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卫国战争——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无数的抗战名将，他们或血洒疆场，或战死沙场，或头抛战场，或身陷刑场，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在许许多多的抗战名将中，最为悲壮的一位，在短短的一生中，遭遇了撤职、暗杀、枪毙三重劫难的只有一人，那便是著名的抗战名将吉鸿昌。
“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担任抗日同盟军北路总指挥，开赴张北抗日前线。出征之前，吉鸿昌做战前动员讲话。并铿锵有力地赋诗一首：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半壁河山，业经改色。 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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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率领抗日同盟军，半月之内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随后与日伪军激战七天七夜，通过浴血奋战终于收复塞北重镇多伦失地，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军手中收复的第一片国土，举国为之振奋，吉鸿昌也因此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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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原名吉恒立，字世五，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吉茂松在镇上以开小茶馆为业。由于家道贫寒，吉鸿昌从小就在茶馆帮父亲打下手。吉鸿昌打小就是一个硬骨头，不肯被人欺负，时常与别人打架。每回在外面打架闯祸，吉父知道后往往抡着扁担追着揍他，所以少年时代的吉鸿昌有个外号叫“扁担楞”。
1913年秋，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不满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里到堰城投军。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玉祥赏识，被送入模范连当学兵，不久提升为手枪连连长，尔后又提升为营长。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第36旅旅长、第19师师长，成为冯玉祥所部的“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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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大战爆发后，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屡屡重创蒋军，然而，在蒋介石的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随着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被蒋收编，吉鸿昌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防区在河南潢川、光山―带，担任“围剿”红军的任务。
吉鸿昌对蒋介石进攻红军十分反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他更不愿意枪口对内，而是想把日军侵略者赶出中国。因此，他一再约束部下“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且，他还给苏区写过―封信，表示他决不会和红军打仗，还称随时准备弃暗投明。
此时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部向安徽金家寨方向结集，执行对红军的围剿，并冷欣为特派员来到他的军部，对他进行监视。但吉将军这时已经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内战。郁郁不得志的吉鸿昌“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为此，被蒋介石撤销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实业”。
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对蒋介石十分痛恨，在美国考察时，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使馆参赞竟告诉说他自己是日本人，可受到礼遇，他怒斥走狗：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I am a Chinese!（我是一个中国人！）”并将其挂在胸前，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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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吉鸿昌要喝宋美龄的血，要吃蒋介石的头，这样的诗句在外国一经传播，使蒋介石和宋美龄大为光火。尤其蒋介石听到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决意要除之而后快。
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回国到中国，暂居天津法租界，并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法租界花园路，当年叫霞飞路，路边一幢欧式古典主义建筑，就是吉鸿昌此时在天津的落脚点。吉鸿昌与妻子多次变卖财产，筹集资金为抗日购买武器，藏在“红楼”二层夹道地板下面。
吉鸿昌旧居
蒋介石得知吉鸿昌回国后，发出了通缉令，戴笠也向复兴社（又叫蓝衣社，军统前身）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下达指令，暗杀吉鸿昌。陈恭澍后来成了军统头号杀手，找到得力干将王文，派他物色人选组织特别行动组。王文在北平找到表哥吕一民，吕一民跟王文回天津，又找来本家侄子吕问友。陈恭澍安排二吕住进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一所楼房，又派杨华庭（又名杨毓珊）作为助手，再加上王文，四人准备暗杀吉鸿昌。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当时，巡捕打电话请示了上级，在获得允许后，遂将吉将军送进了医院，进行治疗。
此时，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来到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使用公款以行贿的手段，买通了工部局。被引渡到天津公安局接受审讯，后来，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被关押在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天津当局，让他们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随后，蒋介石密令枪决，时年39岁。
临刑前，吉鸿昌提笔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绝命诗。刺杀吉鸿昌事件后，陈恭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嘉奖，升任华北区区长，王文被提拔为天津站站长。建国后，吕一民、吕问友匿居在天津，镇反时二吕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一事供认不讳，1951年3月对二吕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