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9岁的谷牧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上正式退休，此后，他把自己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回忆录的写作中。
作为在毛主席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干部，改革开放后长期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顾往事，不能不写到毛主席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在这个问题上，谷牧在回忆录中发表过一番精彩的见解。
谷牧说：“在国际社会中，包括若干对我国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个看法，认为毛主席忽视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有些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个空白。这类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也就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
谷牧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我们和世界经济的联系确实相对松散，但这个局面的原因不在我们，不在中央，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对我们的长期封锁。毛主席时期，我们也想扩大技术交流，发展经贸关系，甚至引入外资、合资经营。但外部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人家要封锁我们，不和我们来往。
翻看毛主席的讲话稿，我们会发现，早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我们要发展工业，这需要大量的资本。这些资本从哪里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我们要借助外援。只要服从中国的法令，有益于中国的经济，外资我们是欢迎的。
在1949年3月筹备建国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授衔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我们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关系。
1956年，毛主席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专门列出一章，讲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其中提出我们要结合自身实际学习苏联的经验，同时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陷阱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周总理在这方面也有过多次讲话，他强调：“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相互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
在这方面，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保持了开放的态度，务实的精神，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刚一成立，毛主席就亲自前往苏联，和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我们从苏联引入了156个工业建设项目，这些大项目后来建成149个，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使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人民受益到如今。
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20年后，对外经济关系基本空白。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抛开苏联不说，我们在1952年和斯里兰卡签订的用大米换橡胶的贸易协定，52年到55年和日本签订的3个民间贸易协议，以及62年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的“廖高协定”，60年代同西方一些国家谈判成交的3亿多美元合同等等，在70年代上半段，我们通过“四三方案”从西方国家成批成套引入大型技术装备，都是我们努力开展外贸的例子。
后来，苏联用大国霸权主义压制我们，使得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步入困难阶段，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与之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我们的对外经贸工作指明了道路，也为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1975年，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期间，小平同志提出，要把引进先进技术和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贸易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执行。他的这个看法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当时谷牧就是《工业二十条》的参与制定者，他对这其中的内幕最为了解。
谷牧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和49年后新中国对外经济工作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贯的，二者之间的关系继承发展，而不是推翻重建。只是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若干因素的影响，这个指导思想的实践收到了一些限制，但总的来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工作，始终在顶着这些限制进行。
80年代后，国内外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认识也随之更加清晰，于是自然而然地将对外开放提高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整个过程基本上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如果没有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所打下的基础，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
谷牧写道：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发展国际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方面，打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的确立和实行，是以他们的科学论述和艰苦实践为起点的。”
谷牧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者，是中国创立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他深度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后的政策制定，所以，他的这段中肯客观的评价，想必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能起到很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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