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六部比较奇特，既有尚书、侍郎等堂官，又在尚书之上设“管部大臣”。如此，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管部大臣与尚书谁才是真正的当家人？

◑ 满汉双轨制汉尚书难有作为

清代在京各部院衙门实行的满汉双轨制在历代王朝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双轨制主要受到"崇满抑汉"思想的影响，因为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只有满人掌权，大清的天下才最为稳固。

六部堂官的满汉尚书各有一人，左右侍郎也有满汉各一人。从顺治朝开始，这种设定就成了定例，满尚书掌握实权并佩戴部印，而汉尚书实际上只是一个伴食的角色，在重要决策上并没有发言权。

汉尚书的窘境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据《清稗类钞》的描述，汉尚书遇到问题时不敢做主，甚至在紧急急务的情况下，也要请示满尚书。虽然满尚书和汉尚书的级别是一样的，但在满尚书面前，汉尚书无疑是一个属于低三下四的下属。

按照官方的说法，汉尚书的主要职责是"主稿"，类似于现任办公室主任。虽然主稿在部务中是一项关键的事务，但因为汉尚书没有实权，所以每次司官们来请稿时，一般都不会细心阅读，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清代官场将这个现象称为"画黑稿"。

至于汉侍郎，简直就是陪衬的角色。他们只享有正二品的福利待遇，而很少有机会涉及部门事务。从乾隆朝开始，六部的汉侍郎甚至都开始化为了摆设，有些汉侍郎半个月都不去一次衙门。

实际上，汉侍郎的权力甚至不如满郎中、员外郎。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六部的各司负责具体的事务，比如吏部文选司主管官员选拔，户部各司主管各省的钱粮等等。

根据定例，六部的各司都配备了独立的印章，同样也是由满郎中掌印，汉郎中无权配印。为了展示满汉之别和尊卑之分，六部的官员在平日上班时都佩戴着一个腰包，里面装着印章。这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他们才是真正的当家人。

◑管部大臣未必有实权

自康熙朝开始，六部的吏、户、刑、兵四个部门因为事务繁忙，有时皇帝会委以大学士兼管的职务。大学士的品级较尚书高，而且通常都是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因此一旦大学士被赋予了"管部"的头衔，他们的权力就超过了尚书。

雍正朝以后，大学士管部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例如张廷玉、蒋廷锡等大学士兼管吏部和户部，有时甚至不限于大学士，还有王公们兼管部务。

清代的官制中有一个默契的规定，如果某个衙门由王公来管理，那么这个衙门的最高官员就是王公本人。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六部，还包括宗人府、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奕訢，在他进入军机处后，虽然没有正式被封为首席军机大臣，但却实际上拥有了首席军机大臣的权力。

然而，自乾隆即位后不久，宗室王公们的参政权利就被剥夺了，所以在咸丰朝之前，王公们兼管部务的情况非常罕见。管部大臣是否拥有实际权力，关键取决于他在满尚书中的政治地位和兼任职务的情况。了解清代史的读者都清楚，自从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的权力被削弱，军机处成为了实际的中枢机构。

这种转变导致了大学士虽然名义上拥有高位，但地位远不及没有品级和级别的军机大臣。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清代的大学士也会被任命为军机处的成员，所以才有一些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情况存在，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宰相"。

而对于少数不能因为年龄或宠信程度而入值军机的大学士们，却被授予了管掌部务的职责。这时如果满尚书不是大学士，而又是军机大臣，那么管部大臣就无权干预部务。

◑ 反过来的情况也偶尔有

而是要看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能力和影响力。在清代，尚书们要熟悉并精通自己分管的具体行政事务，尤其是户、刑二部的尚书必须对钱粮和刑名等方面了如指掌，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务讨论中有发言权。

京城各衙门都有自己的行政工作指导大纲，例如刑部的“刑部则例”和户部的“户部则例”，这些指导大纲通常有上百条甚至上千条，只有熟悉部务的人才能掌握。如果一个尚书精通则例，而另一个尚书却对此一窍不通，那么前者将会更具权威地位，后者就只能退居二线。晚清的户部尚书闫敬铭和翁同龢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翁同龢之所以能担任汉尚书并负责户部事务，不仅是因为他对户部事务较为了解，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状元和帝师的身份，这为他的地位增添了额外的威望。

而闫敬铭则是专业性人才的代表，他早期就与钱粮打交道，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担任胡林翼的手下，专门负责后勤工作。升任户部尚书后，闫敬铭以其卓越的理财能力成为朝廷和民间所瞩目的人物，满尚书对他只有崇拜之情，不敢与他争锋。

因此，衡量尚书的权力和地位，不能只看头衔，而是要考虑到他们在具体背景下的工作能力和影响力。只有真正掌握了实际工作并表现出卓越才能，才能在政务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