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王冶秋走进工作的院子时,发现他的勤务兵被军统特务抓了,同时特务指着王冶秋,问勤务兵:“这人是不是你长官?”
这年9月26日,正值中秋节前夕,时任华北设计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的王冶秋整日忙活,给教育文化界的人士送米。
一直忙到晚上十点,王冶秋才回到家中。这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此刻,他们一家人都沉浸在中秋节宁静祥和的氛围中。
其实,王冶秋和妻子高履芳还有一重秘密身份,那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做情报工作每一天,精神都高度紧绷。
因此,这种家中片刻的温馨对王冶秋而言太难得了,但他没想到的是,危机早已经悄然降临。
第二天早上八点,王冶秋像往常一样到达工作处,一到大门口,机敏谨慎的他就察觉到气氛明显有些不对。
他发现铁门大开,门锁似乎已经被破坏了,像是有人闯入。他走进院子,映入眼帘的是地上凌乱的文件,很显然工作处被人翻过。
王冶秋小心地环顾一圈后,才发现勤务兵康永亮战战兢兢地缩在角落里,便着急地问道:“出什么事了?余心清委员在哪?”
康永亮惊慌地回答道:“今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有七八个人拿着枪进来到处抓人,余委员和几个勤务兵已经被抓走了!”
原来,就在前两天,我党在北平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破,有关人员叛变,供出了一大批地下党人,军统特务便开始在北平大肆展开抓捕,其中就包括华北设计委员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
此时的王冶秋并不知道这回事,但看到目前的情况,心下已经猜了七八分。还不等他细细思考,余心清住处的房门突然打开了。
王冶秋看到自己的勤务兵刘宝璋带着几个便衣走了出来,以为便衣是长官部派来的人,正想询问,刘宝璋却装作没看见他,带着便衣径直离开了。
王冶秋觉得不太对劲,很快反应过来,小声问康永亮:“抓人的是那几个吗?”
“对,就是他们!”康永亮笃定地回答道。
王冶秋顿时明白,刘宝璋是假意要把那几个便衣特务引开,好给他留出逃生的机会。他定了定神,冷静得像没事发生一样,迈着步子朝后门走去。
“慢着!”本来已经被引开的便衣特务十分敏锐,觉得王冶秋有些可疑,便转身叫住了他,“你,过来。”
面对七八个持枪的军统特务,手无寸铁的王冶秋没有别的选择,只得遵照指示,走回院子里接受盘问。
领头的军统特务指着王冶秋,问刘宝璋:“这人是不是你长官?”
刘宝璋佯装端详一番,而后笃定地说:“我不认识他。”
“你要是敢说谎,老子一枪毙了你。”特务头子立刻把枪顶在刘宝璋脑门上,怒声威胁道。
刘宝璋十分镇定,面对敌人的枪口,他脸上没有丝毫的慌张。他再次看了王冶秋一眼,冷静地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不是我的长官。”
特务头子将信将疑地放下枪,催促道:“那现在快带我们去找你的长官。别拖延时间!”说罢,这一群人跟着刘宝璋朝着别院的方向走去。
王冶秋虎口逃生,没有马上放松警惕,而是走到了资料室,假装拿起几份文件来看,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果不其然,特务头子并没有完全放下对王冶秋的怀疑,派了两个手下暗中盯着他。
王冶秋就像平常一样处理工作。过了好一会,两个便衣特务终于撤走,他马上拿着几份重要资料,从后门离开。临走前,他叮嘱康永亮坚守岗位,不要说出看到的任何情况。
逃出一段距离后,王冶秋心下犯了难。虽然他知道,必须在军统特务封城搜捕前逃到解放区,可是北平情报小组并没有制定出事后的逃离路线,更没有撤退计划。那这下应该往何处去呢?
这时,王冶秋突然想起,他在清华大学的老友吴晗先生,有向解放区输送学生的关系,应该可以把他一同送到解放区去。想到这,他立刻雇了辆车前往骑河楼,由此登上了清华大学的校车。
在清华园旧西园12号院,王冶秋和吴晗见了面。吴晗了解情况后,对王冶秋说:“你来得很是时候!负责接学生去解放区的汪行远同志正在北平城里,这两天就要返回解放区,我们可以和他见一面。”
于是当晚,汪行远也来到了吴晗家中。出于谨慎考虑,他和王冶秋商定,后天在天津滨河公园见面,到时再商议下一步行动路线。
第二天,王冶秋换上吴晗的长袍,扮作普通文人的模样,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一天后,王、汪二人在指定地点顺利相见。
汪行远身边的人刚从北平带来消息,称军统特务正在全城拿着王冶秋的照片搜捕他,他的妻子高履芳已经被绑走,而他们的住处现在正被军统特务二十四小时监视着。
情况紧急,趁着那些特务还没有掌握王冶秋的行踪,汪行远决定尽快带着王冶秋骑自行车走小路逃往解放区。
在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带领和护送下,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艰险路程,王冶秋终于在10月2日下午安全到达河北青县解放区。
脱险后的王冶秋在解放区继续进行革命事业。建国后,王冶秋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顾问,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对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7年10月,王冶秋因病逝世,享年78岁。参考资料:“军统史上最大案”:《交道口·24号》、江淮文史2006-09-01——《王冶秋与“北平电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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