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雀园大肃反：错杀2500多红军将士，为何说险些葬送鄂豫皖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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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南下之争”如果以撤去曾中生的红四军领导人职务而告结束，对曾中生来说虽不公正，但对于红四军来说则是一大幸事。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红四军与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在东进南下问题上的争论，竟然导致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惨痛“白雀园大肃反”。

几十年后，徐向前回顾说：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四军改变军事行动方向，南下郸黄广一事，与一起所谓反革命事件搅在了一起，使得张国焘坚信鄂豫皖根据地确实存在有“一极大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已经混进了根据地的党、政、军等各级组织中，只有采取“大肃反”的形式，才能纯洁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

鄂豫皖的“肃反”是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在各根据地均开展“肃反”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反倾向斗争和清洗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在指导“肃反”工作时制定了过左的政策，所以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无一例外地都犯了扩大化错误，鄂豫皖的“肃反”也不例外。

张国焘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有必要进行大规模“肃反”，并非始于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之后，因受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对敌情作了严重估计有关。

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强调：

为了做好肃反工作，“今后要加紧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革命法庭的工作，以打击一切反动派。”

张国焘的话为扩大会议有关肃反问题定下了调子。

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肃反”工作方针政策：

在鄂豫皖根据地政治保卫局这个肃反主要责任机构领导之下，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反革命改组派、富农、第三党、取消派的组织和个人，以保证根据地的党、苏维埃、红军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不受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最终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

这种建立在“左”倾冒险主义基础上的“肃反”政策，不久便显露出其严重恶果来。

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在红四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上即发生分歧，出现了“东进”、“南下”两种意见。

张国焘以此为切入点，将“肃反”的大棒首先向红四军领导人的头上挥去。

要谈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必须从许继慎谈起。

1930年，受中央军委委派，许继慎赴鄂豫皖根据地任红一军军长，1931年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皖西军分会主席、第十二师师长等职。

张国焘与许继慎相识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可以说是老相识。

据张国焘说，许继慎曾受过他很多熏陶。南昌起义前，许继慎在讨伐夏斗寅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正在九江。

张国焘对许继慎的印象是：

“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

张国焘与许继慎之间关系的紧张，始于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之后。

据张国焘说：

“许继盛（慎）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张国焘对许继慎产生这样的印象，在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显然对许继慎是非常不利的。

“东进南下之争”事件的发生，张国焘视之为对他威权的一种冒犯，而红四军召开的鸡鸣河会议和这次会议形成的申明书，更使张国焘无法容忍。

张国焘要拿许继慎开刀。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许继慎极为不利的事情。

1931年3月9日，红四军在广水以西的双桥镇地区全歼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来犯之敌，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岳维峻及部分被俘人员被扣押在根据地内。当红四军南下攻克英山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的大案，这个案件牵扯到了岳维峻。

政治保卫局破获的案件中牵扯到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一位红军医院药房的护士。

据说潘皈佛的妻子在所谓9月15日叛乱中承担了投毒和炸毁药房的任务。潘妻在严刑逼供之下供出了李荣桂。

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南京方面派人来找许继慎，并带来了一封信。

关于此信的情况，写信人曾扩情后来曾著文说：

在安徽红军中，任军长的第一期同学许继慎，有争取回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可能；我经蒋的特许，写了一封很短的文言信给许，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几个字，信中的大意说明：

蒋介石之怀念他，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云云。

曾扩情给许继慎写信一事充分说明：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确实动过策反许继慎的念头，并作了一些尝试。

曾扩情策反的目的没有达到。

正直坦然的许继慎将信和人一起交给了党组织，徐向前回忆此事时说：

“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

徐向前分析说：

“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

事实尽管如此，但这封信交出后引起的后果，是使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在红四军“东进、南下”战略问题上的争论发生了质的变化：

即中央分局认为，红四军如不北上，就有被反革命搞塌的危险，所以才坚决调红四军北返。”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等发现了许继慎等人不少“犯罪事实”：

在去年和今年就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肖方、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是他们九个领袖，主席是许继慎。

再在下面各师、团、营、连发展组织。他们从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第十三师就发现，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有2个师长、1个师政治委员、8个团长、5个团政治委员、2个师政治部主任、12个团政治处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处也有许多，连、排长也有一部分，皖西北4个县委书记，几个党、团特委委员及蕲、黄、广的组织大半都是。这些人的阴谋是拖枪跑，杀工农分子及共产党员，投降国民党，破坏红军和苏区。

