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援越部队在越南
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受胡志明主席的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方扩大对越南的援助，并向越南派出工程兵、铁道兵和高炮部队。
4月8日，刘少奇主席代表中方表示，援越抗美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方针是：“凡你们需要的，我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就派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毛主席还曾对胡志明主席说：“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应越方要求，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高炮、工程、铁道、后勤等支援部队总计达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
出国前，总政治部特别颁发了《援越抗美部队人员纪律守则》，明文规定要“尊重越南民主共和国，尊重越南劳动党，尊重胡志明主席，尊重越南人民，尊重越南人民军”，还规定要“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认真为越南人民做好事”。
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执行任务期间，作战、施工、后勤保障和交通运输等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不增加越南方面的任何负担。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人民一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使越南人民军得以抽调大批部队到越南南方作战。其中高炮部队和工程兵的防空部队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国飞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国飞行员42人。
为了保密，中国援越部队都穿蓝色的制服，部队也不称“师”、“团”，而称“支队”、“分队”，一个“支队”就是一个师，一个“分队”就是一个团。
为了让中国援越部队及时了解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越南中央统一委员会每月都向中国大使馆提供一份介绍材料。使馆领导指派我负责将材料翻译成中文，用油印机印出若干份，及时发给部队各单位。
援越部队的后勤保障相当充足，但吃不上新鲜蔬菜。由于上级明文规定要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援越部队不敢随意就地开荒种菜。胡志明主席得悉后，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中国支援部队来到越南，就是为了保护越南的一草一木。
在胡志明主席的关怀下，援越部队很快解决了种菜问题。当时越南市场上很难买到新鲜的扁豆，而中国援越部队能种出很好的扁豆。一次，援越部队给使馆送来一卡车扁豆，大约有两千多斤。当时使馆只有四、五十人。于是在很长时间里，食堂几乎天天给大家做扁豆，炒扁豆、焖扁豆、扁豆水饺、扁豆包子……我记得从那以后，有好几年我一闻到扁豆的气味便反胃。
援越部队经常派人到使馆联系工作，我和他们经常接触，有时候还和一些同志聊聊天，听他们谈些见闻。
我记得一位同志说，当时工程部队都是昼夜轮班施工。一次，一名战士下夜班回营房，刚打开房门，只见一只老虎睡在战友的床下，战友也正睡得香甜。这位战士意识到，一旦老虎醒来，很可能会把战友吃掉，至少也会把战友咬伤。但部队的纪律是不得伤害越南的野生动物。因此这位战士不敢擅自向老虎开枪，只得硬着头皮去请示上级首长，得到同意后赶忙返回营房。幸好老虎和战友都没有睡醒。战士向老虎开了枪，保住了战友的性命。
在整个执行任务期间，全体干部战士模范地贯彻执行了《守则》，充分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本色。部队在完成国际主义义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回中国。但有1442位烈士长眠在越南北方的土地上。
1968年，胡志明主席在接见中国工程部队代表时，高度评价中国援越部队的工作，他说：“我赠给你们一个荣誉称号：你们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部队。”
抗美斗争最后胜利
1973年6月，越南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时说：“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人民，本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一向给予越南人民以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为有效增强越南人民的战斗力、国防和经济实力作出了贡献，鼓舞我们不断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形式生动和丰富的支持和援助，体现了你们对越南人民的深切诚意，这一切将永远不会磨灭地铭记在我们心中。”
1973年11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美国和南越伪政权的代表，经过五年的谈判，在巴黎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至此，美国投入54.4万兵力、消耗2500亿美元的侵越战争宣告结束。按照巴黎协定，美军在60天内全部撤离了越南南方。
