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现代性”来自中国
诸玄识
【西史辨按】：世界的“现代性”究竟来源于伪古希腊学术传统还是真历史的中国文化？一些独具慧眼的西方学者对此洞见幽明：中国文化才是世界现代性的真正源头。换句话说，世界的现代性是17-19世纪中国文化改造化外之地的功能表现。质而言之，世界的现代性并非西方蛮族自身的进化，而是西方在“中学西被 ”之后进而“化被四方”的结果，是文化“平天下”的一种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此番中国文化之“平天下 ”的运动属一种不自觉的形式，其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有西方蛮族好勇斗狠的胎记；这一点需要在今后恢复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同时，进一步用文化的自觉运动去克服之。
诸玄识先生此文，钩玄提要式地将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的现代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出来，西史辨伪公号在此推荐给广大读者，以期为西史辨伪学术运动提供参考。
图解：应该教给学生真正的历史
本文提示
“明朝后期的中国发生了‘技术知识’的大爆炸（big bang）……，而百科全书的爆炸则发生在万历（1573—1620年）中叶。”[①]
——日本学者西川如见（Nishikawa, 1648—1724）
“来自中国的知识成为欧洲百科全书的源泉，……1700年至1850年间出版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百科全书……都是对有关中国知识的浓缩。”[②]
——维也纳大学教授莱纳（Georg Lehner）
“大致在1660—1740年间，……欧洲经历了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和儒家经典知识的首次爆发。”[③]
——美国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
“那些极具影响力的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构成了18世纪（欧洲）科学爆炸的知识源泉之一。”[④]
——英国作家威廉·波伊（William Boyd）
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都出自中国，……被西欧人拿来……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⑤]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一、现代世界从何而来：来自西方，还是中国？
现代世界是怎样诞生的？是西方式“社会进化”的结果吗？不，它是中华文明“大爆发”（大爆炸）的产物！
具体来说，由于陆海丝路、技术传播、蒙古征服、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人类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大有为、大发展；在此情况下，中华文明的许多方面“从量变到质变”——发生了大爆炸（犹如井喷）。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联通所造成的地理优势的转移，它使欧洲这个本是文明的极边缘，变成了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再加上来华传教士通过里应外合，对中国的中古知识进行“乾坤挪移”；这样一来，“文明大爆发”的首个地点不是中土，而在泰西（新形势下的“全球通衢”）。不仅如此，再由于世界性的地缘战略优势从欧亚中部草原，转移到了欧亚边缘“海隅”，使得西欧开始长期具有“立于不败、战无不胜”的“地缘政治”，从而确保全球资源、财源向己方滚滚倾注，这也是西方能够成为物质文明“暴发户”的重要原因。
人类社会在距今三、四百年前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物圈与文明史的致命突变（人与自然之相对和谐走向反面）。这里只论“文明大爆发”的正面意义。
宇宙大爆炸……→银河系……太阳系……｛突变｝→ 生命星球（地球生物圈）……｛突变｝→ 智能生物（人类）……｛突变｝→ 文明（和合自然）……｛突变｝→ “文明大爆炸”〔这很可能是生命史与人类史的尽头？〕
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中真正的和唯一的古文明与母文明，而其他“文明”都是基于她的成就之塑造或伪造。伏尔泰认为：“文明、科技和学术及其发展，均起源于东方，主要是中国，而它们则都是最近才出现在我们欧洲。”[⑥]另一方面，美国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揭露：“大多数的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古代传统’，都是最近被发明的。……彼得·斯科特爵士（Sir Peter Scott）说过‘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它并不比美国早多少’。”[⑦]
剔除西方伪史，看清本来面目。近代以前，除了中国及“中华文明圈”之外，其余世界——尤其是欧洲——是另一番景象。列述七点如下：
第一、都是神本社会，而非“以人为本”；故而不存在“人的有为、事在人为”，也就没有进步或发展的动因。这只能是千百万年的原始停滞！
西方是通过“儒家启蒙”（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实现转型（世俗化、文明化），遂跻身于“天下文明”——“俗世现世、人本人文、发明发展”的社会。
