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五七”干校
所谓“五七”干校，是指根据毛主席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而兴办起来的干部学校，实质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的场所。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规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因此，各部委大量的干部都涌入了“五七”干校。
据我所知，“文革”期间外交部在先后黑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和北京北郊开办了六所“五七”干校，部里专门设立了一个管理干校的办公室，叫“五七办”。
在问到为什么要设这么多干校时，有关领导解释说，那是因为新建每一所“五七”干校的报告，都经过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圈阅；如要撤销，势必还要呈请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圈阅。为不惊动领导同志，只好把干校维持下去。
干校参照部队的组织形式，分为校部和连、班三级。连里设连长、副连长和指导员，班里设班长和副班长。
我所在的连里，有好几位老大使，如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驻斯里兰卡大使谢克西、驻伊拉克大使曹痴等。还有后来担任副外长的朱启祯和王英凡。王英凡是副连长，朱启祯在炊事班，当时是驻阿联使馆一秘。每当开饭时，朱启祯负责在窗口给大家打饭，肩上披一条擦汗的毛巾，每份饭分量掌握得非常准确。
1925年入党、曾担任过副外长的王炳南也在我们这个连，他是被审查对象。他的专案由“上边”掌握，连里专门派人和他同住一个房间，实际上是监督看管。
“五七”战士的基本任务是参加农田劳动，强度很大。而物质条件却十分贫乏。除夫妇一起下放的，一般都是五、六个人同住一个集体宿舍。生活单调、枯燥，伙食更是缺肉少油。但大家都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一次，一位老大姐知道我粮食不够吃，竟慷慨地支援我20斤粮票。还有一次，我端着饭碗从一位同志的家门经过，听到里面有人喊我的名字，便走进他的房间。只见他拿出从北京带去的玻璃瓶，里面装着炼好的猪油。他顺手往我碗里放了一勺，我那碗缺肉少油的素炒白菜，顿时变成了美味佳肴。
事实上人们来到干校，总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大家时刻在关心外部世界的变化，盼望早日返回工作岗位。那时干校规定每天上午有一小时的“天天读”时间，用来读毛主席著作或“两报一刊”社论等政治材料。有的同志担心自己的外语被丢掉，便把外语书籍夹在《红旗》杂志里面，表面上看是读《红旗》，实际是在读外语。
每当国庆前夕，干校领导便通知大家说，国庆期间停止进京，以确保首都的安全。这使“五七”战士们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他们往日可以陪外宾出入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此刻却成了影响首都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尽管如此，大家都不敢轻易说出真实想法，都希望用良好的表现，换取早日离开干校。
一般情况下，每人都要在干校待上两三年，也有人“常驻”了七八年，荒废了一生中最宝贵、精力最旺盛的黄金时光。
巨星陨落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消息传来，外交部一片悲痛。“四人帮”在幸灾乐祸的同时，则拼命压低悼念周总理的规格。在他们的旨意下，周总理的遗体被停放在北京医院一个很小的普通太平间。
许多外国领导人纷纷表示要前来参加周总理的葬礼。一天，韩念龙副外长听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已经准备好了前来北京的专机，便非常激动地对亚洲司的同志说，要着手准备接待，否则在情理上太说不过去了。但接着便传来了“上级”的指示：一律不接待外国领导人。
当时外交部规定，除处长以上干部和高级翻译可以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外，每个处还可以去一名群众代表。当时我既不是处长，也不是高级翻译，便主动推荐我自己。
但亚洲司领导不同意，说要派一名具有“法家”思想的年轻人去，意思是说我没有法家思想，我的资格便被否定了。我不甘心，下班后又去部里政治部再次表达我的愿望。政治部负责人康晓同志说，大家已在院子里排队。天也快黑了，你就悄悄地站在队里，和大家一起去吧！
走进北京医院，只看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托军帽，缓缓行进。他们在战场上是铁打的硬汉，此刻却在凛冽的寒风中失声痛哭。周总理安卧在鲜花丛中，外交部的同志默默地向敬爱的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四人帮”不得不同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周总理设置灵堂。由于朝鲜和越南驻华大使要前来转送这两个国家领导人从国内运来的花圈，亚洲司便派懂朝语的谭静同志和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值班。
