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20日晚间9时许，时任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同志因为要处理一些公事，还留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

忽然，门外有两名工作人员敲门。傅大章放下案头的工作，把门一开，发现是两位不认识的年轻同志。

还没等傅大章开口，其中一人面带微笑地说道：“傅书记，有位中央首长要见你，船停靠在江心码头，请您赶紧过去。”

傅大章很好奇的随口问了句：“这么晚了，到底是哪位中央首长？”

对方回答：“您就别管了，赶紧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傅大章按下心中的疑惑，随着两名工作人员立即登上军舰。走进舱室，他定睛一看，这位“中央首长”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开门见山地询问傅大章：“安庆是陈独秀先生的故乡，他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吗？”

经过傅大章的介绍，毛主席得知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在安庆老家生活困难。

接下来，毛主席说了一番话，改变了陈松年一家今后的命运。

多灾多难的陈松年

1910年8月，陈松年生于旧中国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是陈独秀先生的第三个儿子，亦为陈延年、陈乔年的同胞兄弟。

当他出生在安庆时，父亲陈独秀已经离开老家，长期在外为革命奔走，且多次遭到当局的通缉，与家中断绝一切联系。

1913年，三岁的陈松年遇上了生平第一场风波。

那时的旧政府因为抓不到革命者陈独秀，就不肯放过他的家人。时任安庆统领的马连甲在一个夜晚，带兵查抄陈独秀家，扬言要抓住陈独秀的三个儿子，斩草除根！

陈延年和陈乔年赶紧带着弟弟陈松年翻墙逃跑，因为陈松年年纪太小，手脚没力气，翻墙时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

由于陈家一向乐善好施，待人热情厚道，与邻居关系都很亲密。当陈家有难之时，大家都愿意相助。

邻家大姐就如同给自己孩子洗澡一样，把陈松年当作自己的孩子。就这样，陈独秀的三个儿子才逃过一劫。

此番波折后，陈延年、陈乔年前往外地寻找父亲陈独秀，年纪尚小的陈松年则留在安庆老家与母亲相依为命。17岁那年，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后事还是他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

当他们姐弟二人来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不让他们收尸，连看都不行。兄妹二人，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杀害，他的后事还是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

那时，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当他们兄妹二人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乔年惨烈之状，心中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而在陈松林的记忆里，他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陈独秀被国民党关进南京老虎桥的监狱中，母亲带着他去探监。

这是陈松年生平第一次见到想念多年的父亲。当陈松年看到父亲陈独秀一身破衣、胡子拉碴的落魄样子，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陈独秀却不以为然，他反而让陈松年：挺起腰杆，不要落泪，男子汉要经得起挫折！

这是陈独秀第五次坐牢，父子二人刚见面时几乎都认不出对方。

谈话交流时，陈松年向父亲提及了两个哥哥陈延年与陈乔年在上海被害的事情。

陈独秀虽有准备，也抵不过丧子之痛，一时间热泪盈眶。

从那之后，陈松年与父亲陈独秀恢复了联系。

1937年，陈独秀坐了五年牢，因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而出狱，暂住南京。期间，蒋介石派陈立夫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遭到陈独秀的断然拒绝。

1938年，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时，陈松年弄了几条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老祠堂里，然后准备去找父亲陈独秀。

结果日本人却将陈家祠堂里的财物洗劫一空，陈松年顾不得伤感，他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一岁大的女儿陈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父亲陈独秀。

随后，陈松年一家和父亲生活于武汉、重庆、四川等地，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在连年战乱中，陈松年的祖母谢氏去世，紧接着父亲陈独秀于1942年在江津去世。

因为时局动荡，陈松年只好将祖母和父亲暂时安葬于江津。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松年到处托人找关系，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

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被安排到安庆一家窑厂当工人，劳动强度较大，每月工资却不高，加上陈松年还要养活一家人，生活较为贫困。

永远感念毛主席的恩德

1953年，陈松年因家庭贫困，无力负担孩子们的学费。

这一年春，毛主席乘海军“长江”号军舰从汉口出发，沿长江东下，路过安庆时，他老人家回忆起往事，就安排两名工作人员把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请到军舰上谈话。

傅大章刚一落座，毛主席就询问：“陈独秀先生家里现在还有谁？”

对方回答道：“有个儿子名叫陈松年，在窑厂当工人，生活比较困难。”

听到这话，毛主席深吸了一口烟，郑重地对傅大章说道：“陈独秀这个人对我们党是有过功劳的，他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们这一批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后期他犯了错误，但是功过要分开，地方政府对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的。”

就此话题，毛主席围绕着建党初期的红色革命活动，以及他与陈独秀、李大钊交往的往事与傅大章谈到了深夜十一点多。

第二天清晨，毛主席继续乘“长江”号军舰向南京方向航行。

傅大章受到毛主席的嘱托后，不敢怠慢，立即研究决定由安庆市委统战部每月支付陈松年加30元生活费。

这30元生活费的补助令陈松年一家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后来陈松年还被安排担任窑厂的技术工人。但因父亲复杂的身份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陈松年在后面的政治运动中都饱受磨难。

1977年清明节，年近七旬的陈松年拄着拐杖来到父亲陈独秀的墓前，向他告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好消息。

1979年10月，陈松年得到安庆有关部门的资助，以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父亲的墓地。

在1984年9月，即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节前夕，陈松年专门接受中央新闻单位驻安徽记者的采访。

谈及往事，陈松年老泪纵横地说道：“我每个月领到这30元补助金时，总是百感交集，激动不已，面对办公室悬挂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上三躬。

不是钱多少的问题，主要是毛主席发了话，在政治上给了我们陈家平反，以及一切应有的荣誉和地位，这些钱也着实帮助我们家解决了很大困难。我没有为国家做过贡献，完全是受到了父亲和两个哥哥的影响，这才沾了光，真是受之有愧，我永远感念毛主席的恩德。”

1990年，陈松年随父亲而去。如今斯人已逝，但精神长存。

2021年，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映引发了无数网友对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的追思。

陈家一门忠烈，虽然历史无法重来，但作为后人，我们会铭记党中央与毛主席的红色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对所有革命烈士最好的慰藉。

参考文献：

[1]周艳琼.陈独秀儿女们的命运[J].党史文苑,2006(21):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