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襄王二十二年（前630年）秋，因为郑国圉正烛之武的精彩游说，原本与晋文公一同出兵包围郑国的秦穆公得以醒悟，明白这一次出兵有可能是被小舅子兼女婿晋文公给当枪使了；于是，秦穆公没有和晋文公事先沟通，就私下与郑国签订了盟约，然后率秦军从郑国撤军，返回了国内，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将领率少量的秦军留在了郑国，协助郑国戍守都城新郑北门，以帮助郑国抵御来自于其他国家（比如晋国）的进攻。

当还在率军包围新郑的晋国君臣得知秦穆公没有打招呼就提前撤军的消息后，以上军佐、晋文公的舅舅狐偃为首的晋军将佐们气愤难平，便向晋文公请求发兵追击撤退的秦军，以惩罚秦国不告而别、且私下与郑国媾和结盟的过错。

晋文公本人对此事的反应却异常地冷静，同时他也确实对姐夫兼老丈人秦穆公比较敬重，‘忽悠’秦穆公一起出兵伐郑之事，晋文公心中多少也有一些愧疚和歉意。

因此晋文公制止了狐偃等人的追袭秦军计划，还向他们解释说不要因为小利而失去一个忠实的盟友，自己也不会像夷吾（晋文公的兄弟晋惠公）那样做过河拆桥的不义之事；秦军既然已经撤兵，那么伐郑的事情就不好再继续了，还是暂且撤军、以后再图谋划。

随后，晋文公便下令晋军中止了对新郑的围攻，放了郑国一马，开始准备撤军回国之事。

但晋文公对秦穆公及秦国心怀歉意，没有计较秦穆公从郑国撤军之举，随后还决定停止伐郑，放过了郑国；可晋文公对郑文公当年对流亡中的自己的‘羞辱慢待’行为，还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当年流亡途经郑国时，所受到郑文公的侮辱还历历在目。

因此，晋文公即使停止伐郑、不再对郑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心里始终不痛快，总要想个法子，压制、报复一下郑文公本人，最好是用某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控制住郑国，这才能消除自己内心中对郑文公的恨意和报复心。

之前的文章——《德礼不易、无国不记——卖国不成反被卖的郑太子华》中已经说过：郑文公曾先后有过陈妫、燕姞、芈氏三位夫人，其中陈妫为郑文公生郑太子华、公子臧，燕姞生公子兰，芈氏只生了伯芈、叔芈两个女儿，没生儿子；郑文公还有其他受宠或者不受宠的儿子多人，但都没有名字记载。

周惠王二十四年（前653年）秋，因为担心父亲郑文公宠爱其他兄弟，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太子地位，因此在代替郑文公出席‘宁母之会’时，郑太子华暗地里向当时的诸侯盟主齐桓公表忠心，请齐桓公助自己铲除郑国掌权的泄氏、孔氏、子人氏这三家大夫，让自己掌握郑国大权；而自己将在掌权后带领郑国成为齐国的属国和内臣，效忠盟主齐桓公。

但齐桓公在齐国国相管仲的劝告下，放弃了支持郑太子华夺取郑国权力的计划，一面向太子华‘辞谢’，一面又将此事通知了郑文公本人。而得到齐桓公传达来的消息后，郑文公顿时怒火万丈，立即派人将预谋夺权的逆子太子华从宁母押回了国内，将其与同母弟公子臧软禁在新郑，此后再也没有委以重用。

周襄王八年（前644年），为了彻底消除潜在的隐患，郑文公将软禁多年的太子华诛杀于新郑南里，太子华的同母弟公子臧在此时趁乱逃出了新郑，辗转流亡到宋国居住；七八年之后，决心斩草除根、消灭逆子的郑文公再派杀手将流亡的公子臧给诱杀于陈、郑交界之处，时间是周襄王十六年，也就是前636年。

根据《史记.郑世家第十二》和《左传.僖公十六年》的记载，郑文公因为对两个嫡子（太子华、公子臧）的阴谋作乱、勾结夺权之事十分地愤怒，于是迁怒于其余诸子，一气之下又杀了其他夫人所生的儿子五人（是郑文公哪一个夫人所生，史书中没有具体的记载）；然后，郑文公再把其他所有还在世的儿子们都赶出了郑国，到其他国家去过流亡生活，这也是周襄王八年（前644年）时发生的事（太子华在这一年被杀）。

