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的最后一天，被红军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的王稼祥举手投了毛泽东最宝贵的一票。有了这一票，毛泽东被大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为新的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重新拥有了红军指挥权。多年后每当谈及此事，毛泽东仍然感慨不已：王稼祥同志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也是留苏派，最初也是王明左倾主义路线的追随者，也是反对“奉行山沟沟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急先锋之一。为何后来却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呢？本文依据客观历史，再现当年王稼祥从反对到支持毛泽东的曲折过程。

1931年4月，王稼祥和任弼时、顾作霖一道从上海辗转到了瑞金，三人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受到项英、毛泽东、朱德等苏区中央局委员的热烈欢迎。

在王稼祥等人到达苏区前的几个月，也就是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期间，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共歼敌1.3万余人，活捉了张辉瓒，缴枪万余支，苏区的革命士气高涨，军民斗志昂扬。

第一次围剿失败，蒋介石十分震惊！于同年2月底组织了18个师共20万的兵力，采用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战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

面对数倍于己敌人的压缩，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多次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退敌之计，却由于分歧较大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4月中旬，苏区中央在宁都继续举行会议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刚到苏区的王稼祥三人，坚决反对毛泽东坚持的不分兵、不放弃根据地、继续实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他们根据上海中央的指示，认为敌兵势大，红军主力应分兵突围到根据地外线，伺机而动。双方各执一词，仍然未能达成共识。

好在此时毛泽东仍然是前委书记，苏区中央局委员，在他的提议下，召开了由红军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扩大会议。果不其然，红军将领大多数同意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会议很快形成决议。

王稼祥对毛泽东把敌人引进根据地深处的战略战术深为担忧。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第二次反围剿从5月16日到31日仅仅半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地区，横扫数百公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5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令王稼祥对毛泽东刮目相看，对毛泽东主张的军事路线持谨慎态度，不再轻易反对。与此同时，任弼时等人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所以在接下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制定上，大家很快形成了统一。

王稼祥积极参与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他亲自到一线检查工作，在自己任主编的《战斗报》上发表了《努力准备第三次革命战争》的文章，为红军官兵加油助威。

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历经3个月的艰苦战斗，三战三捷歼敌3万余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苏区，将闽西和赣南连成一片，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达到鼎盛时期。

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也冲昏了共产国际、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绝大部分同志的头脑，大家都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不堪一击，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到。

事实上，早在1931年1月7日，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已经窃取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开始在各个根据地、红军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路线，毛泽东、朱德领导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

1931年5月，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根据上海临时中央的决定撤销了项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但由于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苏区中央书记周恩来还未到任，所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由在苏区和红军中有着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暂时代理。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任弼时在苏区瑞金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可笑的是，毛泽东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却成了这次会议的攻击对象。任弼时、顾作霖根据临时中央的意图，不顾事实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把他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并且上升到“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的严重程度。

在军事上，顾作霖颐指气使，讽刺毛泽东胆小怕事，消极避敌，违背中央主动进攻的方针。

王稼祥也是中央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这时候的他内心是极其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他赞成临时中央坚持的轰轰烈烈苏俄式的革命斗争，热切盼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反围剿的胜利，让王稼祥认识到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以及其所倡导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客观性。所以在赣南会议上，王稼祥虽然也被迫对毛泽东作了批判的发言，但他的内心是迷惘地，甚至有一点违心后的痛楚。

1931年12月，周恩来来到苏区瑞金，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时带来了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对苏区革命的指导意见，上海临时中央的指导意见无视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作出的巨大功绩，反而加大了对他的指责和批判。

好在周恩来比王稼祥更加客观理智，更加欣赏认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所以在周恩来的极力维护下，毛泽东暂时保住了对红军队伍的指挥权，还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对此任命，中央代表团中，王稼祥是唯一没有意见的人。

让王稼祥从思想上彻底转变对毛泽东看法的赣州战役。1932年1月，阳历新年刚过，苏区中央局便在瑞金开会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务实的周恩来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南昌作为国民党在江西的军事政治中心，有重兵把守，红军又缺乏攻坚武器，因此万不能打。

虽然毛泽东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但周恩来却极为重视，将毛的意见上报了临时中央，表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很不耐烦，回复如果南昌不能打，至少要在吉安、抚州、赣州中选择一个打，并反复强调进攻城市的重要性。到了这种地步，再要强调客观原因就说不过去了，很容易被扣上违抗中央的帽子。何况苏区中央局、红军高级将领大多数人都赞同中央的进攻路线。

会议一番争论下来，大家都认为赣州可打，因为赣州比较孤立，守军最少。但在进一步讨论如何攻打赣州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毛泽东罕见地发了火，他认为现场所有人都不理智，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能攻打赣州的三个理由：赣州是赣南中心，交通闽粤咽喉之地，如攻之敌必重兵相救；赣州守军虽少但城墙坚固，红军不具备破城的火力；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且退路容易被切断，即使攻下也会陷入敌人的反包围。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有人讥讽他这也不能打那也不能打干脆回家种地去。对于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王稼祥也不能理解，他认为中央的决定是英明的，大家的意见是正确的，既然要革命，如果连一座城市都不敢打，何时才能成功？

1月10日，周恩来正式签署了进攻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红三军团并红七军红四军1万6千人向赣州发起攻击。

但赣州战役历经33天，最终以3千多人伤亡的惨痛代价而狼狈收场，如果不是毛泽东大胆起用红五军团救援，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就有遭遇全军覆没的危险！

赣州战败也许没有打醒其他人，但却真正打醒了王稼祥！之前内心深处的两种激烈冲突的矛盾此时冰消瓦解。王稼祥终于认识到了王明左倾主义的危害；终于意识到只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革命路线才能挽救革命，才能让红军立于不败之地！

自从赣州战役后，王稼祥开始主动接近毛主席，向毛主席请教中国革命的各种具体问题，互相深入探讨国际国内形势、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等各种问题。随着了解的加深，王稼祥对毛泽东更加佩服，更加坚持了自己对毛泽东的正确认识。

1932年10月3日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面对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指责，王稼祥极力辩驳，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反对取消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可惜在左倾主义思想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王稼祥正义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后便离开了军队。

毛泽东离开了军队，虽然中央红军仍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那是周恩来、朱德仍然运用毛泽东战略战术的结果。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洋顾问李德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开始执行冒险进攻、节节抵抗的左倾军事路线。从此败战连连，丢城失去，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王稼祥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到血战湘江的全部过程，内心更加坚定了只有毛泽东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信念。还在苏区瑞金时，王稼祥便积极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宣传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毛泽东的复出奔走呼号，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张闻天便是经过王稼祥的说服，最终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王稼祥从一名拥护左倾主义的留苏派，到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支持与追随者，彰显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持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理的党性原则。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者，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