1973年6月，越南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政府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周总理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之后，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又亲自陪同越南客人到西安和延安参观访问。
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一举攻克西贡，至此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从而宣告了抗美救国斗争的彻底胜利。
从20世纪50年代抗法战争和60年代抗美战争，直到1975年越南南方完全解放、越南实现全国统一，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按照当时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计算，总额超过200亿美元。除14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外，其余全部为无偿援助。
那时中国的国力并不强盛，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尤其是期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但中国人民不惜做出民族牺牲，节衣缩食，从道义上、物质上、人力上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忠实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
胡志明主席和中国大使馆
胡志明主席早年曾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又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很有感情。他身为越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作风却异常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大官”的架子。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人员，对此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65年春，我第一次到驻越使馆工作。使馆的老同志就曾向我讲过不少关于胡主席和大使馆的故事。
他们说，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中国大使馆准备从越南北部太原省的抗法根据地迁入首都河内。当时胡主席表示，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可以在市区任何地方物色大使馆馆址，然后向他报告。
近半个世纪来，坐落在河内巴亭郡黄耀街46号的中国大使馆，就是当年胡主席亲自批准建设的，至今仍被外交使团公认为河内最漂亮、最宽敞和地理位置最佳的大使馆之一。
建馆后，罗贵波大使首次在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胡主席等越南领导人。本来，在抗法战争期间，罗大使和越南领导人在越北根据地几乎是朝夕见面，不讲究任何外交礼节。但进城后一切都要按正规外交礼仪办事，确实不大习惯。
宴会当天，胡主席和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步行走到中国大使馆门前，但谁都不肯走在最前面。彼此你让我、我让你，谦让了好半天，才一起走进大使馆。
还有一次，何伟大使在大使馆宴请胡主席。胡主席到大使馆时，并没有特别着装，仍像平常一样穿着拖鞋。宴会桌上，胡主席吃饭较快，不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这时，胡主席表示想到大使馆院子里随便走走。何伟大使马上起立，要陪同胡主席一起到院子里去。胡主席执意不肯，坚持让大家照常用餐。何伟大使只好尊重胡主席的意见。
但胡主席出去后，发现脚上的拖鞋只剩下了一只，于是又回到了宴会厅。大家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胡主席走到餐桌前，并弯下腰去，伸手从餐桌下面取出另一只拖鞋。
这样的小事，让任何人帮助去做，都是完全应该的。但胡主席不愿惊动任何人，坚持自己去做，这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风，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是河内最漂亮的大使馆之一，这是我和同事在大使馆前合影。
1965年春夏之交，我到大使馆工作不久，中国铁路杂技团到越南访问演出。一天，朱其文大使在大使馆为胡主席举行专场演出。那时河内的天气已经很热，我看见胡主席身着越南农民常穿的褐色无领布衫，脚穿用橡胶轮胎制作的“抗战鞋”，由朱大使陪同步入会场。
在场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国专家和留学生近200人起立鼓掌，欢迎胡主席。朱大使请胡主席在前排沙发上就座，但胡主席没有马上就座，而是挥手让大家先坐下。谁知大家非但没坐下，反而鼓掌更热烈了。胡主席面对大家，索性一下子坐在了地上。这时，大家才不再鼓掌，坐了下来。
使馆的同志对胡主席都非常敬重。使馆院内种有几棵荔枝树，其中一棵的果实分外香甜。每年摘取荔枝时，朱大使都叮嘱有关同志务必要挑选出一些最好的荔枝，首先送给胡主席。
1966年，为准备“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使馆特意从北京采购一批水蜜桃，空运到河内，也是先挑选出最好的水蜜桃，用红色玻璃纸包好并系上红色缎带，送给胡主席。
平时，使馆还负责向胡主席提供熊猫牌香烟、崂山牌矿泉水和由北京特制的燕麦片。胡主席用时都十分节约。一支香烟要分两次吸，吸到一半时，便将其放到一个盛放青霉素注射粉剂的小空瓶里，让其自行熄灭，过一会儿再吸另一半。对矿泉水，胡主席也要求改成小瓶装的，因为一次喝不完一大瓶，剩下的存放时间一长，气泡就跑光了，造成浪费。
