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判》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故事以书生朱尔旦与阴司判官的奇缘为主线，通过荒诞情节层层展开对现实的讽喻。朱尔旦虽勤勉苦读却因天资愚钝屡试不第，在文人雅士间沦为笑柄。某夜他与友人酒酣之际，戏言要请十王殿中青面獠牙的陆判官饮酒，竟真引得陆判显形赴约。这位判官虽面目狰狞，却与朱尔旦把酒论道，言谈间显露渊博学识，二人遂成莫逆之交。
陆判为助友人破除命途困局，以阴司秘术为朱尔旦施行“换心”之术，代之以莹润如水晶的“慧心”。自此朱尔旦文思泉涌，乡试一举夺魁，但陆判断言其“福薄”难登进士，暗指科举制度中门第与运数的无形桎梏。朱尔旦转而求取世俗圆满，央求陆判为妻子换得美人容颜。陆判趁吴侍御之女遭歹人逼奸殒命之际，取其头颅续于朱妻颈项，既成全朱氏夫妇，又借机将命案真相托梦于官府，使真凶伏法。
朱尔旦中年病逝后，魂魄仍滞留人间督导子嗣。其子朱玮五岁丧父，却在父亲鬼魂教导下九岁能文，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五岁高中进士，官至司马。朱尔旦显灵告诫儿子“官声好，我目瞑矣”，道尽封建士人对清誉的畸形执念。朱氏子孙代代为官，尤以朱浑官居总宪政绩斐然，终使寒门蜕变为望族。而陆判始终作为隐形推手，既在冥司断案，又在阳世惩恶，成为维系阴阳两界正义的象征。
它通过叙述阴曹地府的陆判为朱尔旦换心，又为其妻换头等故事，表面上是说陆判的热情仗义，实际上是蒲松龄借此表达对科举不满。暗藏着对封建专制体制的系统性控诉——当人间秩序全面崩坏，唯有借助鬼神之力才能实现基本公平，这种黑色寓言折射出专制社会的深层危机：当时社会已经无法通过制度、正常社会途径为民众提供正常的发展、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想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必须借助像陆判这样的鬼神。
专制社会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垄断。所谓的科举制度，也只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操控的游戏规则。书生朱尔旦只能依靠陆判所赠“慧心”才能实现科举取士，这种超自然介入恰恰印证了正常晋升渠道的完全堵塞。当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沦为门阀世家的专利，科举制度已异化为维护专制统治的精致骗局。
陆判在换头事件中侦破吴侍御之女命案的细节，构成对封建法制的辛辣讽刺。阴司判官跨界破解阳间悬案，暗示人间司法系统早已形同虚设。官吏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丑态，与陆判“手持阴阳两把正义之剑”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正义的“阴阳倒置”揭示出专制政体下法治精神的全面溃败——当法律沦为权贵欺压百姓的工具，地下正义反而成为维系社会平衡的最后防线。
故事中朱尔旦子孙的仕途轨迹，暴露出专制政体权力世袭的本质。其子朱玮“二十五岁中进士”的平步青云，与寒门士子的艰难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代际权力传递”模式，本质上是通过科举制度美化的世袭垄断。当国家机器完全沦为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官僚体系必然陷入结构性腐败——官吏只需“伺候好上级”即可肆无忌惮鱼肉百姓，形成自上而下的剥削链条。
朱妻换头事件中的伦理困境，折射出专制社会深层的道德危机。当吴侍御之女遭遇逼奸惨死，加害者却能逍遥法外，这种集体道德失序恰恰源于制度性压迫。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与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形成残酷对照，礼教纲常在权力腐蚀下沦为虚伪空壳。蒲松龄刻意设置陆判主持冥府审判的情节，实为对现世道德体系崩溃的绝望嘲讽。
陆判这个跨越阴阳的仲裁者形象，承载着被压迫者对公平正义的畸形诉求。当阳间司法沦为权钱交易的市场，阴司审判反而成为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这种荒诞设定直指专制统治的根本性危机。鬼神介入的“程序正义”，本质上是对人间秩序彻底失能的控诉——当制度性压迫达到极点，连最基本的公平都要依靠超自然力量实现，这种社会已病入膏肓。
科举舞弊、司法腐败、权力世袭、道德崩溃等症候，共同构成封建体制的系统性坏死。当公平正义需要依赖阴司判官来维系，这个社会的制度生命力已然枯竭。这种穿越时空的警示，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个追求正义的灵魂：当权力失去制约，当制度沦为压迫工具，我们是否也会沦为需要“陆判”拯救的困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