太子华与诸公子被杀之时，时年不过五岁左右的郑文公宠姬燕姞之子公子兰，也在这个时候被父亲郑文公给赶出了郑国，辗转来到晋国，成为流亡公子（而燕姞本人此时是否在世，是否与公子兰一起流亡晋国，史书上也没说）。

之后，公子兰就长期住在了晋国，等到长大成人之后，他就顺理成章地在晋国出仕为官，并以普通大夫的身份侍奉同样有在外流亡多年的经历、不过此时已经回国即位的晋国国君——晋文公。

因为自己的身份特殊（还有些尴尬），因此公子兰在晋国生活时为人十分低调、谨慎，从不轻易流露自己内心中的意识；同时他又很有才华、机敏聪明，侍奉晋文公时恭敬有礼，颇得主君的欢心。

对这个和自己有着相似命运、同时又谨慎谦恭的郑国流亡公子，晋文公很是欣赏，逐渐就有了寻找机会让公子兰返回郑国，代替他那个浅薄无礼、目光短浅的父亲郑文公，继承郑国君位，以作为晋国在郑国的利益代言人的打算。

公子兰要是能够顺利地回国继位，那么他在晋国的这一段生活经历，以及晋文公对他的赏识、看重之情，晋、郑两国重新成为友好盟国，郑国再次归附到晋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晋文公就是这么想的。

因此，在周襄王二十二年（前630年）秋，晋文公按照之前和秦穆公所拟定的计划，准备出兵伐郑的时候，就想要让身为郑国公室成员的公子兰为晋军带路，做伐郑的向导，将来也好以此为由给公子兰记功，然后扶持其回国继承郑伯之位、作为晋、郑之间重修于好的历史见证人。

但面对如此有利的局面，公子兰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晋文公的‘好意’，并恭恭敬敬地对晋文公解释回话说：

“臣虽然年幼，但也曾听说‘君子虽远在他乡，不敢忘父母之国’；君上此次出兵伐郑，臣不敢阻止，但郑国是臣的母国，臣也不敢随君上一同前往征伐。”

听了公子兰这诚恳、实在的回话后，晋文公感叹不已，不但不追究他的违抗君命之罪，反而对其不忘母国、常怀亲情的优秀品质赞叹不已，认为公子兰比他那个刻薄寡恩、视子如仇的混账爹（郑文公）要强百倍，由此更加器重、喜欢他；之后，晋文公按照原计划出兵伐郑，但也尊重了公子兰的意愿，没让他随军出征、作为向导参与军事行动。

在后续晋文公出兵围攻郑国期间，身处晋国国内的公子兰行事更加处处小心谨慎，没有做任何私下交通、勾结郑人，透露晋军军情，做出对晋国不利的事；当然，和那个已经分别了十多年的父亲郑文公之间，公子兰更是毫无联系。

而晋文公在伐郑行动即将结束、自己准备率军准备返回晋国之时，因为始终不愿意让心胸狭隘、毫无人情味的郑文公就这么轻飘飘地躲过去，继续优哉游哉地当他的国君，总要让他付出一点代价（和麻烦）。

于是，在即将撤军的时候，晋文公特地派出使者出使新郑，转告郑文公说——为了晋、郑两国间的友好，和以后不再产生误会，自己将要把在晋国当大夫的公子兰给送回来，‘请’郑文公立他为郑太子，以此作为晋、郑两国和好并结为盟友的标志和首要条件。

晋国使者还以晋文公的名义警告郑文公——如果郑伯不答应此事的话，那么晋国就宁愿冒着得罪周天子和盟国（秦国）的风险，也要强行对郑国继续用兵，以行使天子所赋予的“代行礼乐征伐”之权，直到郑国难以为继！

晋文公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立亲近自己、并和晋国有密切关系的公子兰为郑国新任太子，将来按部就班地继承郑伯之位、接掌郑国；那么，晋国以及晋文公就有了在郑国内部的利益代言人，从而使晋国能够更好地掌握郑国，稳固来之不易的诸侯霸业。

当时，郑文公身边一个儿子都没有了——他的第一个继承人（太子华）早就被他诛杀，其他正室夫人所生的儿子也全杀光了，庶子们也都被赶出郑国、流亡在外；而郑文公后娶的夫人：楚成王之妹芈氏，只给他生了两个女儿（伯芈、叔芈），没能诞育嫡子。

