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春天，北京的夜晚灯火辉煌，城中一场高规格的宴会正在进行。宴会中，毛渝南被安排坐在一位中年官员旁边。寒暄几句后，他才知道对方是杨拯民，全国政协的重要人物。两人一见如故，谈起了工作、产业合作和对台事务，酒杯碰撞间，气氛逐渐升温。就在毛渝南以为这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商务会面时，对方突然语调一转：“你可知道，你爸杀了我爸。”
毛渝南愣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虎城的命运变迁
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失去了对西北军的控制权，形势逼迫他离开国内。在国民政府的安排下，杨虎城前往欧洲进行了一场名为“出国考察”的旅行。在欧洲，尽管远离了国内的政治漩涡，杨虎城并未放弃对时局的关注与批评，他通过各种渠道持续表达对国民政府政策的不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局势急转直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抗日的号召。远在欧洲的杨虎城心急如焚，他通过电报多次向国民政府表达愿意回国参战的强烈愿望。然而，由于政治敏感性，他的请求未能立即获得批准。直到1937年12月，他决定不再等待官方的回应，秘密潜回国内，希望能直接投入到抗日的第一线。
杨虎城携带家人和秘书，经由多个转运点，最终抵达南昌。然而，他们刚刚安顿下来不久，就在一次突然的搜查中被国民政府的安全机构逮捕。在南昌，他们没有被正式投入监狱，而是被软禁在一处看似平常的民居中，外表并无异样，但实则严密监控，所有出入都受到严格的控制。
杨虎城的软禁消息不为外界所知。此时，他的儿子杨拯民刚赴任米脂县统战部副部长。年轻的杨拯民在接受新职务的同时，内心深处更为关心的是家人的安危。在他的努力下，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关于父亲和家人的消息。
由于战时通信的限制和消息的封锁，杨拯民只能获得零星而模糊的信息。这些消息多半是通过第三方间接传来，有时是某个偶然得知内情的旧友匆匆一席话，有时则是通过工作关系得来的简短电报，内容含糊且情况不明。
1942年的一次深夜，杨拯民再次接到一则关于父亲被软禁在南昌的消息。消息来源虽然可靠，但具体细节仍旧模糊不清。
逃亡台湾后的阴谋
1949年8月，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不利局势迫使他们撤退到台湾。在台湾安顿后，蒋介石并没有完全从政治斗争中抽身，反而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未曾彻底解决的旧日政敌。杨虎城，这位曾在西安事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将军，成为了蒋介石怀恨在心的对象之一。
在台湾的政治避风港中，蒋介石的日常被紧急会议和战略讨论所填满，但他对杨虎城的忌恨依旧挥之不去。在一次闭门会议中，蒋介石表达了对杨虎城的深切不满，他认为杨虎城的存在是对他权威的持续威胁。因此，蒋介石决定下达一道秘密命令，要求军统局长毛人凤负责执行这一处决命令。
毛人凤，作为军统的头号人物，对蒋介石的命令响应迅速而决绝。他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任务是秘密定位并消除杨虎城。这一决定在军统内部保密进行，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官员知晓此事。毛人凤亲自主持了几次秘密会议，确定刺杀的细节和安排，确保行动的隐秘性和成功率。
冷血的行动
1949年9月6日的黄昏，杨虎城及其家人由特务队长张鹄等押送，分乘三辆汽车驶向重庆。随着天色渐暗，他们终于抵达了一处偏僻的地方——松林坡。
车队停下后，杨虎城一行人被命令下车，随后步行上山。杨虎城和年仅十七八岁的儿子杨拯中各被两个特务架着，沿着蜿蜒的石阶向上走去。
到了山顶，戴公祠的大门在昏暗中若隐若现。特务们显然对这里十分熟悉，他们没有片刻犹豫，将杨虎城和杨拯中分别引入祠堂的两边房间。杨拯中被推进了左侧的卧室，而杨虎城被引向右侧的卧室，父子被故意分隔开来。杨拯中刚刚踏入房门，还没来得及回头，身后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矮小的黑影闪过，杨进兴手中的匕首猛然刺入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痛苦地惨叫一声“爸”，声音回荡在空荡的祠堂里，随后整个人便瘫倒在地上，鲜血迅速染红了地面。
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呼喊，急忙回头，还未弄清楚情况，便见一名特务迅速朝自己冲来。刽子手手中的刺刀毫不犹豫地刺进了杨虎城的腹部。杨虎城拼命挣扎反抗，尽管年过半百，但他依旧展现了军人最后的刚强。杨虎城用尽最后的力气，试图摆脱攻击者，但对方人多势众，刺刀不断挥舞，很快他便力竭倒地。特务们见状，又在杨虎城和杨拯中的身上补了几刀，确认他们已无生还可能后，才放下手中的武器。
就在杨虎城父子倒下的同时，其他特务已经向山脚下的平房扑去。宋绮云、徐林侠和他们的孩子“小萝卜头”宋振中以及杨虎城的幼女正在屋里休息，对即将到来的厄运毫无防备。房门猛地被踢开，特务们手持匕首冲了进去。宋绮云上前阻挡，试图保护家人，却被刺客们无情地扑倒在地。徐林侠护住年仅8岁的宋振中，想要将孩子藏在身后，但刽子手根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几分钟后，这座小屋变得一片寂静，杨虎城的幼女也未能幸免，她在恐惧中被杀害，死在了母亲的身边。特务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随后将现场迅速清理，试图抹去所有痕迹。
