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特务统治，当然历朝历代都都有特务机构，汉代的秀衣直指使，唐代的察事，宋代的皇城司，清代粘杆处，都是各个王朝的特务机构。

但明代特务的机构最为猖獗和发达，明代特务机构有三厂一卫”说法，也就是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四者中以锦衣卫设置的时间最早，而且一直延续到明亡，锦衣卫其前身是仪鸾司,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将都尉司为锦衣卫。锦衣卫虽属侍卫亲军，但其拥有其他侍卫亲军所没有的侦缉、刑讯权，最为皇帝所信任。锦衣卫作为明朝的特务监察机构，生杀予夺，先斩后奏，权力很大，而且只对皇帝负责。

自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锦衣卫分设南镇抚司，一个叫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设立在南京。锦衣卫最高长官是指挥使，正三品，副职是指挥同知2员，从三品，指挥佥事4员，正四品。基层基本上就是总旗、小旗这些基层军官，以及力士、将军、校尉都是没品级的。

而这个案件发生在大明嘉靖年间，案件本身并不大，但闹到皇帝那里真的是一个意外。

嘉靖四年，秋九月，某日。

案件的男主叫李昂，时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亲兵。南镇抚司属于仪仗队伍，主要负责维持秩序，保护皇帝的安全，而北镇抚司就厉害了，他们负责的可就太多，监察百官，审理案件，抓捕用刑，

南京当时作为陪都，同样设置一套和中央朝廷一样的领导班子，六部三司一应俱全，既然如此，自然也会在南京设置一套锦衣卫制度。对于锦衣卫而言，南京锦衣卫远远不如北京锦衣卫。而李昂作为一个普通锦衣卫亲兵自然是无权无势。

这天，李昂下班之后出门游玩，在路过一片的耕田的时候，发现一头耕牛在田间饮水，李昂此时贪心顿起，仔细环顾四周无人，直接把耕牛牵走，拉回城内的牛马市，当即就把耕牛给卖掉了。在明代，牛是主要的生产力工具，耕牛属于重要资产，私自偷盗，贩卖，斩杀耕牛都属于重罪，不仅明代，历朝历代有着严格的保护牛的法律和措施。

有明一朝，不允许私自宰杀耕牛，一旦发现面临廷杖一百的处罚。真的要宰杀，是杀之前，要提前到当地的衙门报备，经过衙门同意才能宰杀。牛杀完之后，肉你可以留下自己吃，或者卖掉，但是牛角和牛筋必须上交衙门，因为牛角可以用来制作甲胄，而牛筋则可以制作弓箭。

李昂顺走卖掉的这头耕牛，这就犯了偷盗之罪，他把牛偷走之后私自卖掉，这又犯了贩卖之罪，所以尽管李昂他是锦衣卫亲兵也不好使，很快被人举报，很快，就被南京知府巡衙门拿住，朝廷依律问罪，判处李昂徒刑一百，入狱一载，南京镇抚司也立即革除了他的职务。

这本来是一桩十分普通的案件，没有什么转折，到此也结束了，可意外就在这里发生了。

李昂因为偷牛贩卖，遭遇牢狱之灾，放出来之后他本应遵纪守法，可出来之后，只能打零工生活，但问题是银子不够花，于是又开始犯案了。嘉靖九年，李昂又偷走一头耕牛变卖，他也不知道卖点别的，结果又被南京知府衙门缉拿，这属于二次犯罪，在衙门看来这是刁民，于是直接判罚入狱五年，不料恰逢天下大赦，李昂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二进宫了，您总该老实了吧？可是谁都没想到，李昂前头放出后头又犯案，嘉靖十年，又偷走了一头牛，而且这回他去别人家里偷牛，偷的还不是一般是，而是南京朝廷一个叫做尚浩的退休在官员，结果不出意外，又被捉住了。

更有意思的是，李昂三次偷盗，都是在南京衙门的地界犯案，是被同一批捕快抓获，被同一批衙门的领导班子审理的。再一再二，你不能再三再四，南京知府衙门这回是彻底怒了，你这是侮辱衙门的官员的智商，不待这么玩的，于是有司官员拿出《大明律》一翻，有如下内容：“凡窃盗遇赦、并免刺字者，通计前罪，从重论处“。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如果有人因为盗窃被衙门捉了，判了，蹲了，在这个期间如果再次犯案，就必须“从重论处”，因此官员就扣死这一条，巡江衙门也是忍无可忍，脸真的丢不起，于是直接把李昂判处了绞刑，而且不缓，立即执行。

李昂以及他的家人对此对此自然不服，于是直接上告到了刑部，当时的刑部尚书虞守随感觉南京知府衙门处罚过重，小题大做，于是驳回重审，南京知府不服，依旧是维持原判呈交刑部，由于南京特殊地位，南京知府还把案直接送到了嘉靖那里，嘉靖看见报告之后，认为南京知府衙门处事公允，于是批复同意，在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年底。李昂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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