此外，胡主席冬天穿的棉衣、棉裤也是在北京用浅黄色丝光府绸和丝绵特制的，来年开春，再通过大使馆送回北京干洗。
胡主席不仅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对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大姐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也很关心。每逢她们的生日，胡主席总要让秘书把他的贺电送到中国使馆，再转发到北京。
1968年秋的一天，胡主席让秘书瞿文烁来到使馆见我，转达胡主席的一个想法。他说，外电报道说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但又未见中方发消息，不知是否属实，特来中国使馆打听一下，如情况属实，胡主席肯定要发唁电。大使馆虽从未听说邓大姐去世，断定是外电在造谣，但由于胡主席如此关心，并亲自询问，还是如实向国内做了报告。
几天后，国内指示使馆转交一封邓大姐给胡主席的电报，我记得第一句话是：“敬爱的胡伯伯，我还活着……”接下去说，她现在的身体比前一段时间要好一些，还能做些工作，感谢胡伯伯的关心，祝胡伯伯健康长寿，希望有机会在北京和胡伯伯见面。
胡主席还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学习越语的情况。1965年和1966年，已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在越南正规大学学习。
但胡主席提出，再为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办一个学习越语的“半工半读学校”，胡主席亲自担任“校长”，朱其文大使担任“教务长”。学生共有十余人，半天在越南的工厂劳动，半天由越南的大学老师上课。每隔一个多月，胡主席便把这些半工半读学生召到主席府，亲自检查他们的学习有没有进步。这些同学毕业后，在各自岗位上为发展中越关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有两位同学曾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和副武官。
胡志明的汉文诗。
1969年胡主席逝世后，胡主席的秘书武奇和瞿文烁先后担任胡志明博物馆馆长，当年为中国半工半读留学生授课的老师阮辉欢曾任胡志明博物馆副馆长。他们继续同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我本人曾多次参观胡志明博物馆，双方也多次相互宴请。彼此见面时的主要话题，甚至是唯一的话题，就是胡志明与中国。
2000年春，新任胡志明博物馆女馆长阮氏情请求中国大使馆帮忙办一件事。她说，博物馆有四件展品已经老化，需要更新。这就是1933年胡主席在香港为躲避港英当局侦探的跟踪，化装成华人教授从香港逃往福建厦门时所穿的一件长袍、一顶呢帽、一双布鞋和一副墨镜，希望大使馆帮助解决。
我立即让使馆文化处三秘彭世团去找阮氏情馆长，逐一详细了解具体要求，量下尺寸，拍下照片，报告国内。外交部亚洲司领导也十分重视，指定专人在北京抓紧落实，选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加工制作也都最为精细。四件展品做好后，大使馆作为礼物赠给了博物馆，就像当年大使馆给胡主席送去熊猫牌香烟和崂山牌矿泉水一样。
胡志明来中国避寿
胡志明主席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淡泊名利，甘当人民的公仆。由于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年5月19日胡主席生日前后，越南领导人和干部、群众都要通过各种形式为他祝寿。但胡主席不赞成这样做。1965年5月，他对前来为他祝寿的越南领导人说：“我感谢大家有这份心意。但在我们全民正艰苦抗战、各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的时候，却来为一个人组织这样的祝寿活动，是不应该的。”为此他曾多次在生日期间到中国避寿。这里讲述的是其中一次的故事。
1965年5月15日清晨，胡主席秘密离开河内，前来中国度假、避寿，随行的有越南中央保健局局长茹世保和秘书武期。身为国家主席，胡主席出国的行李只有一个小手提箱。胡主席本人则仍穿着那套熟悉的棕色丝绸衣裤，外加一件咔叽布中山装。
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专机抵达广州。1924年至1927年，胡主席曾化名阮爱国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这次来到广州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广东省委迎接胡主席也像迎接一位远方归来的亲密朋友。在短短的一天中，广东省委请胡主席在白云山疗养院下榻，为胡主席举行了欢迎宴会，还安排了一场小型文艺演出。参加表演的还有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
5月16日上午，胡主席离开广州前往长沙，同正在长沙的毛主席见面。当天中午，毛主席为胡主席举行家宴，两位领袖就越南的抗美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毛主席对越南南方的战场情况十分关心。在这次会晤中，除商定许多重大问题外，毛主席决定中方将为越南南方的战士每人配备一顶蚊帐。
下午，湖南省委请胡主席到避暑胜地白鹤泉游览。当地群众认出胡主席后，都围了上来。胡主席用流利的中文同大家亲切交谈，介绍越南的抗美斗争，并逐一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就像在国内一样，气氛极为热烈、融洽。
5月17日上午，胡主席离开长沙飞往北京。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亲自到专机旋梯前迎接，并请胡主席在西郊玉泉山宾馆下榻。下午，朱德同志夫妇和陈毅同志夫妇陪同胡主席散步。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和胡主席举行会谈。晚饭后请胡主席观看电影。