不久后，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也被陆续抓捕并杀害，杨虎城，曾经的抗日英雄，西北军的将领，在此时以悲壮的方式结束了他56岁的生命。
悲痛的家族与后续影响
1949年12月，内战硝烟逐渐消散，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上下都在忙于重建和稳定的关键时刻。杨拯民当时身处北京，已经是新中国统战系统中的一员，正在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各项事务的处理忙碌着。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北京城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杨拯民正在参加一个关于统战工作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杨拯民被一位熟识的同事悄悄叫到一旁。那位同事神色凝重，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老杨，有个消息，我觉得必须让你知道。”杨拯民看到对方表情异样，不由得心头一紧。
同事缓缓地告诉他，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有人在和平一路的某处发现了几具尸体，其中一具被证实是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同事简单描述了发现的经过：当时当地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处理解放后的善后工作，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些被腐蚀严重的遗骸。经过仔细查证和比对，确认那正是杨虎城的遗体。
听到这里，杨拯民的手不由得紧紧攥住，他的目光直直地盯着那位同事的脸，仿佛在等待着一丝希望。但同事继续说，经过初步调查，确认遗体属于杨虎城以及他的家人，时间就在数月之前的那个夜晚。
杨拯民听完，双腿有些发软，他慢慢走到一旁的长椅上坐下，脑海中反复回荡着那个熟悉的名字——杨虎城。那一刻，杨拯民仿佛回到了数年前与父亲共处的日子。他想起父亲那一声声的叮嘱、战乱中的家书、以及父亲那高大的身影。
几天后，杨拯民赶到了重庆，亲自确认了父亲的遗体。和平一路的现场早已被整理干净，但当他看到那份关于父亲被害的详细报告时，依然能感受到那天的血腥与惨烈。
毛渝南与杨拯民的相遇
1956年10月14日，毛人凤因癌症扩散去世，终年58岁。毛人凤死后，他的长子毛渝南年仅十二岁，作为家中的大哥，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毛人凤的去世让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毛渝南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早早承担起生活的压力。多年后，他走入了商界，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电信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20世纪80年代，毛渝南三十多岁，已是商界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促成了上海贝尔公司的建立，并积极推动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致力于在这一新兴行业中获得更大的突破。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也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1982年7月，杨拯民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继续投身于国家的统战事业。他延续着父亲未竟的政治理想，积极参与全国政协的各项工作，致力于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
1985年春天，一场特殊的宴会在北京悄然举行。这次宴会由杨麟牵线，是一次官方背景下的对台交流活动。毛渝南作为台美合资企业国际标准电子的总经理出席宴会，他的身份象征着台湾资本与大陆市场的融合。宴会上，杨拯民作为负责对台联络工作的主要接待人员，迎接了包括毛渝南在内的众多外宾。
宴会进行中，杨拯民和毛渝南频频举杯，言语间多是谈论业务和合作事宜。气氛看似融洽，酒过三巡，杨拯民忽然靠近毛渝南，淡淡地说道：“你可知道，你爸杀了我爸。”一句话瞬间让周围的喧闹声仿佛消失，毛渝南听后微微一愣，他没有反驳，沉默片刻后点了点头。
这一事件给毛渝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毛渝南继续深耕电信行业，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合作，为中国的通信事业贡献了力量。
参考资料：[1]杜朝由.父亲是一个很讲实际的人──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访谈录[J].文史春秋,1994,0(4):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