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发配是一种极为严酷的惩罚方式，其残酷程度仅次于死刑。这种刑罚不仅让犯人远离家乡，还要在恶劣环境中承受无尽的痛苦，堪称是对身心的双重折磨。
它的残酷性在于，“千里”这个词总是与流放紧密相连。
千里这个词，说白了就是用来形容路程有多远的。它特指那些被流放的人要去的地方，通常都是些鸟不拉屎的偏远地带。这些地方不仅穷得叮当响，而且荒无人烟，周围全是野兽，什么狼虎豹子，到处都是。更糟的是，这些地方还经常闹瘟疫，一听就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简直是个活地狱。
押送犯人绝非自愿行为，必须由官府派遣差役执行。对于这些差役而言，这无疑是份苦差。古代交通不便，长途跋涉意味着要离开家乡，与亲人分离相当长的时间。
押解犯人的旅程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甚至更久。更糟糕的是，衙门的官差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用，既没有马匹代步，也不可能坐轿。他们只能徒步前行，经历漫长而艰辛的路程，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
如果囚犯在押送过程中逃脱，或者遭遇匪徒袭击，负责押送的差役不仅会丢了差事，还可能搭上性命。
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被流放的是女性囚犯时，衙役们往往争相接手这项任务，毫不介意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们似乎对这类差事格外热衷，完全不在乎路途的遥远和工作的辛苦。
【这是何故？】
古代流放的地点通常十分偏远，近一点的比如从开封到河北沧州，远一些的甚至要到黑龙江的宁古塔。如果是流放到南方，目的地往往是像湖北房陵、贵州黔州这样的荒凉地区。
在衙门里当差的那些人，个个都精明得很，能在这种地方站稳脚跟，没点本事可不行。他们不仅懂得如何讨好上司，还擅长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做事总是盘算得清清楚楚，绝不让自己吃亏。
从本质上说，人们做事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除非是智商有问题。他们之所以争先恐后地接下押送女囚犯这种辛苦活，背后肯定有利益驱动。最关键的一点，这份工作能给他们带来远高于普通差事的巨额收入。
古代官员出差时的待遇因朝代而异，有些时期连基本的生活补贴都没有。不过，历朝历代都设有驿站，这些驿站专门为执行公务的官员提供食宿服务，所有费用由朝廷统一支付。这种制度确保了公务人员在外出办公时能够获得必要的后勤保障。
古代的公务人员与现代的采购员截然不同。现代采购员出差时有专门的经费，可以选择私人旅馆住宿，还能通过开具高档酒店发票获取额外收益。然而，古代官员在执行公务时，虽然没有这些现代便利，他们却另有门路来获取丰厚的外快。
在古代，被流放到偏远地区的女性，大多数并非来自普通家庭。
普通民众通常遵守法律，但少数女性违法者往往涉及严重罪行，如虐待老人或像潘金莲那样与他人合谋杀害丈夫。
这类犯人通常会受到极其严苛的惩罚，多数情况下会在秋季执行死刑，直接斩首处决。
哪些女性会被流放？通常是因为家族成员犯了重罪而受到牵连。这些女性的丈夫或父亲往往是地方高官、王室成员、朝廷官员或是军队将领。当这些男性亲属因犯罪被惩处时，他们的女性家属也会被一同流放，作为惩罚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女性的命运往往与家族男性的地位和罪行紧密相连。
【这样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超有钱。】
在古代，一个知府三年任期就能捞到上万两白银，这种收入水平已经相当可观。相比之下，那些手握重权的高官和拿着皇帝丰厚俸禄的皇亲国戚，他们的财富积累更是难以估量。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也揭示了权力与财富之间的紧密联系。官位越高，获得的利益就越多，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尤为突出。
《红楼梦》里提到：“丰收年景雪下得大，珍珠像土，金子似铁。”
这些权贵曾经显赫一时，但他们的辉煌往往来得快，去得更快。就像看到一座高楼迅速建起，转眼间又轰然倒塌。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失势，他们立刻会遭遇灭顶之灾。皇帝下令抄家，家族首领被押赴刑场，整个家族遭受牵连，甚至连后代都无法幸免。
在这些家族中，女性成员虽然难免受到波及，但通常不会被处以极刑。她们大多被流放到遥远的边境地带，远离故土。这种惩罚方式虽然严厉，但至少保全了性命。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例如玄武门之变这样的宫廷政变，尽管战斗惨烈，伤亡惨重，但通常胜利者会对失败者的家属表现出一定的宽容。这些失败者的妻女大多不会被处死，而是被流放或安置到其他地方。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政治斗争中的人道考量。
当皇帝惩治犯错的官员时，通常会没收他们的全部家产。不过，即便这些官员失势，他们的家眷仍然保留着一些贵重的物品。比如，她们佩戴的金银首饰往往不会被全部收缴。此外，家中一些隐秘的地方，如床下、枕头里或被子中，可能还藏有极其珍贵的宝物。