我看见现场只有华国锋一人站在那里，“四人帮”成员无一人到场。解放军军乐队的同志一边吹奏哀乐，一边以泪洗面，情景极为感人。在那种极度沉闷、万马齐喑的政治气候下，人人都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
那年清明节前夕，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尽管北京市向各单位打招呼，让人们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但去的人越来越多，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已成为花圈的海洋。不久，“上级”下达了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的禁令，并要求人们交出抄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
如今近40年过去了，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已沦为历史的罪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外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追忆往事，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伟大的一生和崇高的道德风范是全体外交人员学习的光辉榜样，更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下放“五七”干校
1970年春，我结束了在驻越使馆的五年任期回国。当年7月即下放到位于江西上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
我到江西干校后遇到不少熟悉的同事，他们自称是“三一八战士”。我不太清楚这个称呼的含义，后来得知，他们是1969年3月18日来到干校的，是干校的第一批学员。临行前大家曾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宣誓要一辈子扎根干校，永远不回北京。尽管“三一八”战士曾宣誓要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但“上边”并没有明确宣布过每人要在干校待多长时间。
如果说下放干校有什么收获，我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身感受到失去工作的痛苦和对工作的渴望。因此一旦有机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便会倍加珍惜，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干校期间大家建立的深厚的“战友”情谊，却十分值得珍惜。如今大家都已七八十岁，仍不时在一起聚会。有一次我们五连的老战士聚会，到场的竟有六十九人。见面时大家互相问长问短，谈笑风生，回忆在干校的酸甜苦辣，那种亲热劲儿在机关里是不太能看到的。
前驻扎伊尔大使孙昆山和前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王砚是聚会的召集人，每次聚会前后都要忙碌一番，散会后还要把现场拍摄的照片洗印后寄给每一个人。一次，孙大使骑着自行车到邮局去寄照片，由于路途颠簸，照片掉在了半路。只好重新洗印，重新邮寄。看着照片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便会勾起几十年前的往事回忆。
东四外交部大楼情结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除去在国外常驻，大部分时间是在东四朝阳门内那幢大楼里上班。
那时的外交部有两幢办公楼。西楼是原科学院情报所，东楼是原对外文委。部领导、地区业务司以及办公厅都在西楼；干部司、行政司、部机关党委、医务室等都在东楼。
总的说来，办公条件比较艰苦。部长、副部长等部领导的办公室在西楼三层。虽每人一个房间，但面积很小，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和一个衣架。一个木制盆架上面放着一个搪瓷脸盆，架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没有单用卫生间。部领导找有关人员商谈什么问题，也都是挤在自己的办公室。
亚洲司和苏欧司同在四层，各占一半。当年我所在的亚洲司二处主管我国同印支三国事务，共有十五、六个人，占用两个房间。桌椅全是使用多年的，有高有低，有大有小，几乎没有两件是相同的。全司有一个乒乓球室兼会议室，开会时要每人把自己办公室的椅子搬去，散会后再搬回办公室。整个外交部有两个锅炉房。每天上班后，人们都提着竹壳或铁皮壳暖瓶，排着长队等候打开水。有的司局级领导干部，如马列同志，虽曾为周总理当过秘书，仍身体力行，照样提着暖水瓶排队打水。
部里有一个不大的食堂。如大家同一时间去用餐，会有很多人没有座位。每餐除米饭、馒头等主食外，一般提供甲、乙、丙三个档次的菜，我记得80年代的价格分别为2角、1角和5分。碗筷自备，用后再拿回办公室。
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特意为女同志做了炸春卷，男同志没有份儿。一些夫妇同在部里工作的女同志舍不得吃，拿回去和丈夫分享。亚洲司的一位男性副司长，幸运地买到了一碗卖剩下的碎春卷，乐得合不拢嘴。
那时人们家里都没有洗浴设备。部里有一个浴室，每周一三五对女同志开放，二四六对男士开放，每次费用为两角。还有一个理发室，如要理发，需在早上7点以前在理发室门外一块小黑板上登记。如名额已满，只好第二天再去登记，有时甚至排几天才能轮上。
五六十年代入部的干部多有家庭经济负担。每当发工资后，东四邮局便会挤满外交部的人，都是在往家里汇款。我入部时按研究生待遇定为行政21级，月工资为62元，一直维持了十五、六年不变。