对自己流亡在外的庶子们，郑文公说不上喜欢谁、不喜欢谁（要不然也不会在太子华被诛杀时，将这些儿子都赶出郑国），而郑国的君位，总要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才放心；因此，郑文公对晋文公所提出的、要求立在晋国的公子兰为郑国太子的‘建议’，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抵触情绪，早晚要立太子嘛。

另外，面对晋文公这种明着‘建议’，暗地里是威胁、干涉郑国内政的举动，郑文公心里虽有大大地不满，但好歹公子兰也是自己的亲儿子，立他为郑太子，这也是由自己的血脉来继承郑国社稷，总好过比被晋继续国攻打、落得个失国逃亡的悲惨下场要好。

郑文公当然不想在自己薨逝（或者被迫流亡外国）以后，郑国的君位就被自己那些兄弟子侄们乘虚夺走，那自己这几十年的辛辛苦苦，不是白忙活了。

而晋国使者求见郑文公，转告了晋文公‘请立’公子兰的消息传出来后，郑国大夫石癸（石甲父）也立即进宫劝郑文公说：

“君上您现在没有可以继承社稷的太子，而公子兰的母亲燕姞，是南燕姞姓之女；姞姓，是后稷（周王室始祖）元妃的姓氏，她的后代中当有兴起的，这就应在公子兰身上。再说，您的嫡子们全都不在了，剩下的庶子里，也没有比公子兰更贤德、更有才能的；现在，晋侯即将撤军，而他只提出送回公子兰、请立其为太子的要求，以此来作为晋、郑两国休兵和好、重新结盟的条件，对我们郑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请君上尽快答应晋侯的条件，迎回公子兰吧！”

郑文公本来就对迎回公子兰没有什么意见，见石癸也是这么说，还举出了当初自己的宠姬燕姞的身份地位来做例子，于是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石癸的请求，随即答复晋国使者，说自己愿意接回公子兰，并重修郑、晋两国盟约。

随后，郑文公派大夫石癸、侯宣多为使者，随同晋国使者一起前往城外的晋军大营，拜见了晋文公，向晋文公回复说郑国已经答应了晋国开出的撤军条件，请晋侯按照之前的约定撤军，晋文公当然也没有二话，于是宣布撤军。

石癸、侯宣多再前往晋都新绛，将离开母国已经十余年的公子兰给接了回来，并送往新郑参见父亲郑文公；见到这个离开自己多年、已经长大成人的的儿子后，郑文公悲喜交加、唏嘘不已，随即就把他立为郑太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就是不知道这对父子见面时的情景，是否会因生疏、猜忌而略显尴尬）。

直到郑文公接受了自己的‘请求’，将公子兰从晋国接回并立为太子后，晋文公终于心满意足，便和郑国重新订立了盟约，再次结为盟友；随后，晋文公便正式从郑国撤军回国，结束了这次虎头蛇尾的‘伐郑’军事行动。

晋文公撤军之后，郑文公总算过上了比较安宁的日子，继续当他的‘郑伯’；但这种平静详和的生活郑文公并没有能享受太久——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夏，在位四十五年、位居历任郑伯在位年限第一的郑文公‘捷’，在晋秦伐郑的胆战心惊和后怕中，以及分别与秦、晋两国顺利达成盟约的劫后余生庆幸中，薨逝于新郑公宫，享年不详，大约总在六十岁上下，总算是得了善终。

而当初冲龄时就被父亲放逐、被迫离开母国到晋国流亡谋生，然后又被欣赏自己的晋文公以一己之力推上郑国储君之位的的郑太子兰，在父亲郑文公薨逝之后，顺利地继承了郑国君位，成为郑国第十一任郑伯——郑穆公。

晋文公当初的苦心没有白费，郑穆公果然如他所希望地那样，继承了郑国的社稷，然后成为晋、郑两国友好关系的纽带；郑穆公在位二十二年，期间虽然为了郑国的社稷安危，曾先后两次与楚国结盟，还助楚国伐宋，但他始终将晋国当做最重要的盟友和最可依靠的‘盟主’，追随晋国历任国君，协助晋国稳固诸侯霸业；比起他的后世子孙（郑襄公、郑成公）来说，郑穆公亲附晋国的态度要不渝得多、维护郑、晋联盟的决心也要坚定得多。

随着郑文公的去世、郑穆公的继位，郑国的历史，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