第二、都是方言土话，只能在小范围内表达日常用语；即使有“文字”，也仅仅是部落性或教派性的，而远不胜任于书写知识、科技、学术或经典。
西方大致是在18世纪，通过编纂中式词典，将汉字“表意”（普遍通用概念）植入其各种语言文字之中，从而使它们具备了相对知性和通用性的。
第三、不存在统一行政或集中管理的民族国家，而都是部落或教派之碎片化（小社会）；狭隘排他，内外纷争，从不稳定，因而谈不上任何建设性。
近代西方借助于中国的世俗伦理（自然法），纷纷形成民族国家，其特点是“战国模式”：一元化、大组织、易动员、有效率和应战型。
第四、不存在时间概念与历史编年。没有表意文字、统一行政、多样环境、四季分明、精耕农业和罗盘定位，怎么会有天象与天文、历法与历史呢？
耶稣会士从中国挪移了海量知识，包括天文历法、历史地理、表意语义、政治管理、技术模型和图解百科，却编造出许许多多（向中国）反向传播的神话。
第五、见识短浅。文化上只是“俗”，而无“雅”；知识上只是狭隘性，而无普遍性。后者是表意文字、高深知识以及科学与哲学的前提。所以，莱布尼茨的“中国梦”之一，就是引进“普遍主义”（普遍通用概念）[⑧]；“他通过耶稣会士的翻译文献，获得普遍主义的种子，而推广普遍真理”[⑨]。
第六、不存在发展或进步。发展或进步意味着改造自然、改变环境，这在今天不成问题，但在往昔则是“致命悖论”；因为在世界联通之前，囿于局部生态的人们任何“有为”（进取），都会是“自我否定”（自毁家园）。因此在近代以前，除非具有“天道化生、利用厚生”的智慧，否则不可能有发展或进步。牛津大学教授克龙比（Cameron Crombie）说：“不要指望找到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进步观念。”其理由是，在有关过去与未来的“历史观”上，西方是神话，……而中国则是实践。[⑩]
第七、物种与人口皆极少。近代世界见证了两大物种源地的扩散：一是美洲的“哥伦布大交换”；再是中国，这里的地形和气候最为多样，雨热同季，农业发达，因而其野生物种和人工物种都应该远比美洲多得多。此两大源地的物种主要流向欧洲，可见此前那里的生物资源是多么贫乏！
进而言之，在自然环境上，欧洲是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和非时雨（降水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因此，近代以前的欧洲人口极少。再者，在其于18世纪从中国引进农具与农学之前，欧洲农业是“原始和绝望”（primitive and hopeless）。[11]按照成说，“古希腊”有1000-2000万人口；但在我看来，在那碎石土地上能有几千个野人就不错了！
图解：中华文明“大爆发”派生出“文明暴发户”——欧美文明与西方伪史。
二、国外前沿社科介绍：颠覆我们的知识结构
国外的相关研究表面，人类社会在最近几百年——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发生了“文明大爆炸”：知识、技术、经济、信息和人口等均发生“爆炸”，而且是连续爆炸。对照人类社会的现代与过去，仿佛是“万古不变”与“万象更新”；发展从步履蹒跚，像是停滞，变为疾走如飞，好比冲刺。现代世界的某些部分、甚至某个国家在百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能超过以往人类历史在这方面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难道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空前无比的先进吗？还是近代西方人躬逢“文明大爆炸”？难道是今人比古人更聪明、更有智慧吗？还是“传统发展机制”从量变到质变？
另一方面，人类所利用的资源从局限于陆地表层，延伸到地下和海洋。地球的样貌变得面目全非，生物圈中所有元素的天然分布也都被彻底打乱……。凡此种种，表明现代世界与之前乃天壤之别、天地剖判。
如果要问上述“文明大爆炸”的前因后果，一般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都会毫不犹豫地从正面把它归功于西方。真的如此吗？这难道不是“时代的谬误”？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阿梅斯托（F. Fernández-Armesto）提出“一个伟大的思想”，那就是在地球上出现生命以后的千百万年中，首先是生态系统、然后是人类及其文化，都越来越分化（多样性、碎片化）；直到1492年，此种万古存在的模式突然发生逆转——“地球历史上的大融合时代”开始了！人们一致认为如此丕变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其中的关键因素则是，发生在1492年的哥伦布航海之“发现新大陆”。但阿梅斯托指出，所谓的“文艺复兴”并不存在，应该从历史常识和词汇中将其删除，因为它是在1855年被发明的。[12]“而大多数有助于人类社会的迈向现代阶段的科技发明，则都是来自中国，诸如印刷、纸币、火药、造船和导航设备。……欧洲航海家们都得益于15世纪初郑和舰队的全球航行，以及它的航海图。[13]
牛津学术网站推介《国际研究评论》的原创文章，题为“超越欧洲自恋，探索东方发展机制”，摘录如下：
关于人类社会迈向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宇宙大爆炸理论”（Eurocentric Big Bang Theory）……宣称现代大发展与资本主义都是西方独创，归功于欧洲人的卓越性；……换言之，西方崛起及其资本主义的原因，均可以用欧洲“内在逻辑”来解释。亦即，欧洲人无与伦比的创造能力根源于其独特的社会与文化结构；自从古希腊开始，就命中注定欧洲终将朝着现代性突破。……但批评者则认为：西方并不是凭借其“内在逻辑、内生要素”而向现代性突破的；相反，它的现代成就是基于非西方（中国等）的发明与发展以及思想和制度等要素。……在西方崛起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点，欧洲人都借用或挪用了非西方的关键发明……。