来出现了很多企业家，也没有一人能与当时连红卫兵都没资格参加的另一位任总相比。

另一位任总，就是华为任正非。

华为最近遭到了美国定制修改规则的升级版制裁，一个超级大国使出如此无赖的手段来打压一家中国科技企业，足见华为的分量。即便说华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伟大的企业、任正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伟大的企业家，我想也不算是太过夸张。

而任正非，1960年代在重庆上大学时，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不要说入党，连加入红卫兵组织都不够资格。于是，这位“逍遥派”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倒是真的用在了学习上，花在了图书馆里。毕业后，无论先是在企业里工作，还是后来入伍成了工程兵部队的一员，他都是一个技术人员角色。

但就是这样一位似乎没有受过组织能力锻炼的工程师，在80年代被裁军、被失业后，自己硬着头皮创业搞起了通讯公司，直至成为世界通信行业的顶级巨头。

当然，这只是随手一点感受，并没有一褒一贬两位任总的意思——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