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晓，至今都清楚地记得1969年那个炎热的夏天。8月1日那天，大上海的阳光热辣滚烫，一同过往安徽淮北王店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我和小兰、小梅、芝秀等11个伙伴，在家人的泪眼和声声叮嘱中，背着大包小包，满心复杂地坐上了开往安徽淮北王店大队的汽车。
车子启动那一刻，看着车窗外逐渐后退的熟悉街景，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繁华的大上海慢慢消失在视线里，前方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既期待又害怕。
一路上，车子晃晃悠悠，不停地颠簸。我望着窗外，路两旁的树木、田野、村庄一一掠过。每一次颠簸，都让我的身体跟着晃动，心也跟着七上八下。经过四天三夜漫长又难熬的路程，1969年8月5日的清晨，我们终于抵达了王店大队第一生产队。
队长王瑞祥早早就站在村口等着我们，看到我们下车，他咧开嘴笑着迎了上来。他的眼睛小小的，笑起来眯成了一条缝，眼角的皱纹就像一道道沟壑，古铜色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那憨厚朴实的笑容，在那一刻让我们这一路的疲惫稍微得到了一些慰藉。
可当我们看到安排给我们的住处——那三间废弃的牛屋时，刚刚因为到达目的地而产生的那一点点喜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三间牛屋孤零零地立在村子边上，四周杂草有半人高，风一吹，杂草就沙沙作响。旁边有一棵歪脖子老柳树，柳枝有气无力地垂着。
牛屋的土坯墙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到处都是裂缝，宽的地方能塞进一个手指头。屋顶的茅草稀稀拉拉，有的地方还破了洞。走进屋里，虽说简单打扫过，可那股浓烈的牛屎味还是扑面而来，呛得人直想往后退。
我、小兰和小梅没办法，只能和男知青们在屋子中间拉了个旧床单当作布帘子，好歹隔出了属于我们女孩子的一点空间。第一晚，那刺鼻的味道熏得我胃里翻江倒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干呕了好几次，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晚，更是出了状况。那天晚上，大家都早早睡下了。睡到半夜，小梅突然把我摇醒，她满脸通红，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她例假来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想给她找东西垫着，又怕吵醒其他人，结果一不小心还是弄脏了被褥，真是尴尬极了。
没过几天，1969年8月13号，队长王瑞祥安排我们下地干活——给红芋翻秧子。八月的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炉，无情地炙烤着大地。我们刚到地里，才干了一会儿，汗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流，身上的衣服很快就湿透了。不一会儿，我的腰和背就酸痛得不行，感觉都直不起来了。
晚上收工后，队长来到了知青点。他一边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水，一边问我们这几天的情况。我把大家的辛苦、居住环境不好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都跟他讲了。队长听了，脸上露出了愧疚的神情，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对不住大家，等秋后农闲了，一定给你们翻盖新房。”
队里的会计李长春是个热心肠的人。1969年8月15号那天，他路过知青点，看到我们的居住状况，就主动跟我们说：“姑娘们，别在那牛屋里受罪了，去我家吧。”他家在村子的中心位置，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一进院子，就能看到一棵大枣树，粗壮的树干得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树下有一张石桌和几个石凳，石凳上还刻着一些简单的花纹。
他家有三间新盖的东厢房，本来是给他儿子李建国结婚用的。李建国，今年刚满18岁，个头高高的，得有一米八五左右。浓眉大眼，鼻梁挺直，长得很精神。不过这孩子性格腼腆内向，平时不太爱说话，见了生人就害羞，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朵根。他妹妹李秀丽，16岁，还在村里的初中读书。这小丫头特别活泼，整天叽叽喳喳的，像只快乐的小鸟。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兄妹俩早早地就辍学在家帮忙干活了。
我们住进了那间厢房，屋子被李婶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当天晚上，李婶为了欢迎我们，专门杀了一只自家养的老母鸡，炖了满满一大锅鸡肉炖南瓜，锅边还贴了一圈香喷喷的玉米面饼子。吃饭的时候，李建国一见到我们三个女知青，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头都不敢抬，只顾着低头扒饭。倒是李秀丽，一张小嘴跟抹了蜜似的，不停地跟我们说话，不一会儿就跟我们熟络起来了。
在李家住下后，日子过得还算舒心。每天天还没亮，李建国就会挑着水桶去村头的水井打水，把我们房间里的水缸装得满满的。要是家里有搬重物、修东西这些重活，只要我们喊一声“建国哥”，他就会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跑过来帮忙，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慢慢地，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建国哥”。
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1970年2月。我下乡都已经半年了，在这半年里，我和小兰、小梅每天跟着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聊天，和大家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感情也越来越深厚。我们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学会了种庄稼、喂牲口这些农活，也习惯了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日子。
晚上没什么娱乐活动，偶尔村里会在打麦场上放露天电影，这就成了大家最期待的事情。每到放电影的日子，“建国哥”都会早早地搬着自家的板凳，去打麦场上给我们占好位置。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1970年3月的一天，我突然发现村里有些人看我们的眼神怪怪的，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队里不知道从哪儿传出了一些闲话，说我们三个女知青和李建国有不清不楚的关系。这可把我们委屈坏了，好在这样的谣言没有持续太久。
