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这个曾经闪耀的农业旗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是让那片贫瘠的土地生出富饶的粮食。

它不只让社员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还给国家送上了堆积如山的商品粮，给工业建设添砖加瓦，成为农民心中的标杆。

大寨精神，就是那股激励着无数农民拼命向社会主义农业奋进的力量。

可后来受极“左”思潮的冲击，这场运动也不免走了些弯路。

中共中央关于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总结评价

旱地变良田，大寨热潮

大寨村，这个地方，十年里有九年饱受干旱煎熬，天公从不眷顾他们。

若能逢上一场透雨，倒像是天赐的恩典，也就能指望着秋收能有些眉目。

谁曾料到，1963年8月的那场暴雨，居然像天裂了一道缝，连着七天七夜，狂泻不止，天地之间水声轰鸣，直把大寨村几乎冲得烟消云散。

这一年，实在是大寨的“七灾八难”年。

那特大洪水仿佛要将这片土地从地球上抹去，随后风灾接踵而至，像狂暴的鞭子，接连两次抽打着这片大地。

再加上一场骤然而来的雹灾，打得庄稼伤痕累累，紧跟着霜冻封住了大地的最后一点温情。

至于洪灾前的旱情，春天的涝灾，这些种种折磨，使得大寨仿佛在烈火中重锻，满地泥泞，面目全非。

村子里只剩下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

洪水摧毁了大寨，也悄悄为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

这一年在大灾肆虐之后，大寨人靠着自力更生，硬是在废墟上重建了家园。

他们像蚂蚁一般勤劳，像石头一样坚韧，不向灾难低头。

大寨村的粮食产量竟达到了亩产704斤，总产量高达56万斤，不但没向国家讨过一粒粮，反倒向国家上缴了24万斤商品粮，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洪水来时，陈永贵正好不在村里，他正在昔阳县城开会。

等他回来时，村里的路早被洪水撕裂，河沟的水涨得半腰深。

洪水过后，大寨这片曾经修缮了十余年的土地，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房屋、窑洞大半倒塌，存粮随水漂走。

灾难前，全村共有270多间房屋和窑洞。

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洪水摧残下，190多间房屋与窑洞瞬间化为废墟，近半数村民眼睁睁看着自己家园被吞噬，竟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

而在这废墟之上，大寨人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毅力站起来了。

在洪灾之前，大寨便已是山西省农业的“典型模范”了。

太行山的土石山区，七道沟，八道梁，硬是把一块坡地劈得如破碎的棋盘，东一块，西一片。

大寨的狼掌窝，乃是其中最大的一条沟。

1955年、1956年，大寨人两次试图治理此沟，奈何洪水如猛虎下山，呼啸而过，石坝泥土皆无影无踪。

正是在这般困难中，陈永贵却不曾认输，反而提出了“打弓形坝”的构想。

这个思路并非凭空而来，颇有几分“天机偶得”的意味。

原是某个下雨天，陈永贵站在门前，望着雨水自窑洞上方弧形拱顶滑落，忽然一拍脑门：这弓形不正好可以化解冲击力吗？

于是，他灵光一闪，想到将这种结构运用于治沟造田。

1958年，第三次治理狼掌窝，大寨人齐心协力，按照陈永贵的“弓形坝”方案，终于拦住了洪水。

自此，大寨梯田如老树盘根般扎稳，屡经洪水袭击而不倒，反倒越发坚固。

不过，大寨的奇迹并不仅仅在此。

要论大寨的“神迹”，还得提到他们的改造工程。

原先，大寨的土地最大的一块也不过一亩，最小的甚至只有几厘——说是“寸土寸金”也毫不夸张。

可大寨人偏不信邪，硬是在这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大刀阔斧，重整河山。

经过几番奋战，昔日零散的碎地化作连片的田块，最大的已达二十余亩，最小的也不下于一亩。

于是，狼掌窝成了绿野，满山满坡皆是希望的麦穗与玉米，在风中翻腾。

不仅如此，大寨人在农耕上也自有一套“科学道理”。

他们总结出“合理密植”“深种深刨”“一茬变两茬”等实用法门，像是将小麦与玉米套种，一亩地的产量竟能达到1600余斤，竟超过了平原地区的好田！

根据《大寨村志》所载，1960年，大寨的人均收入已突破百元，劳动日分值更是达到1元，成为昔阳县的“头号富裕大队”。

重建大寨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

1963、1964、1965三年，大寨村民白天顶着烈日，在地里劳作，晚上披星戴月，点起微弱的煤油灯，修筑房屋。

每一天，他们只得休息三四个小时，艰苦至极。

正是这股不屈不挠的拼劲儿，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终于传到了北京，大寨的名字也渐渐响亮了起来。

农业学大寨推向全国

20世纪60年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如铁壁横亘在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抽走了大批专家。