这些罪名大都是不实之词，或是捕风捉影，也有重刑之下的口供。但由于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控制下的政治保卫局掌握着无限的“肃反”权力，谁也无法对此提出异议。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以红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为起点。

潘皈佛，红十师参谋长，原红二十八团团长，是这场“肃反”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据王宏坤将军回忆：

早先的肃反并不是公开进行，大家并不知道。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在打了漕家河以后调到师部任参谋长。一天，副营长对我说，师部手枪队绑着一个人到我营驻地附近的山沟里枪毙了，我很奇怪，因为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到团部去问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问。我还是在猜测，到底是什么人？是在外面抓的？没听说呀，外抓的要枪毙也只能交地方，不能带到我们部队上来呀，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出发，从麻埠向叶家集开，叶家庥在金家寨以北，属河南固始的地盘。那里是平原，一路上我注意就是不见潘皈佛。

后来才知道，枪毙的果然就是潘皈佛。潘皈佛是张国焘“大肃反”受害的第一个。

张国焘的专横和政治保卫局的“肃反”特权，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等组织内造成一片恐怖气氛。

鄂豫皖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根据不可靠的“证据”破获的所谓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潘皈佛等9人委员会，准备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上并于9月15日举行叛乱，投降蒋介石，从根本上消灭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的案件，以及根据该案件指责红四军变东进为南下的作战行动是曾中生继续立三路线、反对中央分局路线，是对于“肃反”和红四军政治工作不加丝毫注意的必然结果，是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等说法，使得根据地内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无言以对。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等挥舞着肃清反革命在红四军中的阴谋这面大旗，确实令许多人不寒而栗。

其实，在那时“肃反”空气十分浓厚的情况下，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都相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是正确的。

正是在这种思想状况的基础上，红四军中的“肃反”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10月上旬，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

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

对于“白雀园大肃反”，徐向前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

“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

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

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

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

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捕捉了大批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搞到风声鹤唳的程度，那么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是什么态度呢？

张国焘等人将在红四军内破获了所谓改组派的情况，写成《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向中央作了汇报。

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明确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且指出：

红四军领导干部“占领武穴”和“截断长江”的“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到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到严重的损失。”

也是在这封信中，中央给了张国焘“肃反”的尚方宝剑，正是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张国焘大开杀戒。

毫无限制的所谓“肃反”，使得捕人、捉人、杀人无限制地扩大化了。

至于许继慎，对于张国焘等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所谓“罪行”根本就不承认。

在白雀园火星庙的“公审”大会上，当张国焘宣布他的“罪行”时，他当众怒斥说：

“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白雀园“公审”后，许继慎被押回到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关在政治保卫局的一间禁闭室里。

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11月3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和“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的批示信，下令将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

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等。

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

他的夫人王望春，也在此前后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

这场“肃反”究竟错杀了红四军多少干部战士，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

“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

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园，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白雀园对红四军进行“大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

中央分局为了紧紧控制“肃反”大权，在10月4日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名义，公布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这个文件连同《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赋予政治保卫局无限的权力，成为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法律依据。

正是有了这两个法律文件，地方“肃反”也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支持下，政治保卫局以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权力，凌驾于中央分局以下各级党、政、军组织之上。捕人名单，一律由政治保卫局决定，且到地方捕人，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联系，更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不论是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分局，在审理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案件中，多是遵循“要把肃反工作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对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找寻反动组织的线索”，“和不正确的倾向斗争，一定能够发现敌人的组织”以及“对于地主富农或坚决反革命不能悔改的分子，加以严厉处理”等原则行事的。

按照这套混淆了敌我界限的“肃反”理论，那些坚持正确路线，给张国焘等人提出过批评意见，抵制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干部，几乎全被列为“肃反”对象，受到重点打击。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有这样的记载：

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邱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千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杀四十五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十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二百多人；六安独立团有二百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一百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这其中有：

原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曹学楷，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红四连连警卫团长戴克敏，原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常委舒传贤，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文教委员会主席陈定候，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六安县指挥长毛正初，麻城县委书记雷绍全，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方英等。

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造成的损失之严重是难以估量的，其教训之深刻更是令人刻骨铭心的。

徐向前沉痛地说：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扩大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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