1970年4月，有人给李建国介绍了邻村的姑娘香梅。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彼此有了好感。香梅是个大眼睛、圆脸盘的姑娘，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小酒窝，特别甜。李建国对她也很满意，两人约定好，等第二年秋后就办喜事。
1970年的冬天，冷得特别早，也特别厉害。12月10号那天，我和小兰、小梅看着院子里堆着的玉米秸，担心下雪后会被打湿，就把玉米秸都搬进了厨房，堆得满满当当。
1970年12月15号晚上，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地上就积了厚厚的一层。我们早早就钻进了被窝，想在温暖的被窝里躲避寒冷。睡到半夜，我突然被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吵醒，紧接着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烟味。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赶紧穿上衣服下床，刚一推开门，滚滚浓烟就涌了进来，我被呛得咳嗽了好几声，这才发现原来是厨房着火了。
我吓得一边往外跑一边扯着嗓子大喊：“着火啦，救命啊！”小兰和小梅也被我的喊声惊醒，她们看到眼前的熊熊大火，吓得脸色苍白，眼泪止不住地流，跟着我一起大声哭喊起来。
住在堂屋的李长春和李建国父子俩听到了我们的呼喊，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立刻冲了出来。李长春随手拎起一个水桶，跑到水缸边打水。李建国则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斧头，就往厨房冲，边跑边大声喊：“妹子们，别害怕，快出来！”可是火势实在太大了，浓烟滚滚，我们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
眼看着大火就要把我们吞没，李建国冲到窗户边，举起斧头用力砍下去，几斧头下去，窗户被劈开了。李长春在后面紧紧地托着李建国，李建国迅速钻了进去。他先把已经昏迷的小梅从窗洞里推了出去，接着又把我和小兰推了出去，然后又冒着浓烟把我们的被褥扔了出来。就在他准备去拿床上的被子时，被子突然着了火，火苗一下子蹿到了他的身上。我们在窗外看到这一幕，心急如焚，大声喊道：“建国哥，别管了，快出来！”听到我们的呼喊，他这才从窗洞里爬了出来。
邻居们听到呼喊声纷纷赶来帮忙，大家有的拎着水桶，有的端着脸盆，从四面八方赶来灭火。可是火势太猛了，无情地吞噬着一切，不一会儿，三间厢房就化为了灰烬。李婶看到给儿子准备的婚房没了，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地面，伤心地大哭起来。我看着眼前的一片废墟，心里特别内疚和自责，觉得都是因为我们把玉米秸搬进厨房才引发了这场火灾。
队长王瑞祥很快也赶了过来，他一边忙着指挥大家灭火，一边询问我们有没有受伤。得知我们都没有大碍，只是李建国的胳膊和脸上有几处烧伤，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开始的时候，李建国还满不在乎地笑着说：“没事，擦点药就好了。”可是到了第二天，伤口开始红肿化脓，我们看着他伤口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心里特别着急，赶紧把他拉到了公社医院。
医生仔细地给他处理了伤口，涂上了药，又给他挂了几天消炎的吊针。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1971年1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李建国的伤口慢慢愈合了，但是他的脸上还是留下了一块明显的疤痕。
原本和李建国定亲的香梅，看到他脸上的疤痕后，心里开始犹豫了。1971年2月，香梅的父母托媒人来说，这门亲事算了。李建国得知这个消息后，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整天无精打采的，特别消沉。
不过，队里给李建国家重新翻盖了房子，还给他发了一张奖状和一些生活用品作为奖励。在家人、朋友和乡亲们的关心鼓励下，慢慢地，李建国也从这件事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1975年春天的一个清晨，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的脸上，暖暖的。我下乡已经整整六个年头了，李建国也已经25岁了。因为脸上的那块疤，一直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1976年春节前夕，李建国的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邻县的女人，叫林晓慧。林晓慧第一次见到李建国，就被他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她知道李建国是为了救人受伤才留下的疤，不仅没有嫌弃，反而对他的勇敢和善良心生敬佩。两人见了面后，彼此都很满意，很快就定下了婚事。
1976年2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们举行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我和小兰、小梅都以男方亲戚的身份去参加了婚礼，我们每人随了十元钱的礼，真心地祝福他们。
1977年，国家政策有了变化，知青开始返城。我和小兰、小梅也要离开王店大队了。走的前一天，我们去跟李建国一家告别。我拉着李建国的手，眼里含着泪说：“建国哥，以后我们一定常联系。”李建国看着我们，红着眼眶点了点头。
回城后，我找了一份工作，每天都过得忙碌而充实。后来听说李建国有了孩子，但是日子过得有些紧巴，我就经常寄钱过去帮衬他们。
1996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打扫卫生，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李建国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大儿子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我听了，心里特别高兴，立刻对他说：“建国哥，孩子的学费我来出。”李建国赶忙拒绝：“那怎么行，不能总麻烦你。”我笑着说：“建国哥，你跟我还客气啥，当年要不是你，我们可能都不在了，这点忙我一定要帮。”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两家人的情谊一直没有变。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这份情谊也会一直延续下去。
只是有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年那场大火没有发生，如果我们没有把玉米秸搬进厨房，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但也正是那场火，让我看到了李建国的勇敢和善良，让我们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更加珍贵。未来的日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相互扶持，一直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