社会主义建设举步维艰。

与此同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里那股盛极一时的浮夸风、共产风，也留下遍地狼藉。

更不消说那三年自然灾害了，饥饿与荒芜如同阴霾压顶，令经济几乎陷入瘫痪。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家户户尚未富足，几乎没有余裕喘息，但举国上下都在高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在这般困境中，大寨人以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咬牙挺住了那股重压。

那股子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气神，如破土的嫩芽，在逆境中蓬勃生长。

这种精神，正是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最需要的。

从抗洪斗争的胜利开始，大寨这个小山村的名字便像一颗火星，骤然间点燃了山西大地。

那段时间，大寨人顶风冒雨的精神与抗灾事迹，在山西省委的注视下，成为了焦点。

《山西日报》几乎每个山西人茶余饭后都会谈起这个抗灾的“奇迹”。

大寨的名声不再局限于一个村，而是遍及三晋大地。

至此，大寨已然具备了成为“国家典型”的一切条件。

它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的“样板”。

因此，大寨逐渐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视野，最终毛主席的目光也落在了这个地方，进而把它树立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生产典型。

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与李先念陪同阿尔巴尼亚政府的经济代表团，亲自踏上了大寨的土地。

大寨的乡亲们欢呼雀跃，不仅为远道而来的外宾，更为共和国总理的到访。

周恩来在那一刻，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介绍了大寨的伟大成就，毫不吝啬地给予了大寨极高的评价。

从此，大寨与陈永贵成为了新中国农业奋斗精神的象征。

1966年9月，陈永贵再次作为中阿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出访阿尔巴尼亚。

他到阿尔巴尼亚的任何地方，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那里的地、那里的水、那里的种子。

他用大寨人的眼光打量一切，甚至回国后立刻在自己的土地上展开实验。

这次出访，使得陈永贵与大寨的形象彻底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大寨，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山村，如今已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榜样，陈永贵的名字也伴随着大寨，名扬四海。

中央的总结评价

1980年，大寨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发生。

那年，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了一次次会议，常委会也好，扩大会议也罢，皆在大寨与昔阳的“经验”间盘桓，翻来覆去地讨论。

看似推敲经验，实则是一场全面的自我反省。

那阵子，“学大寨”运动的得与失，被摊开在会议桌上，逐字逐句地剖析。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对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了定论。

既肯定了运动曾经带来的辉煌，也毫不留情地清除了农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

那些在某个地区或许行之有效的经验，到了别处，未必能开花结果。

这一纸文件，将曾高高悬挂的“大寨”旗帜，缓缓降下。

曾经象征着全国农业希望与奋进的旗帜，就在这一刻无声无息地落地。

随着大寨的神话破灭，陈永贵的光环也渐渐黯淡。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与全国人大相继批准了陈永贵的辞呈。

陈永贵从此归隐，回到了那个寂静的生活。

中央在批示中明确指出，山西省委的总结揭示了大寨大队如何从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逐步沦为执行“左”倾路线的负面典型的深刻教训。

而大范围推广大寨经验的错误，实则在于当时的党中央。

历史已然证明，将一个典型经验模式化、绝对化，甚至视为永恒真理的做法，是大错特错的，且危害不浅。

面对这些指责和总结，陈永贵表现出少有的坦然，他直言：“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来推动工作，这种策略行之有效，成效显著。

大寨和昔阳县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确是凭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堪称典范。

然而，随着形势的复杂变化，特别是在“动乱”中，山西省委对大寨和昔阳县过于特殊化处理，给予了过多的财政和物资倾斜，导致这两地在实践中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

与此同时，各地争相学习大寨经验，绝大部分地方真抓实干，但不可否认，也有少数地方走了形式，甚至掺杂弄虚作假的成分。

在推进“大寨县”的过程中，许多地方降低了标准，将大寨经验简单化、公式化，甚至绝对化，要求这些“先进典型”始终保持完美。

结果，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屡见不鲜，许多工作脱离实际，搞出一套花架子工程，既无实效，又浪费资源，最终导致部分地区的“典型”名不副实。

这一系列问题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大弊端。

不可否认，在这一运动中，亿万农民投身战天斗地，推动了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然而，领导失误和人为干扰亦不容忽视，尤其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问题突出。

其一，有些地方盲目违反自然规律，兴建了不少无效工程，甚至造成“水利变水害”，破坏了生态平衡，浪费严重。

其二，部分地区违反经济规律，推行“一平二调”，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尤其是非受益地区的农民，辛苦劳作却未获实质性回报，失衡严重，民心不稳。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中国人民在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尝试。

尽管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它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与偏差，但从全局来看，这场运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它不仅为亿万农民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精神动力，也为后来的农业改革奠定了基础。

历史的教训，亦是未来的启迪。

参考资料：

农业学大寨运动及其再评价 岳从欣

农业学大寨始末 梁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