第二天吃早餐时，胡主席看见宾馆的人员跑来跑去，像是在忙碌什么重要的事情，便让秘书武期去了解情况。武期秘书报告说，是在准备为胡主席过生日。这时，胡主席便将宾馆负责人请来说：“我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躲避国内的祝寿。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安排为我祝寿。”当叶剑英同志前来准备陪同胡主席参观中国的武器展览时，胡主席再次提出，希望不要为他安排祝寿。叶剑英同志表示，中国同志很理解胡主席的心意，不会组织什么祝寿活动。
但周总理却为胡主席在北京期间的日程做了极为精心、细致和巧妙的安排。中午11时，胡主席步入餐厅就餐时，只见里面坐着许多女同志和少年儿童。大家看见胡主席，马上起立，热烈鼓掌。其中有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李富春副总理的夫人蔡畅、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等。而且每位夫人都带来一、两个孩子，为这次聚会增添了家庭气氛。
在整个午餐期间，没有人提到祝寿的事，没有人致欢迎词，也没有献花。但每张餐桌上都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摆有寿桃、寿面。人们欢声笑语，感情亲切、真挚。特别是孩子们的到来使胡主席格外高兴。胡主席走到每张桌前，同女同志们握手，同孩子们亲吻，同许多人开怀畅谈，度过了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中午。
晚上，中方又安排了一场宴会。出席的有全体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夫人，谈话中也没有人提及胡主席的生日。
饭后还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主持人说，这是为了庆祝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其中，反映越南南方抗美斗争的歌舞剧《椰林怒火》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演员们身穿越南南方妇女的衣服，头戴越南南方妇女的围巾，感情十分投入。武期秘书说，他看到胡主席两次用手帕擦拭眼泪。演出结束时，胡主席走上舞台，向演员们献花，同大家亲切握手。
5月19日，即胡主席生日的当天，越南《人民报》和《人民军队报》都在头版套红刊登了胡主席的照片。同日，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祝贺胡主席75岁寿辰。贺电称颂胡主席是“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久经考验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老战士、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祝愿胡主席健康、长寿，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当天上午，胡主席由董必武副主席和夫人陪同飞往山东省会济南，下午乘火车到曲阜参观孔子故里。早在1921年，年轻的阮爱国就曾在法国《共产主义杂志》发表文章，论述孔子的学说。他写道：“伟大的孔子提倡世界大同和财富的权利平等。孔子认为天下太平只能产生自世界大同。”阮爱国还特别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见，胡主席很早就对孔孟学说怀有浓厚的兴趣。
下午2时，胡主席步履矫健地走进孔府，只见这里的气氛极为庄严、肃穆，周围安静得几乎连自己心跳的声音都能听到。走到三关，胡主席在院子中间停下脚步，同秘书武期谈起了孔子的身世。
胡主席说，孔子的父亲有三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了九个女儿，第二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第三个妻子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孔子。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截至1937年，孔德成是孔子的第77代嫡孙。
胡主席说，中国宋、元、明、清历代王朝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孔府进行维修，连慈禧太后也曾献礼朝拜。这些都证明孔子的学说经过各个时代，早已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和正统的思想体系。我们不能排斥一切，而应该有选择地接受和吸取美好的东西，用来丰富自己和子孙后代。
站在孔庙内一棵据说是2400年前孔子亲自栽种的古树下，胡主席继续说，孔子主张财富和生活平等。他说，当年他引用过的孔子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完整的语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离开孔庙，胡主席来到孔林。他一边漫步一边说，孟子发展了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胡主席告诉秘书武期，他在1921年曾把孟子的这三句话翻译成法文，意思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次之，君主的利益无足轻重。”说着，胡主席把这几句法文又背诵了一遍，并问武期秘书：“你看我这样翻译可以吗？”胡主席还说，孟子所说的‘义战’是指为了正义的目的而进行的战争。
经过3个小时饶有兴致地参观，胡主席于下午5时返回济南。在火车上，望着远处山坡上淡淡的夕阳，胡主席轻轻地读着他刚刚写完的一首汉文诗：
五月十九访曲阜，古松古庙两依稀。
孔家势力今何在，只剩斜阳照古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