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遇有接待外宾的任务，很多人无法拿出体面的服装。于是部里总务司（即现在的行政司）设置了一个服装库房，凭借本单位开具的证明可借用中山装或大衣，用后如期归还。
一次，保卫处为大家更换出入证，从照相馆请来摄影师在东楼小礼堂给每人照相。当时我正准备归还借来的中山装，考虑到穿着这套衣服去照相会比较体面，便穿着它去了小礼堂。但摄影师嫌上衣的领口太大，就临时找来一个夹衣服的夹子，把脖子后面的多余部分用夹子夹起来，就这样拍了一张“标准像”。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张照片，每逢看到它就会情不自禁想到脖子后面那个夹子。
那时每天下班后或节假日，各司都要安排专人值班。除司领导外，每人都要轮流参加。按规定，值班可得到3两粮票和6角钱人民币补贴。晚11点食堂供应夜宵，凭借补贴可买上一碗馄饨和一个馒头，或一碗米粥和一个包子。
我担任处长时，遇到春节，就把值班的任务留给自己。节假日期间每个司还要有一位司长或副司长在家里值班，不得外出，遇有急事可以随时找到。那时，绝大多数干部家里都没有电话。值班的人如有事需找相关的人，只能把电话打到宿舍区传达室，再用话筒呼叫。
“文革”期间我家住在三里屯东九楼，与礼宾司的吴明廉同住一楼。他的事情多，经常听见传达室的人用话筒高声呼叫“吴明廉电话！”1988年亚洲司新任司长徐敦信到任，家里没有电话。为工作需要，经多方努力才从别的单位搞到一部电话。
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志之间相互爱护，互相关心，时刻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有几件事至今不忘。
1980年夏，我女儿准备报考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口试前，亚洲司的张家松、任厚坤、孟宪英和荣淑丽同志，牺牲午休时间，轮流在东楼传达室为我女儿辅导口语。任厚坤同志还让我女儿星期日到她家进行辅导，并为我女儿准备了西红柿加白糖。时隔30多年，在亚洲司一次老同志聚会上，我再次向任厚坤同志表示感谢，她说，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只是那时没有条件。如果是现在，起码也要给孩子准备水果。
一次部里更换出入证，要求每人把旧出入证上缴，换取新证。在保卫处工作的王浩同志是何英副部长的夫人，她发现我上缴的旧出入证里面还夹有3两粮票，便从东楼跑到西楼，亲自把3两粮票当面交到我手里。
一次韩念龙副部长陪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到天津参观访问，我作为翻译和有关同志一道随同前往。晚上宴会结束后，韩副部长把我叫到一旁说，你是天津人，晚上的文艺节目就不要看了，让外办派一辆车送你回家看看父母，明天早饭前赶回来。
那时我不过是一名普通科员，部领导如此关心下属，令我激动不已。韩念龙副部长是老革命，作风平易近人，他经常在工间操时间，从三楼的办公室走到亚洲司所在的四楼各处，同一般干部聊聊家常，因此能记住许多普通干部的名字和家里的情况。
那个年代，大家追求的是无私奉献，没有奖金，也不像现在提拔得这么快，不少处长、副处长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但大家不计较这些，照样一心一意埋头工作。不少同志都自愿加班加点，晚上许多办公室都灯火通明。我和大家一样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
八十年代后期我担任亚洲司二处（印支处）处长时，被评为1987年外交部优秀党员。“外交部优秀党员”亚洲司同时被评为外交部优秀党员的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三处（东南亚处）处长关登明，后来担任了驻菲律宾和驻马来西亚大使。另一位是四处（日本处）处长王毅，即现任的外交部部长。
当时外交部政治部在东楼小礼堂召开了一次报告会，安排六位被评为优秀党员的同志在会上发言。我是发言者之一。
齐怀远副部长最后代表部领导讲话时，对六位同志还逐一作了点评，在谈到我的时候说：“李家忠同志长期以来以革命工作为重，把革命工作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组织叫干啥就干好啥，毫无怨言，从不讲价钱，从不计较个人的职务高低，甘心做老黄牛。”我对这几句话看得很重，认为这是组织上对我的鉴定，更是对我的鼓励和要求，我必须更加努力，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1987年被评为“外交部优秀党员”。
1981年春，我第二次被派到驻越南使馆工作，任二秘、研究室负责人。临行前，亚洲司二处十几位同志用一整个下午为我开欢送茶话会。每位同志都语重心长地发了言，大家从不同角度既肯定了我的长处和进步，又指出了我的缺点和不足。
我想，这么多同志帮我“照镜子”，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便详细做了记录，准备长期珍藏，不时翻看。但在清理办公桌时，不慎将这份记录放进了要销毁的手稿中，等投进焚烧炉后才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如今30多年过去，想起来仍感到万分遗憾。
自1989年年末，我连续在国外工作了10年。2000年回国后，外交部已搬进朝阳门那幢非常气派的现代化大楼。但我对外交部的大部分记忆却凝固在东四那两栋老楼里。如今每逢走到东四，我都会在那两栋楼前驻足凝望良久，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对往事的回忆。