进一步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宇宙大爆炸理论”：公元600年出现的“全球化雏形”和1492年之后的全球化，均为东方社会之劳苦功高……；是其成果的广为传播，最终推动了西方崛起……。再者，东方的全球发展机制（贸易、思想、技术、机构和人才）长期作用，最后才促成了欧洲的现代性。[14]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2019）的世界体系理论称：“欧洲自16世纪开始扩张，像‘宇宙大爆炸’一般地创造了日益壮大的世界资本主义。”[15]然而，从沃勒斯坦的追随者变为批评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指出：“从世界体系的大视野来看，现代资本主义是以往整个历史的产物……。该体系的核心是中国，而不是西北欧洲。直到18世纪末，欧洲一直处于边缘。”[16]……“这个奇特的世界制度已经存在五千年了，……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枢纽；……而西方在19—20世纪的崛起则只是一个插曲，应该被视为‘中国中心’的短期间断。”[17]
三、彻底解构西方中心：现代性来自古代中国
美国历史学家多伊恩·道森（Doyne Dawson）指出：
过去三十年，历史学家们已对“现代性”的起源进行了重新定位。早期的相关著述都将欧洲工业革命描绘成史无前例的独特现象。但现在，许多西方学者均认为，经济发展上的“爆发”，甚至集约式的较快增长，都首先发生在欧洲之外；……而欧洲向现代性突破这件事，则应该是上述进步最后阶段的现象。……宋代中国的创新规模相当于一场社会经济革命，……它“打破了人类历史的相对静态与平衡”；并且通过卷起泛世界的商业活动，最终催生了欧洲资本主义。因此，对于近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是全程开拓，可惜功亏一篑；西方是接力冲刺，幸遇千载一时。[18]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奇怪的“接力赛”？按照剑桥大学哲学家马伦本（John Marenbon）的说法，西方崛起决定于这两个“发现”：16世纪在地理上“发现美洲”和17世纪在知识上“发现中国”。[19]
第一、“在地理上发现美洲”的意义。由于四大发明、陆海丝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这也造成地理优势从亚欧大陆的东部，转移到了它的西端；从而使欧洲从文明的极边，变成了不仅是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而且最具地缘优势或立于不败的战争策源地。由此，西半球、乃至大半个世界的资源与财源，均会倾注于西方。
道森教授援引布劳特（James M. Blaut）的说法：“欧洲的优势从何而来？并非自身品质，而是鸿运当头——相对于东半球的其他地方，欧洲距离美洲最近。”[20]亦即，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伊恩·莫里斯在其文章《纬度决定历史》中，这样写道：
地缘塑造了历史……。地理位置决定了地球上某些区域的社会发展比其他区域要快得多。……以不列颠岛为例，它从欧亚大陆伸向寒冷的北大西洋。4000年前，不列颠远离古代文明中心，……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已经发展了上千年，那里有大型的城市……。当时这些事物和现象在不列颠则遥不可及……。可以说，地缘位置拖累了不列颠的发展。但是如果来到距今400年前，我们就会看到，曾经使不列颠落后的地理位置如今却给予这个岛国以财富和强盛……。它已经进入快速扩张和发展的阶段，它拥有能横渡大洋的船只和射杀大洋彼岸人们的大炮。向大西洋延伸这个4000多年前的地理劣势，从17世纪起却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优势。……仅仅是因为西欧离美洲更近一些，……英格兰到美洲的距离仅是中国到那里的一半！[21]
第二、“在知识上发现中国”的意义。《发现中国：启蒙运动中的欧洲诠释》一书称：“从16世纪末开始，随着耶稣会士被派往中国，西方有幸从当时受过哲学与科学训练的文人那里，获得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它启发了欧洲的主导思想，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和康德的思想。”[22]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作者、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霍布森（John M. Hobson）指出：
西方人按照宇宙演化模型来描述自己的“伟业”，那就是资本主义发端于16世纪的欧洲，然后爆炸开来，向外辐射和冲击。……这个西方中心论的“宇宙大爆炸”断言：西方“文明”完全是自我生成，并且带来了现代性与全球化。然而，它掩盖了如此事实，即西方是早期东方发明的受益者。……西方崛起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即东方主导着发展进程，而西方则只是作为一个次要角色参与进来。换言之，全球化过程最初是被东方开启的。再者，由于获得了东方“文化资源组合”，西方才有可能后来居上。[23]……英国工业化只是更早的中国先进发明向外传播的最后阶段。[24]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李瑞智（Reg Little）概述：
