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政府为何在反叛朝廷方面相对较少？这个观点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外。然而，与一般地方政府反叛不同，三藩之乱具有独特的性质。

首先，吴三桂等三王不能被视为地方政府。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被赋予地方行政管理的责任，地方事务仍然由巡抚具体负责。只不过三藩凭借手中的兵权胁迫，霸占了地方行政大权，最终与朝廷对立。

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做出了重大调整，决定不再分封异姓王（尽管死后追赠的情况仍有发生）。随后的雍正、乾隆两朝也开始对地方封疆大吏的权力进行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削弱地方大员军权，分散驻军并多层节制

在古代中国，地方驻军分为两大系统：八旗驻防兵和绿营兵。八旗驻防兵主要驻扎在重要城镇和要冲地区，只有东北和直隶地区的驻防比较分散。而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省，并在各省下设分散的驻防点，这与明代的卫所军和镇戍军有所不同。相较于明代，清代的每个驻防点的军队规模要小一些。

全国的绿营兵总数大约维持在60万左右，具体到每个省的兵力在2万至4万之间。按照制度，各省的绿营军队由总督节制，形式上是各级武官的上级。

“节制”这个词有点含糊，与“统率”、“领导”有一定的差距，通俗地理解就是在职责范围内有效监督的意思。然而，由于总督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同时还拥有考核大权，所以提督、总兵等绿营高级将领不得不听从他的命令，在正常情况下不敢与总督直面对抗，无论总督有何命令，他们都必须遵从。

统治者似乎也意识到各省总督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因此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总督的权力。首先，各省的军队被分散驻扎，规定总督与提督、总兵不能驻扎在同一个城市（只有四川总督与四川提督可以同驻成都）。这样一来，形成了各个独立的小军区，防止了反叛势力的形成。

其次，尽管总督是地方上最高的军政长官，但朝廷并未赋予他调动军队的大权。根据规定，地方军队的行动必须上报兵部并得到皇帝的批准，除非情况紧急，否则调动官军将会受到“罢职、发边远充军”的处罚。

而一旦朝廷需要动员兵力，通常会临时派遣一个统帅，战争结束后会解职。因此，大将军、将军、经略等职位都是临时指挥军队的将领，而非常设的职务，这也反映了朝廷对地方军权的集权和控制。

◑ 地方财政大权受到严重限制

在为了成功而从事任何活动之前，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财力。清代深刻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对于地方财政的掌控可谓严格至极。明代时期，大部分的省级赋税都被用于地方的公共事务，因此我们会发现，当提到明代国库时，存款往往只有几百万两，与清代动辄数千万两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清代各省的赋税至少有80%要上缴户部，留给地方的资金和粮食只能勉强维持运营。更关键的是，这部分资金和粮食的使用，也必须经过户部的严格审查。不论是总督、巡抚还是布政使，如果擅自动用各司库的资金和粮食而不经请示和汇报，将会依照法律被处斩。

朝廷对地方高级官员的财政权力控制有多么严格呢？且听我举个例子。根据奏销制度，除了一些常规的情况外，地方各级官员动用约三百两左右的资金必须向户部报批，超过五百两则必须向皇帝批准。

可以说，在这种严苛的限制下，总督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财政权力。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任何招兵买马、争取人心的计划都只是空谈罢了。即使想勉强发起一场起义，也很难维持几天的时间。

◑ 总督什么时候都处在监管之中

从顺治皇帝开始，他一直对各省总督心存疑虑。然而，由于当时主要的矛盾是军事斗争，所以他无暇解决这个问题。

直到康熙朝，国家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重点才转移到了行政和民政层面。康熙中期开始，皇帝派遣了一些亲信成员充当密探，前往各省执行任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三织造。

江南三织造打着为皇帝采购衣物和贡品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监督江南地方官员。康熙赋予他们密折权，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即会有密报送至京师。

雍正时期，奏折制度成为皇帝监视地方督抚的主要手段之一。皇帝广泛授予布政使、按察使甚至是道员密奏之权，让他们承担监督督抚的重要任务。

总督的日子自然不好过，甚至在收取一点银子或是娶妾的时候，都必须小心翼翼。这种"以下制大"的措施，有效地解决了督抚权力膨胀的问题。

◑ 人事调整频繁

现今，我们依然能够见到很多知名的封疆大吏，他们的调动频率如同基层的知县、知州一样频繁。虽然人事频繁调动对于地方治理并不利，因为一个官员到任后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和适应，而在清代，地方官员往往刚刚过了磨合期，对地方政务有所掌握时，就被调走了。

尽管皇帝对此并非视而不见，但相较于稳固统治而言，他们不得不让一切屈居其后，特别是对于总督等高级官员来说，长时间留在一个地方还是令人不放心的。当然也有例外，但只有那些能够长期担任总督职位的人，要么是满洲高级贵族，要么是皇帝百分百信任的人。

太平军兴起后，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地方督抚逐渐获得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但即便达到了这个程度，也没有人敢与朝廷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