此外，即便这些女性身上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她们的丈夫在社交圈中仍具有广泛的人脉，所交往的朋友多为权贵显要。
此外，她们的娘家人也相当有本事，常常在她们启程时暗中提供帮助。
这些女眷们要么出身显贵，要么是富贵人家的太太，从小锦衣玉食，从未经历过任何困苦。被流放到千里之外，对她们而言简直是生死未卜的噩梦。为了确保途中不受欺辱，她们不惜重金收买押送的差役，再大的开销也在所不惜。
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她们的生死大权完全掌握在官差手里，根本没有其他选择。为了保命，她们只能讨好这些官差，希望通过花钱来化解灾祸。
在执行押送女性囚犯的任务时，官差们通常会获得一些额外的非法收益。
无论是押送女性囚犯还是男性囚犯，都能带来显著的利益。
武松在阳谷县担任都头，对下属十分关照，经常带他们去饭馆吃饭，玩麻将，大家相处得特别好。
他们对武松的经历深感同情，同时也对这位打虎英雄充满敬意。因此，在押送过程中，他们并未以对待普通囚犯的方式对待武松。
由于沿途缺乏监管，两名解差完全掌控了局面，他们主动解开了武松的枷锁，让这位打虎英雄得以自由行动。武松对此深感感激，因为这种举动让他在旅途中感到更加舒适和自在。
在大树十字坡，孙二娘和张青给武松他们下了迷药，打算宰了他们做成人肉包子。关键时刻，武松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了这场阴谋。
张青得知两人为人豪爽，立刻慷慨解囊，赠予他们十两白银。
在宋朝，一两银子的价值令人咋舌。吴用请阮小七等四人吃饭，只用了一两银子，就“从店家那儿买了一坛酒……还买了20斤生熟牛肉和一对大鸡”。
一坛够四个人喝的量，差不多得100块钱。20斤的生熟牛肉，价格大概在600块上下。还有一对大鸡，最少也得100多块。
这一两银子的价值，换算成现在的钱，差不多能顶800块人民币。
按照当时的货币价值换算，十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块钱。
武松手头并不宽裕，他身上的钱其实是当地一些有钱人给的。这些土豪挺大方，给他的包裹里装满了金银。除了用来应付这些人情往来，武松每到一个村子或者店铺，就会买酒买肉，和同伴一起吃喝。
武松并非女性囚犯，这一事实进一步揭示了当时押解犯人的差役拥有相当大的职权。这些被称为“公人”的解差，在实际执行公务过程中，往往能获得不少额外收益，显示出他们的权力寻租空间相当可观。
【更有甚者，有的解差丧尽天良，主动勒索。】
1447年，明朝正统年间，一个名叫金鼎的差役接到任务，要从南京押送六名犯人前往广西的偏远地区服役。那个地方环境恶劣，瘴气弥漫，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金鼎的责任就是确保这些犯人安全到达目的地，开始他们的充军生活。
其中两名罪犯是一对夫妻，丈夫名为康孟鹤，妻子名叫芳莲。
金鼎私下威胁道，只要对方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会为难她的丈夫；但如果不答应，他一定会让她的丈夫陷入困境。
由于没有向狱卒行贿，康孟鹤夫妇被施加了八十斤重的枷锁，而其他囚犯通过贿赂金鼎，只戴了十斤的轻便刑具。
最终金莲选择了妥协，她变卖了部分家产用于疏通关系，从而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待遇。
男性或许能够承受严刑拷打的折磨，但对于那些深居简出、出门必乘轿的名门闺秀和贵妇人来说，如何能戴着枷锁跋涉千里？
通过向负责押送的差役赠送金银财物，这些女子觉得这笔买卖相当划算。尽管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属于贿赂行为，但由于双方都心照不宣，绝不会对外声张，因此几乎没有暴露的风险。
此外，解差行贿的金额对官员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对朝廷来说更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历史上从未有解差因受贿而卷入反腐行动受到惩处，因此官差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心安理得地收取这些灰色收入，完全不用担心会惹上麻烦。
押送囚犯这份差事其实挺能赚钱的。只要机会多，干得好，攒下大笔财富也不是什么难事。
在宋朝时期，怀庆府（现今焦作附近）的一位差役回家探亲。村里人纷纷议论，认为他在官府任职，肯定赚了不少钱，于是要求他请客吃饭。这位差役没有推辞，爽快地答应了，并决定在当地最有名气的酒楼设宴款待大家。
突然间，一大群人涌了过来，大约有三四十号人，他们排成长队，气势十足地朝着那家酒楼进发。
饭店的账房一听说解差要请客，心里直打鼓，怕他付不起账。等酒端上来后，账房立马按住酒壶，冷冷地甩出一句：“谁做东，谁先掏钱，押在这儿才能动筷子。”这话虽不伤人，但摆明了不信任，让人听着刺耳。
解差听了，面不改色地回应：“叫你们老板出来。”
老板走下楼梯，看到伙计紧张的样子，立刻指着押解官说道："嘿，这位就是咱们的房东，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座酒楼的老板其实是解差。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地理位置对一个人的生存方式有着深刻影响。这个差役确实很会利用环境来谋取利益。
押送犯人不仅能带来实际的好处，还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种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是驱使人们参与押解的重要动机之一。通过掌控他人的命运，执行者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越地位，这种感受往往比物质回报更具吸引力。