正如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从1600年起，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中国知识，通过各种欧洲语言扩散开来……；其所传播的不仅是中国的辉煌成就，而且还有中国的技术与经济思想。然而，几乎没有西方的发明家会承认，他们借鉴了中国的相关成果……。霍布森阐明，英国的工业化（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以中国为榜样，更是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700—2300年前的中国发明的原型。他的结论是，西方在19—20世纪的领先地位，是东方知识、技术和灵感的产物。直到1800年之后，西方才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先进。[25]
四、探明大历史的原委：社会发展的总推动力
历史（中国）：囿于地方生态，“双刃剑”对内 → 运用“道的智慧”调和人为与自然 → 小发展〔种子〕
现代（西方）：通向全球生态，“双刃剑”对外 → 凭借“地缘政治”牺牲异族与自然 → 大发展〔爆炸〕
人作为“智能生物”，禀赋“反克自然、索取万物”的无限潜能；此乃“第二本能”（区别于人的一般性生物本能——“第一本能”）。发展（经济、技术和知识等）植根于“第二本能”，但相对于其所作用的对象——自然环境——而言，它们都是“双刃剑”：兼具正能量（造福）与负能量（肇祸）。后者意味着人的“自我否定”（自毁家园、自取灭亡）。
从根本上讲，如何实现发展（开发第二本能，获得“正能量”）？它决定于“人为生态平衡”和它的范围。随着后者变大，发展规模也变大。然而，发展有着爆破“内环境”（栖息地）的趋势；所以要么趋于自体毁灭，要么不断向外开拓。但问题是，发展的势头远快于“可供平衡的生态范围”的扩大，这就有了“周期律”——历史治乱周期与近代资本周期。
“人为生态平衡”在世界联通之前和之后乃截然不同：
第一、历史上“人为（向内）生态平衡”。囿于地方生态的人群（双刃剑对内）：要么依靠“神”（迷信）禁锢“人为”，以防止自然报复而“自我否定”，这就不能不是原始停滞；要么依靠“道”（智慧）调节“人为”，做到动态平衡、整体和谐、稳健发展、可持续性。
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文明古国只此一家，中华文明一枝独秀。历史中国的进步在理论上遵循《易经》卦爻的轨道，但在实践中则由于“发展势头远快于生态范围的扩大”，因而屡屡发生失衡或变轨。《易经·系词》曰：“为道也屡迁。”所幸，如此失衡或变轨都能恢复，而且“可供平衡的生态范围”也在扩大。“大一统、平天下”意味着大市场。
西方中心论及其信众都诟病历史中国，云“东方专制、停滞不前”。但事实上，这是个绝无仅有的发明与发展的文明体。然而，宋明之际的中国越来越遭遇“国土生态极限”与“亚太地理瓶颈”：后者指太平洋太大，距离彼岸大陆太远，因而阻挡了“广土众民”之外向发展；前者指发展的环境代价越来越大，以致“正能量”不能抵消“负能量”，后者表现为愈益严重的天灾人祸及内忧外患。
于是，文明的内在矛盾或张力通过“战争与和平”（例如蒙古征服、郑和远航），而推动越来越大的“天下”；终于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西欧）这个“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获得突破，而让滥用“文明利器”的欧洲人挺进“全球性生态”的腹地。
第二、近现代“人为（向外）生态平衡”。历史中国之“向内平衡”靠的是智慧（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互动），它带来或恢复人与自然之和谐。现代西方之“向外平衡”靠的是机遇（天时地利、地缘政治、海洋霸权），它是牺牲地球生态和其他民族。
现代人可以利用、甚至耗丧“全球性生态”，所以拥抱爆炸式发展，但这只是笼统而言；实际上，首先是依靠“海洋地缘”（地理优势）的西方，在这方面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而其他大多数民族则沦为西方的受害者。
西方因利乘便、不择手段地汇聚古今世界的财富、资源和成果，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而攀登高峰。
“海外生态”关乎西方的兴衰存亡：无之（近代以前）则“文明”几乎为零，犹如长夜蛰眠；有之（近代以来）则“文明”异常亢奋，犹如回光返照。
然而，天时地利（地理优势）和向外平衡（牺牲异域）、乃至整个西方都是暂时现象、好景不长。随着世界性“地缘政治”的战略与经济优势的转移，发展中心也会改变，其总趋势是：19世纪欧洲→20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
现代西方是华夏的“子文明”与“新天敌”兼而有之。“新天敌”指欧美霸权是蒙古帝国的升级版，两者都是寄生于文明母体的世界性战争源——历史上的“草原暴力”（胡骑胡患）与近现代的“海洋暴力”（西洋东洋）。“子文明”指其几乎所有的建设性因素都是来自中国，诸如：雅语与话语、科学与哲学、文学与文艺、历史与历法、政治与法治……。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平天下”并非一句空话，它已经在历史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认清这种形势，致力于找回中国话语权，回归中国文化本体才是学术研究的正道！
注释：
[①] Kai-wing Chow: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32.
[②] Georg Lehner: China in European Encyclopaedias, 1700-1850, BRILL, 2011, xiii.
[③] Akiko Murakata: Ernest F. Fenollosa's Notes of China, ミュージアム出版, 1987, p.202.
[④] William Boyd: China Mirror, Lulu.com, p.2019, p.148.
[⑤]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266、297页。
[⑥] Jan van der Dussen, Kevin Wilson: 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Europe, Routledge, 2005, p.42.
