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已年逾九十的张学良结束了长达50多年的幽禁生活。在谈及往事时，他坦然表示：“此生最不后悔的是西安事变，最后悔的是杀了一个人。”此言一出，震惊四座。

这个让张学良悔恨一生的人，正是曾经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杨宇霆。张学良为何在当年执意清洗奉系功臣？他在晚年为什么陷入深深的自责？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作为接班人，迅速掌控局面。然而，有一个人在奉系的影响力张学良无论如何挥之不去，这个人就是杨宇霆。杨宇霆不仅掌握军权，还控制着奉系的经济命脉，他在奉系军阀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让张学良感到深深的威胁。

张学良意识到，虽然自己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但杨宇霆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每当张学良提出重大决策时，杨宇霆总是冷眼相对，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视。

不仅如此，杨宇霆在私下里也不给张学良留任何情面。有一次，张学良夫人递上兰谱，想通过礼仪拉近关系，结果杨宇霆轻蔑地说：“辈分不同，何必勉强凑亲戚？”这句话传到张学良耳朵里，令他羞愤不已。

尽管如此，张学良并没有立刻发作。碍于杨宇霆在奉系的威望，张学良不敢轻举妄动。然而，杨宇霆对他的打压步步升级，尤其是在“东北易帜”的问题上，二人的矛盾愈加激化。

张学良坚定地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于统一，只有将东北融入整个中国，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而与他对立的杨宇霆，则主张奉系独立，拒绝与南京政府合作，强调奉系应继续保持自身的军事与政治独立。随着时间推移，奉系内部的矛盾逐渐加剧，越来越多的高级将领开始倾向于杨宇霆的立场。杨宇霆的威望使得张学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的权威岌岌可危，奉系内部的裂痕也愈发明显。

真正让张学良感到危险的，是杨宇霆背后日渐壮大的支持者群体。杨宇霆不仅在奉系内部拥有众多追随者，还逐步开始公开质疑张学良的领导能力。他的影响力如阴影般扩大，奉系中的不少将领也倾向支持杨宇霆的独立主张。张学良感受到压力与日俱增，曾经的忍耐渐渐被焦虑与愤怒取代。他目睹着自己的权威在杨宇霆的步步紧逼下不断削弱，内心清楚，如果继续容忍，自己作为奉系领袖将被彻底架空。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权力争斗，张学良意识到，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否则将失去对东北的掌控。

1929年1月，张学良坐在书房，目光凝重。他心中不断纠结，杨宇霆的影子像一座巨大的山，压得他透不过气。杨宇霆不仅公开反对他，还在背后集结支持者，逐渐威胁到他的权力。

“如果杀了他，会动摇军心吗？不杀，我的权力还能保住吗？”张学良反复自问。这几天，他彻夜难眠，心中挣扎不已。随着时间推移，局势越来越紧迫。心腹李杜走进书房，低声提醒道：“少帅，不能再拖了，杨宇霆的势力越来越大，再不行动恐怕晚了。”

张学良没有回应，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寒冷的庭院，沉默着。杀与不杀的抉择让他焦虑万分。突然，他做了决定：“掷银元，决定他的命运。”这是张学良惯用的决策方式，但这一次，心里却更加沉甸甸。

他缓缓地掷出银元。第一次，正面；第二次，依然是正面。张学良的心跳逐渐加快，胸口仿佛压着一块巨石，呼吸变得急促。额头上隐隐渗出细密的汗珠，手心微微发凉。他紧盯着那枚银元，仿佛它能替他决定一切，而每一次落地的声音都像擂鼓般在耳边震响。

李杜站在一旁，眼神紧张，几乎不敢呼吸。张学良深吸了一口气，继续投掷。第四次，反面；第五次，还是反面。他的手微微颤抖，呼吸愈发急促，仿佛每一次投掷都在拉紧心中的弦。最后一次，银元在空中翻转，似乎每一秒都被无限拉长。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枚银元上。它终于落下，旋转几圈后，静静地停在地上——正面！六次的结果已无可更改，杨宇霆的生死命运，就此尘埃落定。

张学良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去安排吧，杨宇霆，必须除掉。”李杜点头离去，决意已下。张学良站在窗前，心情并没有因为做出决定而轻松，反而愈加沉重。

1929年1月10日，老虎厅。杨宇霆和常荫槐被张学良召来“商议军务”，两人毫无察觉，依然神态自若。杨宇霆一如既往地自信，刚坐下便开口说道：“少帅，东北的事还是不能急。”

张学良没有回应，他的目光掠过桌上的文件，心中波涛暗涌。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仿佛有什么无法挽回的事情即将发生。

突然，门被猛地推开，发出一声巨响，仿佛打破了房间内的沉寂。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兵迅速冲进来，脚步如雷，动作整齐划一。杨宇霆和常荫槐瞬间愣住，脸上的表情从自信变成了震惊。“少帅，你这是……”杨宇霆终于察觉到了异样，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慌乱。

张学良站起身，眼神冷峻：“对不起了，杨先生，常先生。”话音刚落，卫兵们迅速上前，将杨宇霆和常荫槐按在椅子上。常荫槐试图挣扎，双手不停地挥动，但被死死压住，动弹不得。

“你不能这样，我为奉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杨宇霆的声音充满了绝望，但张学良没有再给他解释的机会。他挥了挥手，卫兵们迅速执行命令。几声枪响后，房间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身体无力地倒在血泊中。

张学良背对着他们，久久没有回头。

多年后，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神情凝重地说：“我一生最不该杀的人，就是杨宇霆。”杨宇霆死去几十年了，但对张学良来说，那场决定依然像挥之不去的阴影，萦绕在他心头。

杨宇霆被处决后，张学良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预期的解脱。相反，奉系内部的裂痕加深，军中的高级将领们开始彼此猜忌，杨宇霆的旧部不满，东北军的凝聚力迅速瓦解。杨宇霆的死，带走了奉系的军心，也带走了东北军赖以生存的战略核心。

“少帅，军中士气低迷，东北再这样下去，恐怕撑不了多久。”张学良的身边人不断向他发出警告。然而，张学良清楚，杨宇霆的死让奉系内部的平衡彻底崩塌，东北军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团结和战斗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面对日本的侵略，选择了不抵抗，眼睁睁看着东北失守。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和失败，也成为了他无法逃避的历史污点。很多人指责他软弱无能，但张学良心里明白，东北的丢失，根源早在杨宇霆被杀时就已埋下。

张学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波折，而杨宇霆之死，始终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悔恨。作为一代少帅，他曾主导历史风云，推动西安事变，但在杀杨宇霆这件事上，他却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杨宇霆的死，不仅瓦解了奉系的团结，也埋下了东北军迅速衰败的种子。晚年时，张学良坦言这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东北的丢失似乎也变得不可避免。

历史的洪流中，一个决策往往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而张学良的悔恨，也成为了这段历史中深沉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