这些底层官吏地位卑微，属于社会最下层。说白了，他们就是听命于人的仆役。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得忙前忙后。县令对他们呼来喝去，像对待牲畜一般。这些人整天战战兢兢，不敢有半点违逆，连说话都得小心翼翼。
一旦成为狱警，便如同囚犯眼中的神明，对方对你毕恭毕敬，言行举止都得看你的脸色。可以说，这种地位让你显得无比尊贵，备受瞩目。
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往往对掌控他人充满向往；习惯于受人驱使的个体，内心深处更加强烈地渴望着主导他人。
鲁迅曾指出，当奴仆获得权力后，往往会表现得比原来的统治者更加傲慢，甚至更为残暴。
对于那些长期遭受欺压、地位卑微的底层官吏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翻身洗刷屈辱的绝佳契机。
在漫长的流放路上，那些曾经身份显赫的贵族妇女们，如今却对押解官差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她们的生杀大权、行程安排，包括何时起程、何时歇脚、何时受罚，全都掌握在官差手中。这些昔日养尊处优的贵妇，现在只能任人摆布，毫无自主权。
身为管理者，体验权力带来的优越感确实是一种独特的感受。尤其是当那些被监管的女性犯人刻意讨好时，这种体验更是与众不同。这种特殊情境下的互动，往往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寻常的心理满足。
古代的法律制度对押送犯人的官差极为宽容。即便犯人在途中意外死亡，官差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这种规定使得官差在执行任务时毫无顾忌，甚至可以随意对待犯人。由于缺乏法律约束，他们在押送过程中往往表现得肆无忌惮，完全不用担心后果。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纵容了官差的滥用职权，进一步加剧了犯人的悲惨处境。
【为了这点收入，忍受跟妻子的分离之苦，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
并不完全如此。
这些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的女性囚犯，大多来自显赫的家族。她们中不少都是容貌出众的贵妇，虽然不是每个都有沉鱼落雁之貌，但多数都是姿色上乘的美人。她们或举止优雅、气质高贵，或妩媚动人、风姿绰约，展现出不同的女性魅力。
那些年纪小的女犯人，通常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平时很少露面。她们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得漂亮，举止优雅。
部分女性囚犯因情感需求强烈，在长期流放过程中深感孤独，夜晚难以入睡。为缓解自身欲望，她们有时会主动向押解人员示好。
这些女性囚徒虽然品行端正，但由于缺乏自卫能力，面对不公正待遇时往往无力反抗。加之她们身处牢狱，对权威的畏惧更使她们不敢轻易抗争。这就给那些心怀恶意的狱吏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肆意妄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企图。
在押送女囚的过程中，如果解差和犯人之间逐渐萌生了情感，这种关系也有可能发展成为稳定的伴侣关系。长期的相处与接触，为双方建立深厚感情提供了可能性，使得原本对立的关系发生转变。在特定环境下，这种情感发展并不罕见，最终可能促成双方选择共同生活。
古代女性罪犯即便身负罪名，但因户籍管理存在漏洞，她们仍有机会与爱人隐姓埋名，开始新的生活。当时的身份登记系统不够严密，使得这些女子能够轻易地改换身份，摆脱过去的阴影。她们可以选择远走他乡，与心仪之人共同生活，不再受到原有身份的限制。这种制度的缺陷为她们提供了重新开始的可能，让她们有机会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尽管她们曾经犯下过错，但社会管理的疏漏却为她们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即便押解犯人的差役品行端正，不会欺辱女囚，也不会与她们发展出浪漫关系，但能与这些容貌出众的女囚共同度过几个月的时光，也并非一件难以忍受的事。
总的来说，衙役们热衷于押送女囚，争着抢这份工作，主要原因是看中了其中的利益。他们能借助职权，从中获取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他们在这趟旅程中不仅能光明正大地以主人身份自居，还能免费饱览祖国的壮丽风光，增长见识，为日后闲聊增添谈资。
此外，他们针对的目标群体是女性，利用职权进行性交易，以满足个人私欲。
从押送犯人的差役心理和这行的内部规矩，能明显感受到权力的恐怖。这些人仗着手中那点权力，就能随意决定他人的命运，甚至以此为乐。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往往会让普通人变成冷酷无情的执行者。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可以肆意施展自己的权威。这种畸形的权力结构，不仅腐蚀了执行者的良心，也让被压迫者陷入绝望。说到底，权力一旦失去制衡，就会成为最可怕的工具，既能摧毁人性，也能扭曲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