[⑦] 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Free Press, 1995, p.225.
[⑧] Leibniz’s Universal (Chinese) Dream José Andrés-Gallego, First Published December 22, 2013, https://doi.org/10.1177/1558689813515332
[⑨] Birgit Tautz: Reading and Seeing Ethnic Differences in the Enlightenment: From China to Africa,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57-59.
[⑩] Alistair Cameron Crombie: Science, Optics, and Music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hought, A&C Black, 1990, p.23-24.
[11] Robert K. G. Temple: China: Land of Discovery, Stephens, 1986, p.20.
[12]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Out of Our Minds: What We Think and How We Came to Think I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p.200.
[13] Robert Stewart: What’s in a date?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has a grand idea. The Spectator，6 March 2010. 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what-s-in-a-date
[14] John M. Hobson, Alina Saj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ume 19, Issue 4, December 2017, Pages 547–572, 29 July 2017. Oxford Academic. https://academic.oup.com/isr/article/19/4/547/4056212?login=false
[15] Justin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Verso Books, 1994, p.91.
[16] M. Hughes-Warrington: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 Springer, 2004, p.34.
[17]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xxix.
[18] Doyne Dawson: The Assault on Eurocentric History, 2003. http://action.nationalhumanities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Dawson_The-Assault-on-Eurocentric-History.pdf
[19] John Marenbon: Pagans and Philosoph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59.
[20] Doyne Dawson: The Assault on Eurocentric History, 2003.
[21] Ian Morris: Latitudes not attitudes: many reasons have been given for the West's dominance over the last 500 years, 2010. https://www.thefreelibrary.com/Latitudes+not+attitudes%3A+many+reasons+have+been+given+for+the+West%27s...-a0242453002 参考吴万伟的译文。
[22] Julia Ching, Willard Gurdon Oxtoby: Discovering China: Europe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2.
[23] Hobson, J.M. (2015) The Eastern Origin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Return” of Asia. East Asia, 32 (3). pp. 239-255. ISSN 1096-6838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Department of Politics
[24] John M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xii.
[25] Reg Little: A Confucian-Daoist Millennium? Connor Court Publishing Pty Ltd, 2006, p.39.
（202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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